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洞奇 | 描绘燕园

【忆昔抚今，将近一百年来，这片承载着数百年复杂记忆的地方已经先后两次成为“燕园”。对于“燕园”来说，对它的关切早已超越了对抽象意义上的“北大校园”的关心。“燕园”不止是容纳一所大学的被动的物质空间。在有形意义上，它拥有一种非凡的卡里斯玛，积极地影响着人们想象“北大”、建构“北大”的过程。】

所谓“名校”，都是在连篇累牍的书写中渲染出来的。反反复复地介绍其风貌，讲述其故事，追忆其名人，但凡“名校”莫不如此。这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而，假如一个大学的“校园”本身也长期受到特殊的关注，反反复复地被书写、被描绘，这就不那么平常了。

很有可能，这种不平常的现象仅仅出现在极个别的大学身上。以北京大学为例，根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以其校园本身为主要对象的书籍　(关于北大的综合性介绍及图册、校园生活回忆录之类均未计算在内)，已有30种左右。自从洪业先生的《勺园图录考》(燕京大学，1933年)以来，人们已经细致地描绘了这个校园的方方面面，其中有扎实的历史考证，有建筑与园林方面的专门研究，有关于校园动植物的志书，有阳春白雪的散文集，有导览性质的书籍，当然还有多种多样的摄影集与画册。

对于“燕园”来说，对它的关切早已超越了对抽象意义上的“北大校园”的关心。“燕园”不止是容纳一所大学的被动的物质空间。在有形意义上，它拥有一种非凡的卡里斯玛，积极地影响着人们想象“北大”、建构“北大”的过程。

从百年校庆开始，各种北大题材的书籍喷涌而出，一时间就连关于北大校园的图书都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至少有9种直接借“燕园”为书名，包括宗璞的散文集《我爱燕园》、吴瑛南的摄影集《燕园印象》、肖东发主编的《风物： 燕园景观及人文底蕴》、沈千帆主编的小册子 《燕园拾景》、王文泉摄影集《燕园古韵》、唐克扬的《从废园到燕园》，尤其是许智宏等主编的《燕园草木》、《燕园动物》与周其凤主编的《燕园建筑》，形成了由植物志、动物志、建筑志组成的“燕园三志”系列。 2015年底，《燕园草木》还出了续集，即刘华杰所著《燕园草木补》。

成为“燕园”

不同于那些几乎始于一页白纸的校园，早在成为大学校园之前，这片地方早已经历过两三百年的荣华。早在晚明，这一带就已经出现了米万钟的勺园、武清侯的清华园。清代，这里毗邻康熙的畅春园与后来的圆明园，逐渐形成了淑春园、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多个“赐园”，是恢弘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群的一部分。

上世纪20年代，为了实现交融中西的理想，这些分散而残破的前清皇家园林被整合起来，建设成为承载“中国建筑复兴”理想的“燕园”。这番建筑史、教育史上的事业是由燕京大学完成的。其实，“燕园”也不是燕大最初的校址，而只是当时规划新校区的新校长司徒雷登，几经周折之后偶然“邂逅”的地方(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三联书店2009年，第3一26页)。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洋建筑技术结合起来，使美轮美奂的燕大校园成为“中国建筑复兴”的典范。在司徒雷登眼中，“燕大的校园校舍融古典外观和现代装潢和谐一体，象征着我们对中华文化与现代知识的完美结合”，称得上“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在华五十年》，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82页、第53页)。在建筑史专家眼中，燕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堪称“近代教会大学建筑的最高艺术成就”(董黎，《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可以说，这个被唐克扬概括为从“废园”到“燕园”的历程，就是这片地方第一次“成为燕园”的过程。而本文更加关心的则是这里第二次“成为燕园”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北大在迁校于此之后如何看待“燕园”遗产的曲折故事。

