杂忆二哥周珏良（下）
▍王佐良先生在《怀珏良》一文中也说到，“文革”时当他和珏良以及另一人站在板凳上被批斗时，“当时我还有闲心看了珏良一眼。他是平静的，而且像他在遭人问难的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嘴边带着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这是珏良特有的微笑。
我以为他的在以文学为中心并及哲学、史学的旁通博览，正是他在中学时代的五年左右时间内打下的基础。也因有此基础，才能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形成他的别人所不能代替的特点。
1935年二哥珏良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我父亲对子女学习的选择以及之后工作的选择从不过问，全凭子女自己作主。因此，珏良选择英国文学，也应该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曾经听母亲闲谈时说过，珏良二哥原是想学医的，后来堂兄煦良和他谈了几个晚上，他就改学英国文学了。我想，事情不会简单地就这样的。这不过是一种戏剧化了的陈述。那时的历史环境，每一个人选择入大学的专业，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兴趣、爱好等；另一是从将来生活保障的考虑。如果想将来生活更好一些，过得更富裕些，大学专业的选择就有可能牺牲自己的兴趣；而如果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大学专业，则有可能将来收入不会太富裕。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一段时期，最令人向往的职业有律师和医生。这两种都是自由职业者（当时医生多数是独立营业的），社会上总是为人所需求的，职业稳定，收入较高，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指辛亥革命以来至全国解放为止的一段）。在我很小时，我母亲就指着我对人说：“我将来让他学医或是学法律当律师。”所以，珏良考虑报考大学的专业时，作为选项之一考虑到学医也是可能的。最后他选择了学习英国文学。固然，我父亲历来教育下，我们弟兄都要自立生活。但是，兄弟姐妹们也都没有谁去特意追求富贵的，大家都对能独立生活是有自信的，所以珏良很自然地选择了自己爱好的专业。
煦良确对珏良二哥有过相当的影响。过去家庭在文学方面的教养，主要在古诗文方面。珏良接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主要是受了包括煦良在内的几位堂兄、堂姐的影响。进一步，当煦良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向珏良介绍英国文学方面会更多、更详细。在珏良回忆学习英语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说：“大约是在1934年，我的堂兄周煦良从英国留学回来，到天津我家里小住。知道我在学英文，就叫我把作文拿给他看。用了两个晚上给我当面一边改一边讲解了好几篇，触及到的有语言问题，也有思想逻辑的问题，使我颇有顿开茅塞之感，从此对以英文写文章发生了兴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是具体而深入的。
珏良于1938年去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他因抗战开始而中断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生学习（仍是作为清华大学学生而不是联大学生）。正是由于在中学受到了扎实的英语教育，他可以在大学直接进入较高层次的英国文学的教育。他在回忆中说，“虽然大学一二年级都有‘大学英语’课，每周还有作文，但是我们这批学生的程度早已超过了这些课的要求，所以应付应付就过去了，主要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在大学里，他又遇到好的教授、好的老师，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在大学时代对我写英文文章有突出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遇上两位改文章的好老师，英国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和我国的叶公超先生。前一位是诗人、批评家，他的诗风深受英国十六世纪‘玄学派’的影响，散文则‘瘦硬通神’，以思路缜密、文字简洁精练著称。他改文章首先注重逻辑思维，找出毛病就给你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评语，造成极深的印象，下回再写文章自然就会注意了。