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旗人：濒临绝境的“他们”
▍辛亥后的旗人被烙上隐形的“原罪”，身历剧变却连基本的表述都难以浮出历史。
电影《一步之遥》让民初上海热议一时的“阎瑞生案”重又嚣闹了一回。被阎瑞生谋杀的黄莲英，并不是电影中的贵胄后人，而是杭州驻防旗营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辛亥光复后，军政府没收旗营土地，驱逐了所有的旗兵及家眷，莲英一家无处可去，父亲不久死了，母亲改嫁，将莲英送与饮马井巷一个地保做女儿，这个地保叫黄咬脐，年老妻亡。后来养父也死了，莲英流落到上海。时装戏“枪毙阎瑞生”当时妇孺皆知，但时人并未注意，黄莲英是旗人的女儿。
电影《阎瑞生》剧照
这个故事，联系到“马走日”“覃赛男”在电影中的角色设定，他们是亡清后依旧维持上层身份的前朝旗人贵胄。但回到真实的历史，一场革命，流亡者并未归来，绝大多数的“马走日”“覃赛男”四处逃散、隐姓埋名，和真实的黄莲英一样，隐没得无声无息。这段历史，可构成一部族群与政治建构意义上的“遗民史”。
清、民易代，除去造就了一群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这是我们熟知的“清遗民”，还包括，将一个民族整体性地变成“遗民”。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诗酒惆怅、黍离之悲、价值重建，在“共和”的中华民国并非毫无生存空间；而后者，却群体性地经历着衰弱，及至隐没。从曾经的天潢贵胄，到“如豚在苙”，辛亥后的旗人被烙上隐形的“原罪”，身历剧变却连基本的表述都难以浮出历史。金启孮感慨民初满人的生活和遭遇：这个民族不但被人忘却，也始终没有被人了解，“濒临绝境的他们，忍受着别人的讥笑、指责，更看不懂书上的批评和辱骂。”考察民初满族和旗人的历史，可以知道，“濒临绝境”不是一个十分夸张的词，清末十年积聚的激进反满意识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旗帜底下，以另外的方式保留和呈现。如果说，民国的统治者与知识精英迅速接受了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转变，但对于更广泛的下层社会而言，这种转变并不容易。满人和清王朝一起，被命名和定义为“被推翻者”，须承受共同命运。
族界、身份多元及民国的满蒙问题涉义太广，这里，只以生计为题，谈谈一个族群的“遗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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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作为一个族群之“民生凋弊”，非民国产物。清统治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旗人不事生产，禁止从事工商、贸易。贫困化问题，清末新政时期朝野都有议论，也曾颁下朝旨，许其务农、经商，力图逐步解决旗人生计。革命爆发中断了这一进程。而在革命之后，旗人潦倒更不是一时、一地的个体现象，几乎是整个族群的共同际遇。这就要归聚到国家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中。
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族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统计全数，贵官十之一，谋生十之二，劳动十之七，待死十之一。十分之八，为底层旗人，据作者考察，北京内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积弱而渐流于乞丐一类。以数十万众老幼男女，皆成叫化，于治安、于国光、于观瞻，皆有可注目之价值。”占人数最多的“劳动派”，虽仍可勉强糊口，但由于经济状况下降、生活费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于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见窘迫。
