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愿用俄罗斯式的悲悯去换取整个西方的幸福。”
▍责任伦理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了预测并引领未来的思想功能，文学经典成为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走向的风向标。
俄罗斯文学堪称文学的“世界奇珍”。她不以故事的情节诱人，也不以叙述的奇巧取胜。经历了千年文化传衍、流变和各种转折的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是作家呈现的社会世相、人性百态和灵魂“奇观”。读她，你不会轻松愉悦，做不到泰然漠然，任何一个读者都不敢对她轻慢，都会震撼于她的深邃厚重。成就文学这一“世界奇珍”的原因何在？是俄罗斯文学的品格：强大的责任伦理、深刻的灵魂关怀、内在的悲剧精神、伟大的“崇高”理念；是文学自身固有地域的、历史文化的、文化负载的特性和无所不在的宗教意识。
§ 俄罗斯文学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记录，殉难者的史册”
有独立民族品格的俄罗斯文学始于普希金。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为一种始终接受社会审查和评判的社会性公众表述，每一部重大的文学作品都会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现象与争论热点，作家、批评家也从未忘记对个人、民族、人类自觉的责任担当。
果戈理说，“一个人只有当他对自己的故土和自己的人民有了本质的和细部的充分认知，只有将自己培养成其乡土的公民和全人类的公民时……他才能进入创作领域。”别林斯基说，“文学的核心任务就在于深刻地，全面地揭示生活的矛盾。”诗人涅克拉索夫说，要想做一个诗人，首先应该作一个公民。当代诗人叶甫图申科说，诗人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的内涵远远要大于一个诗人。
1842年，刚刚问世的《死魂灵》立即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引发了俄国思想界围绕着俄国农奴制度和文学创作本质的一场剧烈而又持久的思想论争。赫尔岑说，“《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国”。20世纪50年代，在境外发表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连同他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遭到了险象环生的政治围剿，成为轰动苏联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重大现象。1988年它在苏联本土的“回归”再一次掀起了争论的狂澜。这样的例子在俄国的文学史、文化史上可谓不胜枚举。
责任伦理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了预测并引领未来的思想功能，文学经典成为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走向的风向标。作家对社会历史、民族命运、人性变化、存在状态的深刻体认使得每个时代都能产生体现社会发展，表达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来。俄罗斯作家始终具有启蒙者的意识，改革家的精神，思想家的品格，艺术家的风采。
文学的责任伦理我们还可以从作家多舛的人生中得到有力的证实。在19世纪，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从果戈理到屠格涅夫，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或被流放、监禁，或被革除教籍甚至被判处死刑的迫害。在20世纪，更有一大批作家惨遭流亡、监禁、杀害，比如布宁、古米廖夫、叶赛宁、沃龙斯基、扎米亚京、巴别尔、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名字我们可以长长地罗列下去。赫尔岑说过，俄罗斯文学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记录，殉难者的史册”。
人的精神存在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叙事的核心，而相应被作家忽视和偏废的正是人的物质性存在。
文学对物欲的否定这一命题最早出现在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之中，工于心计的格尔曼对金钱的贪欲充分显示了被“欲望”左右的生命悲剧。“金钱骑士”既是时代性格的图腾，也是个体灵魂沉沦的表征。果戈理笔下的贵族地主们正是在对金钱、财富的攫取中成了一具具精神畸形的“死魂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戈罗夫略夫一家》则将这一命题推向了极致：一代贵族地主对财富的攫取走到了令人恐怖绝望的程度。对财富的争夺使得家已不再是躲避社会噩梦的绿洲，而成了展现金钱社会罪恶和丑陋的市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停留在对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人既有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论辩和反省上，他探讨的是人的一种共时性的灵魂状态。他通过人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纠结、罪感来表现人灵魂的冲突、挣扎、呼号。宗教视角更大大强化并深化了其灵魂的叩问。他的小说告诉读者，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社会发展史，更是人个体灵魂的无有休止的搏斗史。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灵魂关怀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题材和多样的叙事。