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与1968年之前的基辛格
近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采访，讨论任内的美国外交政策。奥巴马在访谈中直言不讳，直陈他不喜传统盟友如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为防务支出一事批评甚至威胁英国首相卡梅伦，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都抱有怀疑，以及承认美国情报机构严重误判，导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崛起等事。
有人认为美国近些年来的外交水平显得非常业余，是因为缺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谋士。有批评意见指出，奥巴马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第一个不向基辛格寻求建议的美国总统。
一贯批评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奥巴马及其继任者从基辛格这里，至少有四点可以借鉴学习：历史是了解对手和盟友的关键；领导人必须面对推测与实际收益不相称的问题；很多外交决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领导人必须警惕空洞的道德现实主义的危险。
弗格森是基辛格指定的传记作者，传记上卷《理想主义者基辛格：1923—1968》（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企鹅出版社，2015年9月）关注基辛格在接近权力中心之前的外交思想发展，其中一反人们贴在基辛格身上的玩弄权术、钟情秘密外交的“现实主义者”标签，认为1968年前的基辛格担得起“idealist”一词的三重意义（理想主义者、观念论者、反唯物主义者）。他还引述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对基辛格的评论，说基辛格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那样，“有许多立面”。
对于这一类幕僚谋士，作为局外人的学术界与新闻界历来有一套话语评述，但身处漩涡中心的外交政策精英本身，或许自有一套行为模式和选择动机。这一理解的鸿沟需要有人搭建。而向来斗志非凡的弗格森，这一次就试图拆除人们对基辛格的误解。他曾在采访中表示“没有人喜欢被诋毁”，而“关于亨利·基辛格，是有史以来对美国最邪恶的叙述，对人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叙述”。他认为基辛格是一位外交家，更是一位思想家。
截至目前来看，传记第一卷收到如潮好评。不过仍有批评声，质疑这些披着学术外衣、最后只是为了更接近权力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本文原题为《亨利·基辛格的百般手段》（“The Many Manipul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发表于《国家》（The Nation）双周刊2016年1月25日期，经作者授权翻译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戴维·米尔恩（David Milne）为东英吉利大学美国政治副教授。他的《塑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Worldma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merican Diplomacy，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5）将由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
“帝国”和“幕僚”
艾森豪威尔总统1961年1月对全国发表电视告别演说，最让人铭记的就是那句有力的警告，“要提防军工联合体获得不合法的影响力，无论是他们主动寻求还是无意间获得的”。而这位离任总统的远见也体现在其他事务上。虽然他1948—1953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经历对学校和他自己，都不是特别愉快，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恰当地关心到了，美国大学里的学者们正对他们的核心研究功能——也就是自由探索——越来越没有抱负，反而不体面地一心钻营为政府服务，以保障研究资金，并享受接近权力的快感。“我们国家的学者被联邦雇佣、项目拨款和金钱力量主导，这一前景始终存在并需要严正对待。”在这两个问题上，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是如此有先见之明，也如此毫无效果。
诊断并批判那些视野狭隘、政策导向的学术所具有的弱点及随之而来的危险，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家》一书的最大特色。这本书包含两个部分，“帝国”和“幕僚”，其中内容2013年先在《新左评论》杂志发表，2006年在《国家》杂志上发表，2014年发表后记。安德森在“帝国”的开端设下了背景。他解释道，自20世纪中期起，两党在冷战外交政策基础上日益僵化的美国共识、“对外部世界几乎毫无知识的一众选民的褊狭地方主义”和一个“实际上给了外交事务执行者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政治体系，三者之结合创造出了“总统身边的一个外交政策精英小团体，和一套独特的、与国内政治毫无对应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谓美国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追求的‘大战略’概念”。
“帝国”部分，是关于美国从建国到现在的外交政策的一部令人击节的简明小史。安德森的要点之一是，经济自利应被视为塑造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威廉·艾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1959年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中提出的那样。从安德森的分析里可以拾获很多，虽然所有参与过战略塑造的人都不懈强调那些黑暗的帝国主义意图，有时听起来也不太对。例如，就伍德罗·威尔逊，安德森写道，他“让帝国剧目假想里的每一个和弦都发出声音”，1917年，威尔逊“把美国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指控可能有些道理，不过，后一个指控里的“推入”一词，未能捕捉到威尔逊对美国向旧世界的第一次大型军事干预所怀抱的深深的矛盾心理。安德森的批评老到尖锐，但是他把太多的个人和事件都简化成漫画，仿佛他们只取决于他们认识之外的强大经济和扩张力量。