其次他最不喜欢可有可无的形容词等等浮词，文章里碰上了准给你划了去，还要加评语，说明理由。跟他学了一年，我明白了写文章首先要把思路搞清楚，不可能作者思想模糊或混乱而能使读者弄明白所讲问题，也知道了要避免陆机《文赋》里所说的‘文不逮意’。叶公超先生自己能写漂亮的英文文章，所以给学生改文章常常指点如何写文章就能漂亮一些。”至于他在大学中的学业，他在回忆中也说，“我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系，主要是读文学，在大学时期（后两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英语的提高主要靠的是读文学书和有关文学和文化的书。”也就是说，他们学习英国文学不是什么纯靠老师讲课、传授，主要是靠自己阅读，独立钻研、体会、思索，是在有高度水平的教授辅导下的独立研究者。
1940年他回到天津。从1940年回天津到1947年去美国，这一段时间珏良住在家里，和我朝夕相处，而他又不是很忙。这一段时间正是我的中学时代，那时我已是十二三岁了，开始有些思想，对事物有点认识了，正是思想活跃、对各种事物都发生兴趣、乱翻各种书籍的时候。在频繁的互动之中，他不断地给了我丰富的知识和深深的影响。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多的有两个人：一是我父亲，另一个便是珏良二哥了。我父亲给我的影响首先就是为人方面、道德方面的，直接教导并不多，主要是身教，榜样影响我至深。我的人格的形成，主要根基于此。除一般中国文史方面知识外，特别是古文物和书法艺术两方面，以我父亲对古文物的丰厚经验和修养、对书法艺术认识的深刻，使我获益极多。至于珏良对我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一期间我的求知欲特别膨胀的时期，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珏良那里，我固然也得到中国文史方面知识，但更有新文学方面、西洋文学方面甚至还有些西方思想等等方面的知识，这在我父亲很少谈到的。一次，二哥到我房间见我学篆书用的是影印本宋版《说文解字》，他说这个本子不好，字不好看，我有一部藤花榭的本子好，给你。他不是讲版本，是讲书中每个篆字写得好不好。我原有的《四部丛刊》影宋本《说文解字》和他给我的藤花榭本《说文解字》，都是商务印书馆缩印的本子。父亲买了很多英文书，文学、历史的都有。我有时到书箱房翻看，偶然也拿某一本来阅读，其中就有一本Thomas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写的On Heroes,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雄与英雄崇拜》）。珏良有一篇文章还提到我父亲买这本书的事情，用来说明我父亲选书眼界的宽广。记得当时我看这本书时，被珏良看见了，他说，“你还看这个书啊？”他还就这书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讲了一些话，具体我记不清了，好像意思说这书不是太主流。我当时还在看一部书名叫The Decline of the West，珏良向我解释这书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有些人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了，乃出现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关于《简明牛津词典》和Fowler著的Modern English Usage前面已说过。这时又知道较好的、具有新的观点的丹麦人Otto Jespersen著的英语语法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1933）可以替代“纳氏文法”。
他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他谈到一些著名大学如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文史方面名教授的学术特长及他们的一些逸事。使我知道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特点，使我了解到清华大学有金岳霖教授讲授逻辑、数理逻辑等等。这和我当时热衷于抽象思维分析的情况恰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立志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数理逻辑的志向。如果不是后来形势的变化，我几乎一生都会在这个领域钻研下去。