侯仁之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又长期在北大任教，因此也是研究北大校园历史的权威专家。按照他的看法，将北大校园称为“燕园”，这是一种约定俗成，却不太严谨的说法，因为“燕园”与“北大校园”是两个不等价的概念。1988年，早在为《燕园史话》初版撰写的“序言”中，侯先生已经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追究”：首先，“燕园”是“因燕京大学而得名”的;其次，“燕园”“只是燕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主要的是泛指校园以内未名湖周围旧日园林分布的地区”;再次，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大迁至原燕大校园之后，“学校规模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校园面积也远大于燕大旧址”。可见，从时间、空间两方面来看，“北大校园”都不等于“燕园”。在1990年的文章《燕园一粹》中，他又精辟地概括道，“北京大学校园的核心部分通称‘燕园’，是因前燕京大学而得名。”十年后，在为图册《燕园古韵》所作的序文《北京大学校园中的燕园》中，侯先生再次强调，“北京大学校园中的核心部分，通称‘燕园’”;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大迁入燕园，开始大规模扩建，而燕园建筑连同风光迤逦的未名湖，全部得以完成[原文如此]地纳入不断扩建的校园之中”。

尽管侯仁之关于“燕园”历史的研究很有影响，但他提炼出来的“北大校园中的燕园”这种说法却难以抵挡“约定俗成”的力量。可以说，在1952年这片地方成为北大的校园之后，虽然“新北大”在精神传统上一边倒地认同于“老北大”，但“北大校园”的概念却渐渐地重新被“燕园”的概念吞没了。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北大校园的各种书籍，我们可以对这里又一次“成为燕园”的过程做一番简单的“观念史”追溯。

据笔者所知，建国以来第一种正式出版的北大简介是1958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图册《北京大学》。该书不仅没有使用“燕园”这个概念，还将燕大筚路蓝缕的开创历程淡化为所谓的“利用这一带苑林旧址，兴建校舍”。这是一种刻意的低调处理。该书将这片地方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封建贵族悠游享乐之所”(明清园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据点”(燕大)-“为人民服务的北京大学的校园”。我们难以找到正面赞美“燕园”的文句，却很容易体会到编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自豪：“自从1952年以来，校园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新增加的校舍建筑面积……相当于燕京大学原有校舍的建筑面积的两倍。”在整本图册中，描绘旧“燕园”的图片并不算太多，反映“新北大”建设成就与社会主义时代气息的照片才是主流。

接着是1964年的《北京大学一览》。翻开该书，浓厚的时代气息更是扑面而来。“校园与建筑”部分的照片被压缩了，而其中的第一张就是原燕大主楼(标为“办公楼”)，楼前正面高悬“总路线万岁”的标语。书中附有两张详细的校园地图。图中突出地标示了“镜春园”、“朗润园”、“蔚秀园”等历史意味浓厚的名称，甚至还使用了“燕南园”、“燕东园”这一类带有燕大气息的称呼，却并不直接使用“燕园”这个字眼。关于“校园与建筑”的介绍基本上复述了1958年版图册的相关文字，只不过更新了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具体数据，“两倍”变成了“三倍半”。另一个插曲是，1958年版图册已经讲到“有24000平方公尺建筑面积和2600个座位的大图书馆最近亦将开始建筑”，而《一览》的说法则调整为“新图书馆大楼最近亦将开始建筑”———事实上，这座面积为2.4万平方米的图书馆是直到1975年才正式建成的。总体上看，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官方出版物既不避讳也不迷恋燕大的物质遗产，显示出一种新时代的自信。

根据笔者手头的资料，“燕园”这个概念真正地凸显出来，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1985年4月，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彩印的图册《北京大学》。该书的结构与风格都具有过渡性的色彩。描绘“燕园”旖旎风光的照片明显变多了。关于“校舍和建筑”的介绍文字对五六十年代的版本作了较大的修改。在第一段中，就说明了北大校址的变迁，追溯了从马神庙到沙滩红楼的历史。对于燕大的开创事业，仍然表述为“利用这一带园林旧址，兴建校舍”，但紧随其后还有这样的补充：“当时的校园被称为燕园。燕园的名字一直流传至今。”引人注目的是，在对北大校园的官方介绍中，“燕园”这个概念就以这么暧昧的方式出场了。