它或将个体灵魂的堕落视作社会精神危机的根由（高尔基的《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或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普里什文的《人参》），或以生命、心灵的自由视为人最高的精神追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或以实现真善美爱的精神生活为最高原则（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塔》），或将精神生活的和谐和灵魂的永恒视作最高的生命理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或以基督爱的理想作为民族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归宿（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第一圈》）等等。作家通过主人公在精神生活领域不息的探索，不断的怀疑与反省，揭示社会的悖谬、人性的异化、灵魂的堕落，不仅为社会的正义、平等仗义执言，为人的自由和幸福斗争，还在为实现人的精神重生、灵魂复活呼号。
展现精神、灵魂的复杂性并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是俄罗斯文学独有的灵魂叙事，也成为世界文学灵魂关怀的典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哲学家谢·布尔加科夫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我们的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两个太阳”。
俄罗斯作家精神探索、灵魂拷问的文学旅程穿越的是一个充满苦难、不幸的世界，蕴蓄着一种强大的悲剧精神。比起西方的同行们来，他们对苦难，特别是人的精神苦难，更敏感，更愿意也更善于表达。早在18世纪末，拉吉舍夫就说过，他之所以钟情于文学，就因为“我的灵魂被如此沉重的人类苦难所震撼”。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生是基于苦难的，苦难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本质属性，因此，“对于一种宽广的意识和一个深邃的心灵来说，苦难与疼痛永远是必须的”。
是果戈理在俄罗斯文学历史上敲入了两根刺眼的钉子：黑暗意识与悲剧精神。批评家莫楚尔斯基说，“我们文学中的一切‘黑夜意识’都是从果戈理开始的。”作家深深地为俄罗斯人的精神堕落感到恐怖，大声疾呼，“一切，连空气都让我感到沉重与窒息。”他认定俄国社会和俄罗斯人需要道别麻木、冷漠，应该通过揭露黑暗、展现悲剧来激活自己。《死魂灵》是作家通过对生活的荒谬与人性缺陷的揭示来表现民族精神深层的混乱与撕裂，表现宗法社会中民族性庸俗和集体性荒谬的杰作。
贯穿两百年文学始终的这种黑暗意识与悲剧精神表现在：对小人物苦难命运的同情、悲悯，对俄罗斯民族精英人生求索悲剧的哀叹，对人灵魂深处欲望与理性无有终结的矛盾、搏斗的洞察以及真善美在社会现实中被扼杀、被摧毁的悲哀。文学史家文格罗夫说，这种悲哀不是失望，而是深深的同情、关怀和爱，是俄罗斯文学意识的典型特征。著名的“多余人”形象所记录的并非个性形成的证明，而恰恰是个性毁灭的悲剧。而“小人物”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们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生，更有他们自身的人格缺陷，还有社会意志吞噬个人意志的存在悲剧。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实现了悲剧诗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主人公葛利高里精神突围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对时代的冷漠、狭隘、残酷、暴力的一种抵抗和修正，也是人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悲剧。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展现了时代、社会将个体的人挤压到一个只有彻底服从政治条规和集体意志才能存活的悲惨境地。他将主人公生命悲剧的叙事升华到了人类自我救赎的形而上层次。作家没有在是非、对错、新旧、革命与反革命的伦理概念中挣扎，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看待一场变革，用生命的宽厚和仁慈考量社会演进中的人和事，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悲剧小说的叙事伦理：用生命伦理抗拒革命伦理，反对只为革命歌唱不为牺牲哀悼，只听胜利凯歌不听苦难哀响，只讲国家、人民的未来不谈个人、家庭幸福的今天。当代作家马卡宁的《审判桌》则以“审判桌”为隐喻意象，审视积淀于民族心理中的施虐与受虐心理，将积淀于俄罗斯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用一种荒诞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精神如尼采所言，是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是“对生存中艰难、恐怖、险恶、成问题的东西的一种理智的偏爱”。洞察了俄罗斯文学悲剧精神的这位哲学家还说，“我情愿用俄罗斯式的悲悯去换取整个西方的幸福。”
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说，文学的“崇高”就是伟大的思想，高昂的情感，审美的修辞。康德则更强调“崇高”的精神意蕴，他说，崇高就是人的崇高，人的理性与思想的崇高。表现并张扬“崇高”是俄罗斯文学对生命悲剧的强大反拨。
由对“崇高”的向往而生发的理想主义是俄罗斯作家基于现实缺憾而生成的对理想境界的虚拟。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没有崇高理念的镜鉴文学便会失去修正现实奋然前行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文学艺术就是美，而美之所以有益，就因为她美，就因为人类永远有着一种对美和美的最高理想的诉求。当代作家维克托·叶罗菲耶夫指出，“她（俄罗斯文学——笔者注）共同的世界观信条基于一种希望哲学，对能给人带来美好生活的变革的乐观主义信念的表达。”