“幕僚”这一部分更重要，值得被更多人阅读。安德森讨论了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大战略家”们的著作，包括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G.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并给予了尖锐评价。在提到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其全球重要思想家的名单，但这并不能“确保他值得重视”，因为他“不够具有原创性，其名下不过就是些‘软实力’的陈词滥调罢了”——之后，安德森给一系列著作梳理提要，然后直刺这些作者的装腔作势。威尔逊主义的“完美体现，就在艾肯伯里，这位‘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可以让该体系已死的核心吸引更多的假意奉承”。对于库普钱那本非常不同的著作《不是一个人的天下》（2012）——敦促美国接受相对衰落的现实，并为一个相互依存、“没有权力中心或全球护卫者”的世界做好准备——安德森冷冷地指出，“帝国，像人一样，有他们自己假谦虚的时候。库普钱所设想的那种撤守，就属于这类。”但文中也不尽是此类言简意赅的重创打击。安德森称赞了部分他提到的大战略家，如认为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的作品“以分析精准、论证逻辑严密、判断清晰节制为标志，以更高的分辨率呈现现实主义”。
上排从左至右：沃尔特·罗素·米德，迈克尔·曼德尔鲍姆，G.约翰·艾肯伯里，查尔斯·库普钱
下排从左至右：罗伯特·卡根，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约瑟夫·奈，罗伯特·阿特
安德森让人们认识到，美国的精英大学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已经生产、供养了太多热衷于政策制定的人，这些人声称已经在国际事务中找出了那些固定模式，如安德森所写，这些人也如相信公理一般相信，“美国的霸权持续服务于国家的特殊利益，也服务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安德森指出，自由主义的干涉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共享着这一核心假定。另一个该领域里常见的重大谬误是很少关注经济大背景，即“美国乃至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产出、平均收入和生产力增长的长期放缓，以及公众、企业和家庭债务随之上升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这样的无知，所以“那么多人谴责和探寻的衰退根源，还是无法显现”。
再有就是简单化、口号制定和笼络收编的问题。在这些大战略家们的学术作品和媒体主张里，他们假定自己扮演着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他们通常让理论——有时已经获得品牌地位的理论——对美国在运行世界历史力量方面作为指挥。在像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1960）、福山的《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世界秩序的重造》（1996）、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和罗伯特·卡根的《美国制造的世界》（2012）这些著作里，政策导向的学术往往失去了复杂性。思想被简化——而它们的原创性和重要性被放大——为了让那些有志于总统职位和政策制定的人更容易消化。在接收端，决策者精挑细选那些最适合自己目的的部分，而忽略那些不适合的。这会导致全方位的混乱。在这部关于大战略的大作中，安德森指出了一个成问题的共同主题：“全都是无意识的绝望，仿佛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力在无论多有限的时间段里，要恢复到与其优势和权力相配的唯一办法，就是干脆凭空想象一个别的。”他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思想史，关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知灼见被大量盲点遮挡，而这些盲点有时会被“武器化”。
佩里·安德森和他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家》（Verso，2015年4月）
评论认为，安德森的关注点向来在精英的思想和活动，大众对外交政策精英所推行政策的异议在他这里似可忽略不计，这对左派历史学家来说也有些特别。但是安德森仍然强调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支撑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全球秩序——这种对美国外交政策之经济动因的关注最早源自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W.A.威廉斯。这也是为何，“幕僚”部分不仅讨论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精英，同时涉及职业政治家、投资银行家、律师和学者。
“理想主义者”
一如安德森抨击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基辛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想的无外乎是在白宫找到一席之地——无论白宫属民主党也好，属共和党也罢——做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人，就像亚里士多德之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那样。然而，正如尼尔·弗格森所作传记的第一卷显示，1968年以前，基辛格在学术界和政界的生涯满布着失望。没能获得哈佛终身教职的基辛格，开始考虑于1956年离开麻省剑桥，因为他收到了据他说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非常优越的工作机会”。这种假定的晋升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坏处，但基辛格写信给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当时的哈佛学院院长，说他不太可能接受这个职位邀请，因为芝加哥学术生活的“可能样子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特别深刻”的“不可通约性”。基辛格这么说的意思，按照弗格森解释，是“那里的教授在美国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府——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小于他们在哈佛的同行”。基辛格精确瞄准的正是一份在华盛顿特区的政策工作。