那时并不仅仅是他直接对我谈话影响了我，有时听他和别人聊天也很有意思。例如听他和一位也是学英国文学的人聊弥尔顿（John Milton）、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拜伦（Lord Byron）等等，我虽不懂，也模模糊糊听下去。还记得他有一次和人聊起“两种风流余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诗句的思想，说得也非常有趣。
这一时期在书法艺术方面他给我的影响极大，无论是书法艺术的理解方面或是书写实践的用笔方面，我都因此大大进了一步。当时我们经常就一些碑帖讨论书法艺术，例如隶书方面的《乙瑛碑》《孔宙碑》等等，又例如楷书方面除《智永千字文真迹》外其他唐碑等等，均一一加以评论。我父亲，还有他的好朋友劳笃文先生，包括我的四叔周季木，他们这个圈子的共识是：中国书法的正宗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其艺术品格最高。你要学“二王”，就要懂得二王的笔法，以了解字是怎样写出的。从流传到日本的《智永千字文》真迹可以看到“二王”笔法。但是书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即完成这个艺术形象所需要运用毛笔的技术，要怎样运用毛笔以写出这字；另一个，是整体的艺术形象。有的人的书法艺术形象很好，但是写这种形象的字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用毛笔很容易写出。以郑板桥为例，他的字肯定是堆出来的，拿什么笔都一样，运用毛笔方面没有太复杂的技术。“二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们的字千变万化，艺术形象极高。必须能控制住笔，使笔毫随心应手做出那样多的变化，才能写出字来。写“二王”一流的字，如不懂得“二王”的笔法，那样，即使照原样外形很像地“写”出来，也只是描出来的，字肯定没有精神（因此也就不能传神）。二哥1940年从云南回来，比较闲，每天练字。我站在旁边看，他就跟我讲，楷书如何写、隶书如何写，笔应该怎么下。我都是跟他学来的。他那时给我讲用笔的道理，并亲自拿着笔一笔一划地演示。确实那毛笔很听他的话。我至今保存有一张他当时临写的《智永千字文》。用笔正确了，笔锋对了，写的字就像了。对照看去，一模一样。我们开玩笑说，“可以乱真。”应该说二哥珏良的功底是深厚的。但是，如前面我所说，这只是就基础而言。写出好字，还要写字时的艺术境界和当时的心境。珏良晚年稍闲，写字稍多，然而其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好则好矣，但总觉得有点不足。观其用笔、结体，都还可以，问题在哪里呢？我窃以为（不知对不对）他摆脱不开写字时求写好之心，不能像王羲之那样闲云野鹤。那不是有意识的，那是不知不觉中有了这样一点“心态”。有一天我和珏良去琉璃厂参观中国书店收购古籍成果展览（书店和他很熟，请他出席）。最后，书店摊开纪念册请他题名。那是一枝破毛笔，用那笔乱涂几个字倒可以，如写智永那种有收放开合的笔划来，就要见功夫了。只见他，虽然很吃力，但仍掌控住笔毫，规规矩矩写下年月和我二人的名字。我心中暗暗叫好。那字写得自然、潇洒，有宋人之风。“有宋人之风”，绝非过奖。因他基本功夫已够了，这时他心无旁骛，随便地把字写出来。又只是题名，没什么求好之心，所以发挥就好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恰恰这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于是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以为可以读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了。谁知不然。各校原有校址经过抗战八年，多经毁坏，需要先作一番修复。所以1945—1946这一学年迁到后方的大学仍在西南各地。于是我们大家又在北京的辅仁大学、天津的工商学院等念了一年。这一年我在辅仁大学数理系物理组。清华派到北平筹备复校的负责人是陈岱孙教授和陈福田教授，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办事。珏良要去见陈福田。可能是商量他回清华任教的事，同时也看看清华校园什么样子了。那是1945年12月，大晴天，大风。我和珏良二哥穿了棉袍，每人一辆自行车，出了西直门就顶着大风走。骑上车走，大风连人带车可以刮转九十度。所以，基本上是推着自行车从城里走到清华大学。那一天恰是蒋介石在太和殿接见全北京市的学生。蒋在太和殿向全体学生讲话，“……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们要顶天立地……”场面非常热烈。我从了解到的情况看，觉得也许可以说狂热，学生们第二天还在议论蒋介石的手套是谁抢到手的。这个局面，今天对绝大多数人会觉得完全不可想象。但是，要知道，北京、天津的老百姓历经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还有许多东北人是十四年压迫），一旦重见天日，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那时大家心中的政府就是国民政府，领袖就是蒋介石。