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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哲学:一对欢喜冤家

编译/何人斯 文汇学人 2022-06-13

性别平衡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女权主义的策略应该是基于女性自己的利益与成本,让女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西方,过去半个世纪,女医生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医生,但是在哲学系却没有做到。那么女性能做什么,在哪些领域做得更好,这些问题更值得考虑。

  


久以来,哲学——形而上学领域与女性之间保持着紧张关系。我们只能想起屈指可数的几位女哲学家:阿伦特、波伏娃、卢森堡、薇伊、克里斯蒂娃、努斯鲍姆……直到20世纪,女性才逐渐进入主流哲学领域,即便出名如阿伦特,我们也无法在大部分哲学史教材中找到她的名字。如果搜索20世纪之前的哲学史,我们更加找不到女哲学家的踪迹,我们甚至会发现,女性在这个世界里的形象颇为不堪:苏格拉底的老婆是出了名的悍妇,相较于苏格拉底的睿智形象,她不可理喻的形象隐喻着女性在哲学世界的地位,形而上学的世界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女人在这个世界中不受欢迎。


很多学者注意到形而上学特有的气质与女性的自然本性格格不入。哲学所推崇的沉思生活并不属于女性,相反它格外重视 “男子气概”(Manliness)。哈佛大学的曼斯菲尔德教授 (Harvery C. Mansfield)专门写过一本《男子气概》,里面大段讨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勇敢(等于男子气概)如何是一种真正的德性,而“哲学家是男性气概的尺度,欣赏它的能力,也察觉到它的限度”。女人虽然具备成为哲学家的可能,但是她们一旦以个人的眼光看待事情的意义,她们马上就不像是哲学家了。曼斯菲尔德教授还特地用了个笑话,男人说:“女人的麻烦是她们总是用个人的方式看待事情。”女人回答说:“这不适用我。”我们几乎都能想象男哲学家们笑声中的傲慢,哲学作为追求普遍性真理的学问,男性一直是它的肉身。


对广大被轻视的女性而言,男性话语书写的哲学史存在着一种偏颇的标准,男子气概有意无意地成为隐形的评判,至少对女性是不公平的。例如1914年,卢森堡在刑事法庭上的著名讲演,最终被人评价为“它的男子气概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被冠以男子气概的女性演讲,虽然将卢森堡严肃地置于褒奖之下,但这种口气仍显得尴尬。当代著名女哲学家努斯鲍姆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写了一篇尖锐的书评,反击曼斯菲尔德的《男子气概》。在她看来,曼斯菲尔德用极端可疑的断言说着一些陈词滥调,他想的无非是当代社会中男性特权的丧失,却借用古希腊哲学的幌子把美德与性别联系起来,认为性别中立的社会需要为大量出现的娘娘腔负责。《男子气概》把努斯鲍姆弄得那么光火,怕是触到了这位女哲学家的底线,一个具有现代社会常识的人都该知道,女权主义致力于消除性别差异,更多是出于保护女性的目的,毕竟女性被长久地置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中,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又不断美德化此种不平等。所以曼斯菲尔德强调具有男子气概的德性,毫无疑问是不受女权主义者欢迎的。


《男子气概》把努斯鲍姆弄得那么光火,怕是触到了这位女哲学家的底线。


们暂时跳出“理论vs.理论”的争斗,毕竟通过讨论哲学来评判男女问题的话题过于玄奥。从实证的角度看,女性被哲学排斥更多源于教育机会的匮乏,随着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平等,越来越多的女性活跃在主流学术圈。从统计数字上不难看出,高校女性教师比例的增加,客观上说明了,只要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女性并不逊色于男性。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其他学科里女性的数量节节攀升,但哲学界依然保持着对女性一贯“高冷”的传统。英国大学的哲学系只有25%的教师是女性,美国的比例要更低,只有21%。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哲学系,女性也不占据超过三成的教职。要知道,今天的比例已经比半个世纪前要高很多,50年前女哲学家在哲学系几乎是绝迹的。这种男女比例的极大失调,在历史系与英语文学系几乎已经不再存在。统计数字向我们发问,即便处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为什么哲学系依然保持着对女性的“冷漠”态度?


对这一现象的理论回应与女权主义的背景相关。女权主义的理论回应大概有两种方式,第一种较为常见,她们通过一系列证据表明女性有能力适应男性塑造的世界,她们不仅要参与,同时也要求改变。在面对哲学对自己的排斥时,一些女权主义的理论家以女性视角进入哲学史中进行再考察,哲学史变成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史,经典作家讨论女性的段落被突出放大,对有些加以延伸讨论,对有些则加以批判。或者,第二种,她们会以当代女性的视角,重新发现哲学史中有什么问题是被男性哲学家所忽视的,这样女性视角对哲学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没了我们,你们男人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第一种虽然表明了女性具有的独特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不仅依赖于男性提供的内容,并且总是显得在向男性证明自己,期望获得男性的承认。第二种女权主义的方式显得更具有主体性,女性根本不需要在男性制定的内容面前证明什么,她唯一要考虑的事情是我自己想做什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哲学界中的女性——哪里需要改变?》(Women in Philosophy——What Needs to Change?)正是以这一角度回应为什么哲学系依然女性稀缺的现象。


它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哲学系没什么女哲学家并非是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女性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领域去实现与证明自己呢?往常的视角总是盯着这个学科对女性的歧视态度上,女性仿佛天生不如男性擅长哲学,这往往是哲学系寻常的气氛,特别是哲学系的女生会默默接受这个设定,同时也接受了这样不公正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为了改变歧视,就非要在这个领域尝试证明自己,如果不从事研究哲学对女性来说是件好事,那么女性又为什么非要去做对自己不好的事情呢?


在这个行业中,女性有足够的能力掌握最高级别的思维,即便如此,女性如果需要成为最为顶尖的那批人,仍然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因为这个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即便是最顶尖的学者也要日复一日地专注于思维训练,那么女学者花这么大的力气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却在这个过程中耗费自己的生命,看上去有些不值当。从成本的角度来说,排除少数自愿对哲学有兴趣的女性,大部分女性更应该积极投身到能够发挥她们效应的地方,例如推动一些法案,或者在医疗方面帮助人类社会。纯粹在智力上的比较,并不一定能显得女性更高明,相反它会制造一个伪命题,甚至是一个陷阱,会让女性进入无谓的争斗里。




之,这部文集表达了一个特别的态度,今天的女权主义不要轻易地掉进一些表面问题,去追求某种抽象的平等,就像哲学系女哲学家比例过低,似乎那里就应该有一场女哲学家解放运动一样。性别平衡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女权主义的策略应该是基于女性自己的利益与成本,让女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西方,过去半个世纪,女医生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医生,但是在哲学系却没有做到。那么女性能做什么,在哪些领域做得更好,这些问题更值得考虑。


如果我们还记得曼斯菲尔德在前面提到的笑话,第二种女权主义的策略很像是笑话里女人的回答。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已经听了太多男人女人的对吼,从家庭到街头,从办公室到议会。突然有一天女性平静地发挥自己已有的能量,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看上去挺美的。要知道,男人还没有女人那么理解自己的视角。满足于这样的女性视角,也许是女权主义最现实的地方。




论衡(2015.7.31)| 女性与哲学:一对欢喜冤家

编译/何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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