接着，1985年8月，樊竟、苏勇两位先生的《燕园史话》问世了(工人出版社)。这是自从洪业的《勺园图录考》以来，第一种以“燕园”(而非大学整体)为主题的书籍。这本《史话》又如何定义所谓的“燕园”呢?与“流传至今”的暧昧相比，《史话》迅速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全书的第一句就献给了“燕园”：“人们亲昵地把北京大学的校园称谓[原文如此]‘燕园’。”在介绍燕大的结局时，又写道：“北京大学由城内沙滩迁往海淀，从此燕园成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园。”在“后记”中，作者更是采用了“燕园(北京大学校园)”这种提法。很有可能，在具有北大官方色彩的出版物中，这是北大校园第一次明确地成为“燕园”。

侯仁之先生于三年后出版的《燕园史话》旨在介绍“旧日园林的来历”，大体上以时间为序，一一考证了自从勺园以来的各个园林，至“燕园”之建设而达到高潮。与其相比，樊苏《史话》既不限于“史话”，也不限于“燕园”：其中的“燕园历史”硬是加上了简明版的北大校史，“燕园名胜”插入了老北大的红楼，“历代名人与燕园”还包括了蔡元培、严复、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人“与北大”。这本《史话》当然显得有些散乱了。但从思想性的角度考虑，在这本号称以“燕园”为主角的“史话”中，只有千方百计地将各种北大题材编织进来，才能构成一种文学上的“双螺旋结构”，从而防止“北大”的自我意识在“燕园”的美景中悄悄消融。再说，是不是只有干干脆脆地将“燕园”定义为“北大校园”，才能在根本上防止“燕园”与“北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断裂呢?

三年之后正逢北大90周年校庆，一下子出现了至少三种以“燕园”为主题的图书。侯仁之先生集结60年代发表于北大校刊上的系列文章，修订之后出版了《燕园史话》;此外，尚有关于校园景观的小书一种、校园摄影集一种。前者就是谢凝高等合著的《燕园景观：北京大学校园园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在“序言”中，该书也做出了“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这样的界定，但考虑到该书毕竟是以“园林化校园”为中心的，既然北大校园的园林部分其实就是旧“燕园”，这样的书名还是可以理解的。

同年还出版了孙兰风等编辑的摄影集《燕园即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书中的好几处介绍文字都给人以“北大校园”就等于“燕园”的感觉，例如：“北大在发展，燕园在变化。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预示着燕园的明天”;“我们在燕园里生活，我们在北大里成长。”在这样的措辞中，“燕园”几乎就是“北大”的同义词了。从图片的选择来看，《即景》已经和90年代以来的各种北大图册极为相似了。除了少数反映新建筑与学生生活的照片，对旧“燕园”的描绘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燕大时期的老照片开始出现了。在对若干图片的文字说明中，对于燕大建设之功的正面肯定也出现了。

六年后，桑祥森主编的摄影集《燕园景观》(北大内部出版物，1994年)也值得注意。其序言题为“北京大学校园简介”，一方面开门见山地指出“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另一方面又做了一场刻意淡化燕大的文字游戏。这段文字先强调这里曾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的‘赐园’”，接着直接跳跃至1952年，声称北大“迁此园后，充分利用了这些古典园林基础，保持传统，适当改造，适应了内外园林区的风貌，营建了园林化校园环境”。有趣的是，这段话差不多完全从六年前谢凝高等人的《燕园景观》复制而来(该书第69页)，只不过将原文的主语“燕京大学”，非历史地偷换成了“北京大学”。此外，除了在第2页提到了北大迁校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的事实，书中的说明文字完全不提燕大时期的建设。可以说，这本图集所描绘的，是一个抹去了燕大记忆的美丽“燕园”。或许，对于这时的北大，哪怕燕大的历史仍然是一段晦涩的过去，全心全意地认同“湖光塔影、风景宜人”的“燕园”，也不会再有任何犹豫了。