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时时都有理想主义“崇高”的辉映。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如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道德上的理想主义如果戈理、列斯科夫、索尔仁尼琴；人性的理想主义如冈察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布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生态的理想主义如普里什文、卡扎科夫、艾特玛托夫；审美的理想主义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帕乌斯托夫斯基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篇小说《怎么办》中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理想伦理、理想人格的伟大憧憬。托尔斯泰本着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遵循着宽恕、爱抚的基督精神，营造了一个能抵御世界冷漠、卑俗，根除仇恨和暴力的理想天国。契诃夫的创作之所以常常不被批评家所理解，显得另类，就在于他总是将生活本身的复杂、人性固有的幽暗、人格常见的缺陷通过多义的朦胧表现了出来，其中深藏着他对理想人格、理想人性、理想人的强烈渴望。他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脸蛋，衣裳，思想，心灵。”
与“崇高理念”紧密相关，理想英雄成为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重要的人物原型。屠格涅夫始终以时代英雄作为他长篇小说创作的主人公。他笔下的贵族多余人、平民知识分子、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不是时代先进思想的引领者。列斯科夫塑造了一系列来自社会下层的，诚实正直、信仰坚贞，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试图重建文化和伦理秩序的宗教“圣人”形象。高尔基笔下的丹柯是个用自己燃烧着的心为人们驱走黑暗，迎来光明和自由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英雄。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和《青年近卫军》中一个个不怕艰险、不畏强暴，为了民族解放而战斗、捐躯的青年英雄都成为时代精神、民族魂魄的典范。
由崇高理念生成的“乌托邦叙事”贯穿了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历史，它不仅是一种审美理想，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文体，构成了文学表现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的特殊领域，成为文学发展重要的精神原动力之一。
§ “在俄罗斯，最为深刻的和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而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的。”
俄罗斯文学的豪放、大气首先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幅员的辽阔、民族的多样、生活形态的丰富形成了俄罗斯作家宏阔的艺术思维，造就了史诗性著作的丰饶，作家对“百科全书”式呈现的热衷。
广袤的疆土让俄罗斯作家感受到最为宏伟、神秘的大自然力量，既滋生了他们对大自然浪漫的遐想，也成就了他们绝对自由的天性。马休·阿诺德说，在俄罗斯，生活本身就带有年轻人的狂热。几乎所有在俄罗斯文学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家都在为他们无限眷恋的俄罗斯大自然而敬而畏，而歌而泣。大地母亲、哥萨克、顿河、伏尔加河、高加索、西伯利亚、彼得堡等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地域元素，暴风雪、暴风雨、高山、悬崖、森林、草原、大海、白桦树、三套车等在俄罗斯作家的笔下有着生命的灵性，蕴含着无穷的意义，仿佛总在分泌神圣而威严的宗教神圣感。
广袤的疆土也促成了俄罗斯乡土文学的发达。一方乡土不仅是作家魂牵梦萦的地方，更是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文化之根。比如高加索之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米尔格罗德对于果戈理，郊乡的贵族庄园之于屠格涅夫，伏尔加河之于高尔基，远东之于法捷耶夫，顿河之于肖洛霍夫，阿尔泰之于舒克申，沃洛格达之于别洛夫，弗拉基米尔之于索洛乌欣，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之于拉斯普京，等等等等。文学维系乡土的旨趣是在文明社会之外寻找文学之根的民族文化因素，使俄罗斯文学始终保持“俄罗斯性”的文化与思想深度。于是，俄罗斯社会的变革与俄罗斯人的精神演进自然成了作家回望乡土、书写乡土无法回避的题中之义，民族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在他们的笔下也往往被在大自然中繁衍生息的，寂然无声的乡民所承载。俄罗斯文学史上从未断流（在后苏联文学中尤为发达）的文化寻根潮便成为俄罗斯文学重要的审美源起与精神归宿。
曲折、苦难的民族历史文化是俄罗斯文学苦难意识与悲剧意识生成的外在缘由。俄罗斯千年文明史中有240年鞑靼人的统治史（1240—1480），此后是300余年漫长的中世纪。俄罗斯到了18世纪才通过彼得一世的改革开始走向欧洲，到了19世纪才走向了世界。历史上最严酷的极权，社会上最长久的动荡与混乱、暴力与流血，世界上最可怕的战争，都曾袭击过俄国。
马克思说过，俄国是在没有政治解放这一过渡阶段的情况下，在没有形成现代资产阶级的情况下，由封建制度向着工业化国家迈进的。在欧洲小说背后存在着具有稳定作用、日趋成熟的宪制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繁荣的市民文化。然而，在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生活的俄罗斯，这些东西并不存在。在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中既有对平等、民主、自由的西方人文精神的向往，却又始终保留着对专制主义的顺从和笃信。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性始终在影响着俄罗斯文学历史的发展：多神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自然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与神秘的、充满伦理的东正教精神；欧洲化的彼得堡与坚持俄罗斯古风的莫斯科等。