这时离日本投降才四个月，国民党的劣迹在沦陷区刚开始暴露（再过几个月或一年老百姓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是大事，每个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参加。但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对我有着那样大的吸引力，蒋介石在我心中自然就谈不上了。于是，不理学校的安排，跟着哥哥去了清华。陈岱孙、陈福田他们在工字厅办公和食宿，我们在那里吃完饭后便在校园中走走看看。清华大学的校园被占领作日军的野战医院，人很少，偶然一个日本伤兵在路上闲步，回头一看见我们，立刻转身、立正、行礼，直到我们走过去，他才恢复走路。这样情况遇到约有四五次。在小日本面前如此扬眉吐气，其畅快之情，实在难以形容。
1946、1947年间二哥回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员，在学校宿舍普吉院安了家。那时我也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每星期六晚上常是到他家。二嫂给我们做晚饭，晚上往往就住在那里。星期日如不进城玩，就在他家呆一天。当时二姐与良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六哥以良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大家聚在二哥家，也颇热闹。去二哥家，不论何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住下就住下，非常随便，像在天津家里的感觉。
1948年8月，周珏良摄于芝加哥大学。
到1947年秋他考取公费留学，去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了。在解放以前出国留学是不容易的事，要家庭非常富有才能自费出去。所以许多真正有学问的人多是靠考取公费留学出去。我了解不多，大致来说，可能过去公费留学，除了清朝末年派学童出国和大量派去日本留学生外，到欧美留学基本上就只有“庚款”留学。那就是，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俄、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据文献记载，我国解放前的知名学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此途径出国学习的，例如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姜立夫、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都是最早“庚款”出国的。这还只是最早的之中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在解放以前，我们熟知的我国几乎全部学术精英都是由此途径出国留学的。珏良考的那一次大概是在1946年。名为考官费出国，实际上分两种：一种就是每年给一定款项，足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费用。这是真正的“庚款”留学。这一类名额极少。例如，那年“庚款”留英就只有一个名额，是王佐良先生考取的。另一种叫“私费”，考取这种资格后，可以以“官价”换取一定数额的外汇（美元），珏良考取的就是这一种。当时国民政府的“官价”离现实价格差距很大，考取后换取外汇要不了太多钱。当时大学中优秀的讲师、教员都去考，这种情况，一般学习一年之后就要靠自己成绩优秀、取得国外学校的奖学金继续学习下去。我的印象中，凡考取了的人中，没听说谁买不起“官价”外汇的。考取的人一般都很优秀。也没听说谁学了一年得不到国外的奖学金又回来的。这一次我兄弟姐妹中有珏良二哥和与良二姐两人同时考取出国。
珏良1949年8月回国，到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任教。大体上自那时起我已渐长成，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了，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了，是个成人了。所以，和珏良二哥的交往互动，除去仍从他那里吸取不少知识外，还有了讨论、交换意见。不记得是何时了，外语学院迁到魏公村后，他在校内宿舍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从那时起，几十年来我经常到他家去喝酒、聊天。闲时就多去，忙、运动紧张时就不去。酒是共同的爱好。聊天的内容则看兴之所至。珏良有心思聊，也有很多可聊的，聊古董，聊书法，聊对一些书的看法。比如杨度的弟弟杨钧有本小册子《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我们俩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懂书法的。我们两人心是相通的，一谈便合，便能了解、会意。