从十年后的北大百年校庆开始，各种北大题材的书籍喷涌而出，一时间就连关于北大校园的图书都形成了一个高潮。仅在1998年年内，至少就出现了4种;1998年迄今，至少已有20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至少有9种直接借“燕园”入书名。哪怕是在其他那些不以“燕园”为题的图书中，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对“燕园”与“北大校园”做出明显区分的痕迹。可以说，自从80年代中叶“燕园”的概念重整旗鼓以来，无论是在官方的宣传中还是在师生校友的口头，“北大校园”的概念都已经相当彻底地“燕园化”了。在1952年，虽然是北大“吞没”了燕大，但在30多年之后，却是“燕园”吞没了“北大校园”。

燕大旧影

可以说，这片地方第一次“成为燕园”，主要是在物质意义上展开的;而这个园子第二次“成为燕园”的过程，却主要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的。后一过程的关键性转折出现于80年代中后期，到北大百年校庆之后已经势不可挡。下面，我们将依次观察三类关于北大校园的书籍，分别在审美、建筑和历史记忆这三个层面上检视第二次“成为燕园”的影响。

第一类是各种关于北大校园的图册，其中又包括摄影集与画册两类。除了前面谈到过的《燕园即景》与《燕园景观》，较早的还有杨承运、萧东发主编的《古园纵横：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华夏出版社，1998年)与武再生绘画、陈葆华撰文的《北大校园风光1898-1998》(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前者选择图片的范围极广，其宗旨是“综合主义”的，也是各种北大校园图册中相对最不讲究唯美的。令人惊讶的是，燕大老建筑仅有极个别在书中“出镜”，甚至都没有在建筑群整体的意义上得到呈现。后者其实就是“北大校园三十景”，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位于旧“燕园”范围内，不是燕大时期的建筑，就是文物与纪念物;剩下来，真正的北大时期建筑恰好都是新建筑中最接近旧“燕园”审美的例子。

在笔者看来，在各种北大校园图集中，最唯美的就是王文泉的精装摄影集《燕园古韵》(北大内部出版物，2001年)。这本制作精良的北大图册所呈现的，几乎只是“燕园的古色古香、古意古韵”。在全书收录的170余张精美照片中，几乎没有一张是超出旧“燕园”范围的。在北大兴建的建筑中，只有高仿旧“燕园”风格的赛克勒博物馆、勺海亭、鸣鹤园水榭、朗润园有幸入选。就连当时已经成为北大新地标的新图书馆，也只能在未名湖的风景中浅浅地露出半个屋顶。是不是说，真正的北大之美，其实就是“燕园”之美呢?

近几年的北大校园图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其凤主编的《燕园建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关于燕大建筑的部分，占了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凡是燕大的建筑遗产，都以照片和文字说明做了细致的描绘。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还配上了燕大时期的老照片(共计15张之多)。相比之下，北大“亲生”的建筑就享受不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了。总体上，该书不仅将整个北大校园定义为一个以旧“燕园”为核心向外扩展的广义“燕园”，还在“建筑”主题的限制下，淡化甚至放弃了古园林的视角与文物纪念物的视角，结果就呈现出了更加浓厚的“燕园中心论”色彩。

我们要观察的第二类书籍，是建筑、园林角度的专门研究。根据这些著作来看，与审美的“燕园化”趋向相一致，在建筑学理上对燕大校园遗产的推崇也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第一种从园林、建筑的角度系统地研究北大校园的著作，是上文已经介绍过的谢凝高等人合著的《燕园景观》。顾名思义，该书的出发点在于“景观”。虽然该书高度评价了燕大的建设，甚至将是否与燕大建筑群相协调作为判断北大新建筑之成败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形式上该书毕竟是以“园林”为根本的，因此很难说它是完全以燕大建筑为中心的。

从建筑史的角度出发，对北大校园最系统的研究就是方拥主编的《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初版，2013年再版)。该书将北大建筑与园林的发展，当成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西建筑文化相互碰撞的一个缩影，但重心还是放在了燕大时期的建筑上。该书认为，中国古典建筑的两条脉络紫禁城与圆明园就在“燕园”相交，因此“燕园”颇有“藏山蕴海”的气度，可以说是近代建筑史上“中国传统复兴”样式的典范。1952年以来新北大的校园建设，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处理与旧“燕园”的关系。50年代北大迁校之后的建设，主要由梁思成的学生陶宗震负责，当时出于成本的考虑而放弃了对燕大建筑的完全模仿。但《藏山蕴海》指出，50年代的扩建仍然是与燕大的环境相协调的，虽然“朴素”、“谦逊”，但仍然“充满了传统复兴的意味”，“与墨菲的手笔一脉相承”。主要从强调“燕园”有形遗产重要性的角度出发，该书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北大是燕大的传承者”。