其实，即便“贵官派”，也未见得都养尊处优。民初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时闻。入民国后，满洲王公的贫困化实则很迅速。庄士敦说，当他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许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出于“脸面”考虑，他们不可能公开卖古玩，卖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价钱”。庄士敦提到一位亲王，乾隆五世孙毓朗，光绪时封镇国将军三等将军，辛亥年位至军谘大臣，算是亲贵上层。清亡不过十年，他已经“穷困潦倒”。另一位重量级亲贵载泽也在入民国后，迅速“变穷”，一群民国的士兵还抢劫了他存放值钱东西的“库”，这位曾经“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穷困落魄，郁郁而终。溥仪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清末重臣庆王奕劻，家赀亿万，孙子竟没落为拣破烂的。这些被取消了特权的贵族，俸禄也没有了，家产吃光，便只能流浪街头，或转乎沟壑，甚至冻馁而死。一名叫桂顺的皇族，因家境贫穷，由京去天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无奈之下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当时皇族有三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胜救，无能为力。许多人，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
王公亲贵尚且这样“穷了下来”，一般旗人的贫困更可想而知。清帝宣布退位，在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达成的一系列《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保护旗人财产，维持旗人一般生活，其中《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中指出：“凡八旗人民公私财产，应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绅清查经理，以备筹画八旗生计之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旗人公私财产不仅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往往以各种原因被没收。民族大同会会员刘揆一、吴景濂等人专门上书袁世凯，要求禁止没收旗人私产。呼吁归呼吁，旗人财产屡被没收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此外，由于财政困难，许多地方在裁撤旗营后，仅短暂发放过少数几次旗饷，大部分地方都很快停发。北京是坚持发饷时间较长的，到1924年也停止了旗饷，粮食早在民国二三年就不再发放了。袁世凯死后，饷银渐有拖欠现象，至民国七八年，旗饷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节时发放，成了变相的救济款（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金启
孮也记录了民国的“不发饷”：所谓旗兵改编后“饷额如旧”，始终没有如约履行过，首先生活不了的是营房中的寡妇，清朝规定八旗寡妇有一种叫做“鳏寡孤独”的恤金。若是男人为国战死，还有优厚抚恤，这种规定已行之二百多年，现在忽然不发，立刻临于断炊、挨饿的惨境。京旗的寡妇和外地驻防的寡妇首先在北京请愿（当时这种请愿全国都有），徒劳奔波毫无结果。后来出现了京旗和外三营的索饷，依然是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引起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请愿运动完全是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而对民国还抱有一定幻想的情况下举行的。”法国的老舍研究学者保尔·巴迪先生曾引证了一些当时在北京的外籍人士以旁观者身份记录的旗人境遇：
他们的数量当然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但他们的境遇却相当悲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境地，……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到出身高贵的满人在拉洋车，他们的妇女被人雇为女佣，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姑娘过着不名誉的生活，其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妇，其中大部分是满族人。