“文革”中后期，我的老伴因单位运动抓得紧，星期六、日以外要住到学校里。当时老伴住北大，我一个人住马甸中科院地质所宿舍。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下班后六点钟左右便骑自行车到外语学院二哥家，吃晚饭，聊天，近夜十二点钟再回家。有一次，我一人骑车回家，走到北太平庄附近，已夜十二点多了，我大声唱着禁唱的老京剧《文昭关》，感到胸中非常畅快、自由。马路很宽，路对面是四五人一组的拿着大棒的工人纠察队在巡逻。
后来，“文革”结束后，我几乎是每星期日都去。上午九十点钟去。有一次我走得稍迟，还不到十点钟，二哥就打电话来了：“怎么样？今天有空吗？”午饭总是二嫂给我们做些好吃的。每次我一进门，二哥就笑嘻嘻地对二嫂方缃说：“老十来了，弄点什么好吃的？”这样一句给我弄点好吃的，其实有深一层的意思。我小时比较娇惯，凡蔬菜一律不吃，只吃肉类。我在近些年才慢慢觉察到，我这毛病给几位大哥哥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我去他们家吃饭，他们总要给我弄些肉吃，觉得我少不了肉。其实我也逐渐成长了，也不是那样非荤不乐了，可是哥哥们的印象始终没有变，总要给我找点肉。早些时，六七十年代，肉是限量供应的，每人每月二两，没有办法弄肉，于是就买些私人上门卖的水产。吃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有一次嫂嫂买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大鱼，烧出来也非常诱人，但是有一股浓重的农药气味。那是不敢吃的，只好全部倒掉。那是在养鱼池中撒了农药，毒死了偷来卖的。有时也能遇到好东西。有一次买到了泥鳅。价钱很便宜，两毛钱一斤。做了泥鳅烧豆腐。那汤味道极鲜，堪称美味。于是，我和二哥、二嫂我们三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七十年代后半，“文革”结束，供应放宽，一切就好办了。二嫂的厨艺高明，能做各种菜。
聊天中，我几次跟他说，要他选些最好的、最有名的英诗，详加解说，编写一部英诗选，一部“英诗三百首”。他答是答应了，然而老不开动。最后《英语学习》杂志约他每期写一篇，他才开始写。只写了八篇，就去世了，不然这个选本会很精彩。王佐良先生评论这组文章说：“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既要讲解语言、格律，又要阐明旨趣，写起来显然是很费力的，但是读起来却使我们感到愉快，原因之一是珏良采取了中国古典文评的评点办法，而在交代有关诗的背景和作者的掌故方面又用了中国诗话的夹叙夹议而又要言不烦的随意笔调。中西学问在这里也是结合起来了的。”
这么多年，他来过我家吃饭两次。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他带了两个儿子启如、启鸣骑自行车来的。当时我住德胜门外祁家豁子中科院地质所宿舍。我记得预备的是黄酒。印象中他也没有喝多少。不过，后来据二嫂说，那天回去路上，两个儿子一左一右骑车保驾，他在中间带着酒意晃晃悠悠骑回去的。另一次来我家，时间上比较靠后了，我已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是由他的女儿启柔陪同，仍是骑自行车来的。这一次留有照片，有他坐在那里舒舒服服的样子。那是1989年3月5日，按阴历恰是我的生日。
我们没有正式书信往来谈问题的习惯。1986年我家中装电话之前，他有事只有靠写信通知。写来的信，三言两语，仍是闲谈。1957年他因肺病，在天津父亲处疗养了大半年。我当时在苏联学习，我的书籍及各种用品仍留在父亲处，未及运到北京。记得他曾给我一信，说他知道《散曲丛刊》是我深爱之书，他现借去，将来一定归还。其实，这种情况，既然我本人不在，我们通常做法就是将书拿去、将来归还就是。他写这信仍是说些闲话聊天的意思。又一次是在1970年左右。当时各单位都在外地办农场，干部下乡劳动，他们外语学院农场在湖北沙洋。他寄来一简短字条说，近几十里内没有酒卖，“甚苦！”没酒喝，向我叫苦。也是因为我们于喝酒有同好、有交流。
我一般不太保存信件，现检得偶然存下的五封信录在下面。除第五封信是从国外写来的之外，馀四封都是因我家无电话而写信通知性质。就其内容，亦稍见我们平日来往、谈话的内容。
（1）1975年1月1日
景良弟：
伯鼎寄你信找出，寄上。如有工夫可来我处玩。惜除Rum外无好酒耳。每日晚间均可（除星二外）。
珏良 一月一日
（2）1980年6月8日
景良：
我向大哥借GoldenBough一书，他有石章一方托我找人去刻，希望有时间去取一趟，到我处时带来为盼（不着急）。最近西单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旧书较多，价亦不贵，石印碑帖往往只售数角钱，近日颇有所得也。馀不及，并致