随着对旧“燕园”的赞赏逐渐加深，对其主要建筑师墨菲的评价自然水涨船高。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位美国建筑师在北大校园图书中的形象日益高大起来了。在1985年的樊苏《燕园史话》中，关于燕大校园建设的叙述仍然是以司徒雷登为中心的，就连“墨菲”这个人名都没有正面出现。1988年谢凝高等人的《燕园景观》　相当深入地点评了墨菲的规划水平，但竟然没有直接写出“墨菲”这两个字，就连他的英文姓名都拼错了(误作H.Y.Mrphg)。同年，侯著《燕园史话》终于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墨菲规划燕大校园的贡献，但短期内这番介绍也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可以说，哪怕是在他本人精心设计的校园里，建筑师墨菲也落寞了很久。

在更晚的著作中，墨菲终于“崛起”了。2001年，关于墨菲的第一种研究著作在香港出版(Jeffery W.Cody，BuiIding in China：Henry K、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1935.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1)。在中文的北大校园图书中，墨菲的形象也渐渐高大起来了。在肖东发主编的《风物：燕园景观及人文底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墨菲的大名至少已经出现于对7处“风物”的介绍中。在建筑史视角的《藏山蕴海》中，墨菲更可以被视为“主角”了。该书不仅将设计“燕园”的主要功劳归于他，还认为他在近代建筑史上的“中国传统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侯仁之的《燕园史话》相当于北大校园的“古代史”，那么唐克扬的《从废园到燕园》就是这方面最深入的“近代史”研究了。一方面，该书是对“燕园”的赞歌，另一方面，唐克扬也基于大量一手史料　(尤其是耶鲁神学院收藏的燕京大学档案)做了实证研究，可以说是实现了对墨菲的“除魔”(disenchantment)。他的研究表明，墨菲尚且受到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思想的影响，而燕大校方(以校长司徒雷登、基建负责人翟伯等人为代表)更加务实、更理解中国园林的韵味。正是在双方的反复博弈中，燕大最终建成的才不止是一片在表面上仿古的“校舍”，而是一座将“中国化”的建筑与“中国风景”结合起来的“校园”。尽管如此，唐克扬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迅速地被相关书籍充分接受，墨菲作为“燕园”“总设计师”的形象依然光芒四射。墨菲的“偶像化”说明，如今人们对旧“燕园”的挚爱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总之，燕大的建筑被奉为经典，旧“燕园”被奉为校园的文脉，墨菲也被奉为一代建筑大师，这是80年代末以来不断强化的趋势。校园建筑研究朝着“燕园中心论”方向发展的趋势，在根本上反映了北大对于旧“燕园”建筑传统的认同。正如《藏山蕴海》所说，“任时光流转，沉浸于古典园林楼阁氛围之中的燕园仍然对传统风格有着难舍之情。”在北大新时期的大规模建设中，回归旧“燕园”风格的仿古建筑越来越多了。令人惊讶的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尽管当年墨菲力图复兴中国传统建筑的语境早已事过境迁，但模仿燕大风格的建筑仍然在增加，旧“燕园”格调的校园区域仍然在扩张。从空中俯瞰，现在的北大校园完全可以被形容为一大片连绵不绝的大屋顶，而未名湖就是各种各样的大屋顶围绕起来的视觉中心。从这种意义上说，墨菲创造的“燕园”并没有停止生长，它仍然拥有着鲜活的生命。

第三类图书大体上可以被归为校园导览与介绍。这一类书籍都是图文并茂的，既有图片，又有较长的文字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介绍建筑与文物，就经常需要讲述一些历史故事或者说“段子”。通过这样的“接口”，有形的建筑与校园就与无形的历史记忆勾连起来了。