千年的民族文化史中有着深厚的使徒文化基原。鞑靼人统治时期以及随后中世纪的历史中，除了记述抗击外族入侵的故事，占文学主导地位的是圣经的古斯拉夫文译本、使徒传、伪经、布道书，还有宗教色彩浓郁的编年纪事。在世俗文学日益发展、成熟，取代宗教文学之后，使徒文化的意识、理念才逐渐转化为一种启蒙、责任意识。历史文化中国家主义的强盛，个性意识的淡漠，宗教文化的强势，世俗文化的颓弱使得俄罗斯文学对个性生命意志的表达是相对含蓄的。表现在文学上，相对于西欧文学而言，俄罗斯作家对人自然本性的放纵，是从不溢于言表的。我们在俄罗斯文学中很难找到类似于英国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书，几乎没有中国的《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学的民族，文学是俄罗斯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文学最为集中、完整、深刻、形象地体现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社会文化、哲学思想、价值伦理、宗教情怀，同时俄罗斯艺术的各种形态，戏剧、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等往往都以文学为其创作之母题，形象之原型，思想之根基。文学史家文格罗夫说，俄罗斯文学乃是“俄罗斯精神最为杰出的现象……聚焦点，它集中了俄罗斯智慧和心灵的最优秀的品格”。即使在俄罗斯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的今天，她依然在历史力量和道德力量的作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哲学家弗兰克说过，“在俄罗斯，最为深刻的和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而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的。”他还说，“要把握俄罗斯的思想和哲学理念，俄罗斯民族思维的独特性，独特的精神取向和主流思潮，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民族精神的要义，首先是要通过研究创作，首先是文学家的和哲学家的著作。”俄罗斯的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从来都是以文学创作为对象文本的。
《旧金山来的绅士》是一篇不足五万字的小说，却凝聚着布宁对现代物质文明、人类精神文明、自然宇宙关系的哲学思考，有着一种严谨与深沉的姿态。从旧金山去往欧洲旅游的百万富翁猝死在豪华游轮的悲剧让作家由一种关于人生的书写激情转向了一种深刻的思想阐发。发达的科学技术，富庶的物质文明，丝毫无助于人类的精神自由和幸福，更不意味着人类能够主宰世界，寻求自身的、与他人的、与宇宙的和谐才是人类应走的正道。小说成为他凝视人类生命方式，叩问人类、文明、自然、伦理等种种因素构成的玄机，寻找生命意义，张扬生命价值的方式。
基督教在公元988年成为俄国国教之后，经历了一个国家化、世俗化、现代化的过程。但这一进程不是用启蒙的理性主义思想激进地和简单化地否定宗教，不是放弃，而是将基督教传统置于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诗学的思考中心。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意识不是简单地体现在对基督教博爱、宽恕等精神的呼唤中，更在于它还在思考基督教在现实社会改造和人的精神更新中的巨大作用。任何一个国别的文学中的宗教意识都不具备将基督教问题化了的特征：将宗教与现实的矛盾及其对未来的期待，将它与世界、社会，特别是人的精神重生、灵魂的拯救结合在一起。作家没有把他们的思想凝固成一种基督教义或是宗教学说，也不是拿现成的宗教信条来称量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各种“传统”，而是在各自的精神探索、思想追寻道路上进行卓绝的文化实践，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和一件件发人深省的事件做文化的和人性的思考。其功用价值在于振兴民族及国家，其伦理价值在于保持人应有的道德自觉，其文化价值在于让生命向真、善、美、爱的回归。
这种宗教意识集中体现在忏悔意识和拯救意识中。以忏悔、拯救为创作本质精神的俄罗斯作家从不致力于对世界、人生的哲学描摹，也不想对人的社会行为做出符合规律的理性阐释，而在于道德社会，道德自我，道德人性，道德文化。“罪与罚”的命题，人的精神“复活”的命题，灵魂永恒的命题，爱与美拯救世界的命题等都是俄罗斯作家无处不在的宗教意识主题化了的重大文学命题。这里既有对国民性、民族心理缺陷审视的“集体性忏悔和救赎”，它指向整体民族的自新，也有普泛意义的对人灵魂拷问的“自我忏悔和救赎”，它指向人的精神重生。文学的这种宗教情怀在19世纪、白银时代和后苏联文学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归依上帝、归依人性和归依自然是这一宗教意识的三个文化归宿。
显而易见，俄罗斯作家始终直面历史、现实、人性中的一切残缺、邪恶，批判一切反文化现象，在意义追寻与形式迷恋之间的审美选择中毫无疑义地选择前者，在激烈干预与冷漠静观的情感选择中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者。可以说，其言说内容比言说方式会更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的观念。两百多年来俄罗斯作家以其文学创作参与了俄国文化历史和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重构，影响了世界各国读者对自我、民族、社会、人类以及文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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