当时，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有120万，三分之一是旗人，这40万旗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计，也只有很少人能够体面地谋生。
在其他满族聚居的城市，情况也大致相似，大部分旗人及其后裔，在普遍的民族歧视下，没有稳定职业，从事的，多为无需太多技术的体力劳动和小商贩，随时面临失业危险。西安驻防旗人，大多经营小贩、出卖零工，生活朝不保夕。更多的，则是失业、流浪街头。辛亥以后，旗人子弟无以为生，被送去学戏的也很多，北京城有些名气的坤伶林佩卿，就是旗人家的女儿。哥哥学拉胡琴，她则很小就学着唱戏，但旗人家庭，虽没落了，也还是保守，不忍心自家女儿在舞台上搔首弄姿地演花旦，就选了不容易大红大紫，也不容易上大轴戏的老旦来学。这大约也可作为旗人生存状况的一种隐微的实录，生活艰困，却还要讲究点面子，也不肯过分地“低贱”下去。时人感叹：“宗族异常困苦，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耳闻目睹，情实堪怜。”
能保全面子，情况还算较好的，更多则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勉力维生。“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可能是更贴切的形容。在银川，约有十分之六的满族人处于饥寒交迫的惨境，不是卖儿女，就是沦为乞丐。江宁驻防，时人记载，光复之际，“正土匪窃发之时，藉端报复者有之，乘机掠夺者有之，该旗民等如豚在苙，任人蹂躏”。临近的京口驻防差不多情景，光复之前旗营有男女老幼共七千余口，到民国三年只剩下五千余人，这死去的二千多人，绝大部分是饿死的。旗营中已“十室九空，炊烟断绝”，生计穷蹙，“因是自寻短见者罄竹难书，际此冰天雪地鸠形鹄面，冻饿死亡，言之泪下。”
在杭州，保护旗营安全并筹备旗人生计是光复期间革军与旗营的议约，但后续则落差极大。杭州光复后，“饷粮全停，生计断绝，致穷苦旗丁饥寒交迫，自相侵夺。”张廷栋《杭州旗营与八旗子弟生活》文中回忆，民军本订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这笔款子听说是拨出的，但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避，惟恐暴露旗人身份，遭到汉人报复，根本没有人敢去领这笔钱。有的旗人本已与汉人结成亲戚，改名换姓，自谋生计，有很大一部分较穷苦的旗人，逃到上泅乡去落户务农，生活习惯均已汉化，自己也不愿再说是旗人，因而也无人知其底细了。有的是父死母嫁，子女流落，投靠汉人为养子养女，也就无人知其原委。
在荆州，民国二年成立“荆旗善后局”，又拆卖东西界城，筹措资金，发给贫困旗人每人三十元，资遣到通山、通城及鄂东一带务农（因受歧视及不习惯务农生活，逃归者甚多）。不愿离荆者，专恃变卖衣物、房屋为生，坐吃山空。妇女多到沙市帮有钱人家做保姆，当佣人。男人多出卖劳力，拉人力车，做苦工，鼎盛时，荆州城里的黄包车达数百辆之多，八九成是旗人在拉车。收入微薄，生活极端困难。
革命后的成都旗民，“潦倒挣扎，十生九死。”1914年，成都满族上层，曾经向北京政府上过呈文，请求发还八旗公产。呈文中说，成都旗族困苦不能自立者，不下一万二千余人。川军政府成立之初，只发给旗民三个月饷银作为待业时期的生活费用，事实上当时百业萧条，就业根本不易，而这点饷银不久便已用完，旗民们不得不出卖住房，一时供过于求，一甲之地连同三间破房仅可卖得四五十元军用纸票（一甲地约一亩左右，甲是清代寓兵于农授田单位名称）。后来房地价涨到二三百元。有些人以此为资做小商贩，可是不会经营，终归吃光折尽，青壮的只得去投军吃粮，妇女老弱则死、散无算。
广州驻防旗人大多从事小商小贩，如卖水果、凉茶、香烟等，资金最多不超过四五十元。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如织带、做鞋等。这两类户约占满族总数的60%。还有20%的满族或靠做零活挣钱度日，或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