敬礼！
珏良 六月八日
小群备考中学想必甚紧张，要注意休息、娱乐。
（3）1982年2月20日
景良：
最近文物出版社出了一本“十三行”，是青玉版本，颇好，价亦廉，已给你买了一本，便中来取。又新出《水浒传资料汇编》，其中包括李卓如和金圣叹对各回的评语，我已买一本，可来看看。也许正是你想要的也。最近方纯送我一瓶参茸酒，也可来共享。
敬礼！
珏良 二月二十日
如方便，请将护花主人评《红楼》带来意看。
（4）1983年4月6日
景良：
去津前希来我处，琉璃厂书店送来父亲托他们修理书一部，请你带去。
敬礼！
珏良 四月六日
（5）1990年11月13日
景良：
来信早收到，录相机当照你的说法回去再买。
我们在美已呆了近半年，十二月初去澳再呆上三两个月，也该打道回府了。就我而论，外国最吸引人的是图书馆，但以我的年龄，每天埋首书丛已无此精力，其馀的地方过去大都见过，重新再看看也就算了，多而实无意义也。
如有新书于我合适者，请代买，钱由小朋支付。我想到的有冯友兰哲学史（除玄学卷以外各卷）、宋诗钞（宋诗纪事书有，如有其他各代诗纪事，如唐诗纪事，请代买）、词话丛刊（唐圭璋编，名字可能不太准确）。【此段落左侧，别署两行云：“部头不大者，买重亦不防（妨）”。】古逸丛书三编影印《陶靖节先生诗注》（宋本）如遇到可买一部，杲良要。
耦良夫妇来美事不知办的如何？最近听说签证比较容易了。打蛋器已买好，回京时带回。
小北相片一张寄上。
珏良 十一月十三日
上面两封信中都谈到酒。其实，是每次见面都要谈酒，每次见面都要喝酒。进门以后坐下，先拿出酒，边喝边评论。像这里谈的朗姆酒还是一般性的，至如参茸酒则不算喝酒的正宗了，亦可见当日买点好酒之难。到他的儿子出国留学、工作之后，他才能陆续有点好酒喝。信中屡次谈到托我买书或代我买书，除开列书单托我买之外，还经常“代”我买书。也就是未问过我，自作主张买了书赠我。因彼此兴趣之所在都很清楚，只要书价不太贵就买来送给我了。肯定知道我会感兴趣。至于护花主人评《红楼梦》，那是有一次闲谈时我说现在研究《红楼梦》都是研究各种脂评本，这自然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正路；其实，过去通俗小说的评注，多从人情世故揣摩，也可另作一类研究，如护花主人评《红楼梦》。所以这封信中他让我把护花主人评《红楼梦》带去。信中还可看到他对于出国不像有些人那样看重。
1957年他因肺结核在天津父亲处养病，而我的书籍全留在父亲处，当他翻阅我的书籍时，在我的三部藏书题写了跋语。现录在下面。这三部书可算是我藏书中的“善本”了。其中两部为印谱。因我喜欢赵之谦刻的印，故我父亲有一次给了我赵之谦的《二金蝶室印谱》和另一部《丁黄印谱》。也许，给我《丁黄印谱》或寓有暗示，让我不只看赵之谦的充分发挥和花哨，要知道他的根底所在。珏良二哥翻阅得很仔细，看到了反映在这两部印谱之间的一段故事，并写下了跋语。
黄易，字小松，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人。他懂得金石，有收藏，并善刻印，后人称“西泠四家”之一。他曾为赵晋斋刻了一方印文为“赵氏金石”的印。八十七年之后，有沈均初者，亦是名人，他得到一块印石，有黄小松乾隆丁酉年刻的边款（即在印章侧面刻的题字），但印文已被磨去。于是，赵之谦用此石仿黄小松“赵氏金石”的风格为沈均初刻了“沈氏金石”印，并刻了边款。其文曰：
均初得此石，上有小松题款，而印文已为人磨去，甚足惜也。忆小松曾为吾家竹崦翁刻“赵氏金石”印，因师其法为均初作此，少补缺陷。
后八十七年同治癸亥十月，会稽赵之谦记。同观者仁和魏锡曾。
珏良翻阅这两部印谱，见《二金蝶室印谱》中有“沈氏金石”印及赵之谦的边款。又在《丁黄印谱》见到“赵氏金石”印。于是在两处都写了跋语。
珏良题《丁黄印谱》“赵氏金石”印：
竹埯翁赵晋斋，仁和人，治金石学，与黄小松、何梦华齐名，有《金石目》五卷。小松“赵氏金石”印，作于乾隆四十年乙未，时三十二岁。赵撝叔尝仿此为沈均初刻“沈氏金石”，有出蓝之致。题称“吾家竹埯翁”。见景良藏傅子式手拓《二金蝶室印谱》。
珏良题《二金蝶室印谱》“沈氏金石”印：
竹埯盦为赵晋斋室名，小松刻“赵氏金石”及“竹埯盦”印，均见景良藏《丁黄印谱》。
另外，也是1957年，珏良在天津看到父亲给我的一部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周昙咏史诗》。这是善本了。他也把彭元瑞恩馀堂有关此书考证的跋语及清人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有关《周昙咏史诗》一书的考证另纸抄录下来，夹在书中。
珏良写道：“《恩馀堂读书跋尾·周昙咏史诗》云：‘此书晁氏、陈氏俱不著录，惟焦氏《经籍志》载云八卷，此从项药师、朱锡鬯旧钞本录得。唐人文字单行者甚少，《全唐诗》仅采其诗而无讲语，观此亦可见当时体格也。续得宋本再校，究多不通，奈何。本乃季沧苇所藏，按此书朱笔，当即依季氏宋本校，今止存上卷，因为十弟补录跋语。又《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五有宋刻《周昙咏史诗》三卷，每题下注大意，诗下引史加以论断，与此抄本正合，惟是否为项、朱旧钞本之所从出，则不可知矣。’一九五七年秋题记。时予养疴津寓，景良则远在苏联，亦‘看竹何须问主人’欤！”