总体上看，文字介绍越深入细致，燕大的“段子”越是丰富多彩。肖东发主编的《风物》就是很好的例子。尽管该书对燕大老建筑的兴趣并不特别浓厚，仅仅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但燕大的各种“段子”仍然俯拾皆是。粗粗统计下来，在介绍文字中涉及燕大和清代典故的景物各有约30处，都大大超过老北大的故事(仅有12处)。更有意思的是，燕大的“段子”在详细性、生动性、多样化上都已经达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以“西校门”为例，书中不仅讲到了墨菲眺望玉泉山而获得校园规划灵感的故事，还讲到了燕大迁校、蔡元培题写校名、石狮子的来历、捐资兴建校友桥等等故事，甚至还成段地引用了燕大老校友侯仁之初入“燕园”的美好回忆。在“办公楼”题下，讲到了教授的捐资、“贝公楼”(燕大旧称)的命名与改名、墨菲的规划、燕大的学生运动等等故事，甚至还说到了报时的校工周大爷。关于“临湖轩”的介绍，主体部分其实就是一篇“司徒雷登小传”。“燕大新闻馆”一题，实为燕大新闻系的一曲赞歌。在“静园六院”题下，不仅引述了冰心等燕大校友对于宿舍生活的回忆，还详细介绍了当时关于男生出入女生宿舍的规定。燕大的“进步”典型斯诺，更是被大书特书。书中的“斯诺传”篇幅长达12页，足以令北大的老校长们相形见绌———例如，关于北大首任校长严复的介绍仅5页，对于蔡元培的介绍更是不满5页。

旧“燕园”本身就是燕大的作品。“燕园”中的风景与建筑当然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不断地提示着北大校园中的居住者与游览者。这种有形的符号甚至成了传输历史记忆的“接口”。通过它们，原本属于燕大的记忆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甚至有可能对北大自身的记忆形成竞争，构成侵蚀。哪怕是在北大官方色彩非常浓厚的《燕园建筑》中，这种现象也正在出现。由于基本排除了那些属于北大自己的纪念物，燕大的记忆(在40余题中出现)就完全占据了对于老北大故事(仅3题)的绝对优势。

挽回记忆

在大学的校园里，有形的建筑符号可以有效地将无形的历史记忆传输回来。当然，燕大的记忆可以从中受益，却无法垄断这种机制。粗略地说，北大校园里的建筑、文物与纪念物可以被划分为三类，而它们所传输回来的又是三种来源不同的记忆。各自凭借三种来源的建筑符号，帝国残梦、燕大旧影与北大的故事展开着竞争。要做比较的话，前清与燕大的记忆肯定占了先手。相比之下，北大只是这里的后来者，1952年以来的新建筑不会有多少时间的深度。尽管如此，文物与旧建筑毕竟只能被动地听凭时光长河的侵蚀，而作为“燕园”的新主人，北大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采取各种手段来调整有形的符号。

文物有可能被损坏，也有可能遇盗失窃。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大兴土木的过程中出土新的文物(最近的重要例子是，2012年北大修复了圆明园仿西湖十景的两座牌坊：“断桥残雪”与“柳浪闻莺”。前者已出现于2013年的图册《走进北大》中)。不同程度地模仿燕大风格的新建筑也还在不断涌现。最低限度，以头顶大屋顶的方式来缓和新建筑与旧“燕园”的张力，这是50年代的“三校建委会”(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主任梁思成)的基本策略，也是今日北大的常用手法。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对墨菲的那个“燕园”保持敬意。

相比之下，做文章的余地最大的，当然还是属于北大自己的符号。假若我们把北大的历史划分为城里的“老北大”与迁校以来的“新北大”，那么后一时期的记忆问题相对容易找到载体，而真正的难题就是如何在这个新地方挽回属于老北大的记忆。