勉力维生的旗人之外，另有一群类，确实无力抵挡生活，惟有走上自杀一途。民国的旗人自杀事件，非一时一地，而是普遍现象，而且缘由、情状多惨烈。稍举几例。在镇江：“文生傅雨田，因告贷无门，自缢身死。又花大双儿，因二日不食饿极投缳。卜荩臣因家内粮绝，投江身死。柏玉泉因贫苦无依，投河毕命。朱大生、孙锦山均因觅食无方，闭门号泣一宵，次日一投江、一饿毙。又朝质生因羞于求人，投江遇救。花禄昌四方求乞，填于沟壑。朱姓父女三人、陶姓母子四口，或携手投塘，或相率投江。又卜柳氏因贫投井，遗有血书一封，嘱为救其子女。韩胡氏吞针自尽。又有知其投江而不知其姓名，又有知其全家不在而不知死于何所，并有卖儿鬻女于乡间，为奴为婢于异地。种种惨状，罄笔难书。”杭州旗民投水悬梁之事日有所闻，其幸而生存者鸠形鹄面，亦属惨无人色。“贫苦旗民竟至无所得食。前日钱塘门内荆州帮（太平军之役，杭州旗营毁，后陆续由青州、德州、福州、荆州、成都等地调防八旗兵丁，是以，杭州驻防会有“荆州帮”）。某马甲竟将一子两女缢毙，然后夫妻悬梁自尽。不料隔日鸿福桥某家又有一门七口，举室自杀。初九日晨刻，某旗妇往乞施粥，因人多被挤，打碎瓦砵，伤及头部，归而愤泣，竟将十岁、七岁两女用刀砍毙，复将怀中幼子掷入河中，己亦雉经而亡。”在成都，旗人讲面子，寻短见也怕被人讥笑，穷极自杀都要走远点，不让人知道。有罗姓女人怕死后露出肌体，把衣服用针线密缝后去到犀浦投水自杀。斌升街东口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和小通巷一个姓步的，都是生活无着跳水自杀的。
1922年，章福荣作《旗族存亡一大问题》一书，讨论旗民生计，书中有一追问：
近岁旗族以卖男鬻女为奴为娼者，时有所闻，以盗劫罹法饿莩自毙者，也不知其数矣。呜呼，岂憔悴之未极，宁颓敝之不亟，其濒遭厄运而速其死，使我数百万同胞演成最悲惨之恶剧者，谁乎？
——谁之恶剧？这很难追问，更难一言以蔽之。民国政府绝非执意迫害旗人，事实上规章的、实际的，也零星在做些救助、改善的工作。满族同进会推动下，民元就批准设立了筹办八旗生计处，但直至北洋统治结束，始终只得“筹办”二字，等同“虚泡幻影”。各地旗民自救，如开办旗民工厂、慈幼院、善后局等，也多为具文，杯水车薪（戴迎华《清末民初旗民生存状态研究》）。旗人无技无长，自己之过？也更加不能这样认为，一个族群整体性的困顿，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和政治转折造成的。如时人歌咏中感喟过的，“革命军兴奏凯歌，八旗生计付江河”。或者，就旗人们的生存感受而言，“五族共和”的时代，毋宁称之为，“后驱除鞑虏”的时代，困顿成为常态。
讲述流亡者的故事，我想补述一则。这是在1928年，孙殿英用炸弹盗掘慈禧墓之后，发生在天津张园的一幕。7月下旬的一天，东陵守护大臣毓彭满头大汗，带着一个跟班随从乱步闯入张园报信，一进门就跪了下来，接连大喊三声“完了，完了，完了！”“我日他民国八辈子祖宗！他们……他们把老祖宗、老佛爷的宝厦给掀了！”整个张园顿如五雷轰顶，哭声一片。张园里摆上了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灵位，溥仪一日数次祭奠，有时长跪不起，说些“对不起祖宗，子孙无能”之类的话。当着众人面，溥仪以掌击案，对天盟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后代！”他还亲手绘制了一幅着骑士装的满族男女勇士图，对着呲牙咧嘴的孙殿英怒目挥刀，男勇士持刀刺入孙的大腿，女侠举刀斩入孙的脖腔。蒋政府敷洐查办，后来传闻孙殿英亲往南京，将慈禧太后凤冠上的巨珠，送给蒋介石新婚夫人宋美龄。溥仪实在是悲愤难耐，他拉着溥杰的手说:“谁能为我大清报此仇，我宁愿做牛马!”（彰无忌《溥仪从出宫到附逆的前前后后》）转述这则故事的人，也不免感叹，瞧瞧这誓，发得多狠！旗人的哭声、溥仪的悲愤，能留在历史中的，也只是一种局促。这正是对于流亡者最真实的写照。自“康德”元年始，南自闽粤、北迄蒙古的遗老旧臣、八旗草泽，千里奔赴所谓“无种族歧视”“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满洲国”（《满洲国建国宣言》，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解释逻辑之外，提供了另一层历史思考。旗人不断自馁“多余”，“一切都被夺了”，惟有希望最初发祥的故乡……“你不要我，我躲开你还不成吗？”（穆儒丐《登极恭礼记》）由这些“哭声”、“悲愤”和“躲开”，有关于“他们”的林林总总，揭示了历史深处的分裂，也映照出“失语者”与历史的不可切断、不可销融。
学林（2015.4.3）| 濒临绝境的“他们”
沈洁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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