是的，“看竹何须问主人”。看书心中有主人才会如此说。再者，他为此书竟查阅了两跋所在之书。也亏得到那时我父亲手头所有版本目录学参考书籍仍很丰富，他才能够查阅到。
珏良喜欢收藏古墨。我对古墨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谈话中从来没有涉及古墨。堂兄绍良和他来往较密切。绍良是一位藏墨大家，珏良常和绍良以及另几位藏墨名家张子高、张炯伯、尹润生聚会（张子高先生是清朝的秀才，这在清华大学老教授中是仅有的)。在珏良去世后多年，听绍良之子堂侄启晋说，珏良藏墨重点在“婺源墨”，而“婺源墨”一般不制做很精品等级的，但专收集“婺源墨”也自成一格，想是他听绍良说的了。珏良只有工资收入，我想他是没有多少财力可以大搞收藏，所以只能别辟蹊径、收集如“婺源墨”而成一小局面。珏良去世后，其藏墨卖给一位亲戚。亲戚并应我们之请答允写一篇纪念珏良藏墨的文章。等了多年，仍不见文章。于是我去问了才知道，因售墨时嫂嫂扣下了多块墨，该批墨已不全，故不愿写文章了。我于是问二嫂，“你怎么扣下了墨？”她说，“我哪里敢动那些。是他说你可以留几块，我才敢动的。”二嫂是个完全不了解收藏文物方面情况的人，把留下几块墨视为平常，没有太深的考虑。既然给收藏者造成如此深的遗憾，我心中十分抱歉。只是我们知道得太晚了，过去了近二十年了，已无从补救。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此事原不必再提，但我心中最为遗憾的是，珏良收藏古墨一场，竟没能留下一点痕迹作为纪念。珏良有一个小本子是他藏墨的目录，当时也给了购墨者。所以，至今我们即使想发表一份珏良藏墨的目录也不可能了。
林徽因先生的客厅里经常聚集了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精英，林徽因先生时有名言隽语常被传为美谈。有一次林说清华有“三孙四良”。“三孙”是叶企孙、金龙荪（金岳霖）、陈岱孙三位老教授。他们三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是在清华大学教授中极有威信的人物。“四良”是王佐良、周珏良、丁则良、王乃樑。此四人都是清华培养出的青年精英，一时才俊，当时也都在清华任职。他们几人当时还只是教员级（当时清华在助教和讲师两级之间有教员级），当时已颇受瞩目。我想林徽因先生此语是描述清华亦老亦少都是人才济济。我当时亲历大家作为美谈流传、转述此语时的情况，但是近来有人把“四良”中的周珏良改为周一良，这就完全不对了。一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不是清华培养出的人才，他1947年从燕京转到清华，是外语系和历史系合聘，第一年好像是在教日语方面的课程，尚未发挥他最主要的历史方面的专长。当时大学聘初回国博士，一般开始都是给副教授名义，而胡适在给蒋梦麟（当时主持北大）写信谈及争取一良来北大的信中说，恐怕要给他教授名义。所以，一良在当时一批从欧美回国的青年学者中算是个中翘楚。但他既不是清华培养出的，其资历、地位和其他三“良”也不很般配（高出一点，已是教授）。据此，不但当时我亲耳听到的是珏良，而且换成一良也不般配。因现在关于“三孙四良”流传成各种各样，故此我多说几句。
1991年摄于北京图书馆，纪念周叔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古籍展。左起：周景良、周杲良、冀淑英、周珏良、周一良。
中国传统文人常置一部诗笺，请朋友们题咏，作为纪念册。这种诗笺有各种各样，但一般都是传统木版刻印彩画，一面是画，一面是空白。珏良也置了一部，请朋友题写。大约是在他参加《毛主席诗词》英文本定稿的工作时，赵朴初先生也参加了此项工作，珏良拿了他的这本纪念册请赵朴初先生题写。赵朴初先生一看很高兴，说：“你还有这个呀！”谁知，拿去后，就长时间杳无音讯。绍良和赵朴初先生很熟悉，又同在佛教会共事，因此托绍良去问。回答说找不到了，等找到即写了送来。过了一年、两年，又托绍良去问，仍说找不到。如此，隔一两年就托绍良去问，总是回说找不到。有一次还说，已命秘书把赵朴初的书籍全翻一遍仍没有。就这样，直到赵朴初先生去世，也未见纪念册的踪影，纪念册上珏良许多好友的题咏也就遗失了。这对别人也许不甚重要，但对于珏良却是一件深深的憾事。我想，按其流转经过，这东西不会流散很远。我之所以写这一段，是想无论将来这册子落入谁手，希望他知道这段经过及其对珏良的重要意义。
珏良一生主要是在外语学院教学与研究，我只知他研究英美文学，我略翻了一下有关纪念他的文字，才知道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范围，其中尤致力于普遍诗学。王佐良先生在《周珏良文集》序中评价说：“应该说，建立普遍诗学，珏良是最有资格的一个人。他的不可及处很多，……可以说，中国一般学外国文学的人没有他的中文根底，而中国一般谈比较文学的人缺乏他的外文修养。……这两大优势集于一身，在时下学者中是不多见的。”“珏良是赞成在中国发展比较文学研究的，他看出了这门学问能够带给中国文学研究者以新眼光和新机遇，于是以身作则，从实际做起。上述文章就是他的部分成果。”