其实，对于历史记忆这个问题，很多北大校园图书都是具有一定敏感性的。看起来，很多书都刻意地运用了某些手法，借此突出属于北大自己的记忆。粗略说来，这些手法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可以称为“空间跳跃”，也就是故意交错时空，将早已不属于北大的建筑符号重新置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北大的红楼。第一种北大校园专著樊苏《燕园史话》与百年校庆时的《北大校园风光》，都特意安插了红楼这一景，借此追忆光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温这一段老北大的核心记忆。这种手法虽然效果显著，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毕竟有些突兀，只能偶一为之。

一类可以叫做“移花接木”，就是借着某个现在的机构，联想到它在历史上前身。最常见的例子是，可以对着新的北大图书馆，追忆老北大的图书馆乃至于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极致的例子，就是马伯寅编著的《北大之旅》(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该书完全将校园空间当成了编织历史记忆的基本结构，每逢一个院系的系馆，立即追溯该系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这种写法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北大记忆的主体性，但同时也给人枝蔓、粗疏的感觉。

与上述两类相比，“睹物思人”的手法才是最常用的。这种写法是将校园里的纪念物作为记忆的“接口”，顺水推舟地引出校史上的伟人与先辈，追忆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最常见的例子有：由蔡元培像引出他的教育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李大钊像引出北大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三一八烈士纪念碑与革命烈士纪念碑宣扬北大校史上的进步传统;还有以西南联大纪念碑讴歌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等等。可见，只要充分发挥这些纪念物的“接口”作用，哪怕是在这个对于蔡元培本是异乡的园子里，以五四新文化为核心的北大记忆照样可以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

在北大校园图书中，“睹物思人”这一类的北大记忆呈现出逐渐增殖的趋势。在1985年的樊苏《燕园史话》中，通过纪念物来传输老北大记忆的写法，仅有5例;在1998年的《古园纵横》中，增加到了8例；到了2014年再版的《风物》，居然已经达到了13例。除了数量上的增加，记忆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了。除了以五四新文化时期为核心的主旋律，对于蔡元培时代之前、之后不同时期的记忆都开始出现了(前者如严复像，后者如西南联大碑)。除了对人物的纪念，对抽象性的“北大”概念的宣扬也出现了(典型如百年校庆雕塑和110周年校庆所立的校景柱，后者仅见于《风物》)。

尽管“睹物思人”的模式十分成功，但它必须依赖于某个特定的纪念物。与那些早已“先在”的清代文物与燕大建筑相比，这些专属北大的纪念物其实都是后来植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记忆的不断增殖，与其说是纯文学层面的现象，不如说是校园图书的书写对于北大的“纪念物建造运动”的反映。

根据校园图书所记录的资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各种纪念物在北大校园里逐步增殖的过程。作为“燕园”的开创者，燕大除了接受与重现大量清代皇家园林的遗物，并没有在新校园里树立多少专属自己的纪念物(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纪念“三一八惨案”烈士的魏士毅纪念碑)。北大迁校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都没有兴趣添加什么纪念物。直到“文革”中，才在办公楼西面和图书馆旧馆前面建造了两座毛泽东像。“文革”中新增的另一座纪念物，是1973年建成的斯诺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传输燕大记忆的重要“接口”之一。令人吃惊的是，在迁校之后整整30年的时间里，北大师生竟然一直生活在一个“老北大”的象征符号近乎缺失的校园里。

是从1982年开始，属于北大自己的“纪念物建造运动”才开始了。这一年，依靠“文革”后首届毕业生的集体捐款，北大终于在校园里树立了蔡元培、李大钊的雕像。同年，北大还将原本位于城内老北大旧址的三一八烈士纪念碑、葛利普墓(葛为对中国地质学发展居功阙伟的美籍地质学家，曾长期担任北大教授)　迁移到了“燕园”。专门的北大校园图书始于1985年的樊苏《燕园史话》。对于出现在校园里的第一批纯北大因素纪念物，该书已经与毛泽东像、斯诺墓一起做了描绘，还将李大钊像、蔡元培像放在了最前面。随后，北大于1984年树立了“振兴中华”碑，1986年建了“民主与科学”雕塑，1989年又从昆明复制了西南联大纪念碑。80年代后期，原位于老北大二院的日晷(乾隆和嘉公主府遗物，后为京师大学堂所有)也被移入了“燕园”。可以说，80年代是建造北大纪念物的第一个高潮。接下来，于1993年建成北大烈士纪念碑;1995年，树立马寅初像。到百年校庆，第二个小高潮到来了。仅在1998年，就增加了校庆雕塑、北京大学星、严复像这三种北大纪念物。从1982年到1998年，北大校园里平均每隔1.3年就新增了一座纯属北大的纪念物。到此为止，这个长达17年的“纪念物建造运动”终于告一段落。可以说，一个始于京师大学堂、以五四新文化为高潮、经由西南联大、直至百年校庆的北大纪念物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就建构北大自己的记忆而言，始于1985年的以北大校园为主题的文学传统，确实步步跟随着北大纪念物体系的扩充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在文字层面上做出了响应。在关于老北大的建筑符号还不够丰富的1985年，《燕园史话》的作者们不得不在文学的角度做出很大的牺牲，将各种北大题材生硬地编织进来，从而避免北大自我意识的消散。从此以后，传输老北大记忆的“接口”越来越多，“睹物思人”的写法也日益娴熟。从那时以来，在北大校园图书所收录的景物总数中，与老北大有关的纪念物始终占有五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在这些书籍承载的老北大记忆之中，这些纪念物所传输的故事也始终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更有趣的是，是在80年代初的“纪念物建造运动”开始3年之后，以北大校园整体为对象的第一本专著(樊苏《燕园史话》)方才问世。正是在这个属于北大自己的纪念物体系的支持下，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北大校园图书才找到了各式各样的“接口”，才有可能在书中插入丰富多彩的老北大故事，最终形成了一种前清、燕大、北大三重历史记忆相互竞争的格局。假如从来没有这个属于北大自己的纪念物体系，假如只能运用“移花接木”乃至于“空间跳跃”这两种缺陷明显的手法，这些校园图书又该如何描绘这个极度缺乏北大记忆的校园呢?这个校园会不会更加彻底地“燕园化”，甚至完全陷入另两种历史记忆的掌控呢?

如果说主要依靠纪念物而建构北大记忆的校园图书属于常态，基本上只谈“建筑”的《燕园建筑》就是一个特例。尽管这是一本介绍北大建筑的官方出版物，由于现代纪念物的整体性缺席，书中对于老北大的回忆就显得特别的单薄，几乎只剩下了京师大学堂以来的档案(由现在的“档案馆”而“移花接木”，尽管该建筑原为燕大图书馆)，还有后来移至博物馆门口的日晷。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旨在强化北大记忆的“纪念物建造运动”只是当时校园文化中的旋律之一而已。我们对北大校园图书的考察已经说明，对“燕园”的认同也在80年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80年代末第二次“成为燕园”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由此看来，始于1982年的“纪念物建造运动”仅仅先行了一小步。可以说，通过建构纪念物体系而强化北大记忆的过程，对“燕园”的认同不断加深的过程，二者大体上是齐头并进的。那么这种齐头并进，是不是纯属偶然呢?　我们可否乐观地猜想，其实这两种过程乃是一体之两面?是不是说，只有在更加自信的北大的校园里，人们才有足够的信心更加从容地回忆这个园子的过往云烟?　是不是说，只有在北大的自我认同完全稳固的时候，人们才会以一种更加“兼容并包”的心胸来欣赏和描绘“燕园”之美呢?

翻开2013年北大官方推出的中英文对照精装图册《走进北大》(夏红卫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张图就是“燕园”初创时的未名湖。这张俯瞰校园的黑白照片占据了整整两大张铜版纸，旁边的说明文字写道：“一个人要有梦想，一所大学也要有梦想。”忆昔抚今，将近一百年来，这片承载着数百年复杂记忆的地方已经先后两次成为“燕园”。在这样的视野下看来，或许只有这样的含蓄处理才恰到好处吧。

2016年1月31日初稿

2016年2月18日删减

学林（2016.4.29，第242期）| 描绘燕园

夏洞奇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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