我想，正因为他能两大优势集于一身，所以他的研究成果有其他人所不能及的特色。但是，窃以为，有一点更重要，诚如王佐良先生所说，“他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我甚至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对诗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的文人，然后才是一个有特点、有成就的研究者。所以王佐良先生才说：“珏良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中国的诗、英国的诗他都精通，这样的人很难得。所以珏良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他是文思冒出来了才写，有点自然流露的。”然而，王佐良先生又说：“以他的素养和功力，他完全可以在翻译方面有更大的建树，正同他在普遍诗学等方面的研究上可以有更丰硕的成果。许多事在他似乎只是刚开了一个头。”一良大哥在所著《钻石婚回忆》中也说：“他生性懒散疏放，有诗人气质，嗜好甚多。如果不是因为兴趣太广，校外任务太多的话，他在学术上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其实，正是因为有文思冒出来才写，漫由自然流露写出文章是他根本的工作态度，所以，必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也因为这样成果必出得很慢，数量不会是很多。要积累出更丰硕的成果，比起其他人需要更长的时间的积累。可惜的是天不假年。
珏良的学生说起珏良来也很有意思，下面举两位他的学生的话，看看他们心中珏良是什么样子。王立礼先生回忆：“学生时代虽然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周公，但听到有关他的传闻却不少，甚至可以说，在学生看来，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三人中，周公具有更多的传奇色彩。周公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人宽厚，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文革’期间挨整时也不忘在小馆子里喝杯啤酒解闷，和附近四季青的农民聊天交友。”“他博学的谈吐,洒脱儒雅的举止,以及那睿智的双眸,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先生有一种对人、对人生的豁达、宽容和理解。青年学生喜欢接近他，他也喜欢年轻人。”
请注意上面王立礼先生有一句话，说珏良“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人宽厚，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王佐良先生在《怀珏良》一文中也说到，“文革”时当他和珏良以及另一人站在板凳上被批斗时，“当时我还有闲心看了珏良一眼。他是平静的，而且像他在遭人问难的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嘴边带着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这是珏良特有的微笑，所以王立礼先生能够注意到。王佐良先生也注意到，许多人都注意到。我想，诚如甘恢挺先生说，“先生有一种对人、对人生的豁达、宽容和理解”，才会有这样一种笑。但是我以为这是他与生俱来，天性所致的性格或心态。在他十三四岁“犯错误”致我醉酒时，站在母亲身旁也是这样笑。正因为这种笑是他心中的境界的体现，所以，在珏良去世、遗体告别的大厅上，他的夫人方缃要求不按惯例悬挂所谓标准像，而悬挂一幅稍侧身、带有这样微笑的照片。这才是真正的标准像。二嫂和珏良他们和冰心女士有往来。二哥去世时，冰心女士送来一个小巧的信封，内有一张精致的短笺。上面写：珏良去了，丢掉沉重的躯壳。
珏良二哥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还是时常想起他。我想起他时不是带有怀念亲人的那种伤感，而是有话要对他说、和他聊。确实，我会和他谈起他未及知道的麦芽威士忌酒（malt），我会和他谈及近年出土的颜真卿书写的、和《多宝塔》书体相同的墓志。当出现某些事物时，就想和他说说，许多许多。许多事只有和他聊了，才感觉到彼此理解，才感到舒畅。
2015年2月12日写毕
孟繁之 校读
纪念（2015.3.6）| 杂忆二哥周珏良
周景良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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