弗格森自己也是一个对口号情有独钟的、有抱负的大战略家：他用“不愿自认的帝国”（Empire in Denial）来形容美国； 用“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形容中国和美国互联的经济；“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s）用以解释西方如何同世界其他地方拉开差距。他是约翰·麦凯恩2008年总统竞选的顾问，并一直强烈批评奥巴马政府。在这本书的开篇，弗格森坚持他的客观公正：“我可以肯定地预见到，敌对的评论者会断言我在某种程度上被影响或诱导，从而描绘出一幅虚假谄媚的画面。事实并非如此。”两页之后，弗格森说基辛格是“美国有史以来生产的外交政策理论家中，最重要的之一。如果基辛格从未走上公职，这本书仍然值得书写，就像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仍然有充足理由写出凯恩斯的那部绝妙传记，即使凯恩斯从来没有离开剑桥的庭院，走入英王财政部的权力走廊”。弗格森一点都不崇拜凯恩斯（编注：弗格森曾随口说出“凯恩斯是同性恋，没有孩子，所以不关心未来”）——这会很让人怀疑他这样作比的诚意——不过，他为召唤出基辛格所设的这道门槛，要远远超出基辛格的能力范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而基辛格的《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都称不上。
现年93岁的基辛格虽已离开公职四十余年，但作为世界著名顾问，仍被多国政商领导人奉为座上宾，影响世界政治。尼尔·弗格森是基辛格指定的传记作者，传记上卷《理想主义者基辛格：1923—1968》中译本将由中信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
弗格森的目标是证明，基辛格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至少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第二卷的副标题将揭示，当基辛格加入尼克松政府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研究基辛格的学者多是“匆匆浏览一遍他的出版物”，弗格森责备道；弗格森自己全身心投入阅读后则发现，“基辛格的智力资本有双重基础：历史研究和理想主义哲学”。就前者，弗格森提到他的传主对经济决定论的敌视，这倒是极富洞察力的，反映在基辛格1959年的观察发现：“我们面对的危险，是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的物质主义也是激励苏联革命者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冰盒（编注：冰箱的前身），就以为别人——那可是在斯大林统治下生存下来的人们，也以这个为首要目的。”基辛格强烈谴责唯科学主义，那些鼓吹它的、肯尼迪“最好、最聪明的顾问”（编注：提出“用科学战胜科学，以确保国家安全”的思想，进而使美国走上与苏联军备竞赛的道路）因而都是可疑的——“欧洲人，生活在废墟遍地、证明了人类远见之不可靠的大陆，他们从骨子里感受到，历史远比系统分析要复杂得多”——弗格森已果断地指出这一点。
但要说在更宏大抽象的层面上，基辛格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弗格森提供的书面证据就只是数量上庞大，解释效用却不大。他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称基辛格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让他怀疑起论述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各种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给马列主义设计的解毒剂”——这么说也还算言之成理，但把一部上千页著作的核心论点放在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副题（编注：“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的思考”）上，简直就需要读者的轻信了。弗格森明确了，基辛格的理想主义和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是不一样的：“我是在‘理想主义’的哲学意义上（编注：Idealism，观念论、唯心论）使用这个词，意思是说西方哲学思想，从阿那克萨哥拉和柏拉图起，都认为（用康德的话来表述）‘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是否我们推定的所有外部经验都不过是单纯的想象’，因为‘外在之物的现实性并不服从什么严格证明’。”然而，尽管弗格森尽了最大努力，他在这一表述和基辛格的政策建议之间建立起来的连接，实在微弱到虚幻。
1944年，身着美军制服的基辛格，在德荷边境留影。
基辛格对1961—1962年柏林危机的应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时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定期顾问的基辛格，对柏林墙的建成感到震惊，结果转而青睐同赫鲁晓夫的对抗。肯尼迪是把柏林墙作为一个必要的恶来接受的——“一堵墙总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得多”——也在无意中嘲笑了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假设。在解释基辛格的好战时，弗格森说“基辛格是理想主义者，肯尼迪是现实主义者。基辛格想要的，是美国明确主张所谓民族‘自决’的普遍原则——除了40年前的伍德罗·威尔逊，没有其他人这么阐述了——应该用于德国，以及，事实上，用于柏林的所有部分”。但是，基辛格力主做出有力回应，主要并不是为了理想主义；而是关于视野的，意思是说美国向世界其他地方作出严正声明的重要性。一如基辛格写信给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肯尼迪的另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说“苏联人让我们看起来像只猴子，疲软的猴子，爬回来、求他们进行谈判，迫不及待地证明自己是受虐狂，弄得好像我们可以放弃什么别的东西给他们”。基辛格视之为对美国的羞辱，他觉得肯尼迪不可能技巧高超地处理这些，于是，为了美国的“公信力”，他硬是要草草做出回应，“公信力”是他最看重的外交商品。
基辛格一贯鲁莽冒失，而弗格森对他的这一行为模式视如无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基辛格总是迅速察觉到对美国的潜在羞辱——过快地从越南撤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的掌权；允许可靠的朋友，叶海亚·汗的巴基斯坦，与不可靠的英迪拉·甘地的印度交战，却打了败仗——以及迅速建议美国军事资源的部署（无论是地面部队、轰炸攻势、秘密颠覆计划，还是军事援助），所有的考量都基于美国的“公信力”。他作为尼克松国家安全顾问做出的应对，在每一个他们影响到的地区都制造了灾难：柬埔寨政局动荡及波尔布特的崛起；民主选举产生的阿连德政府的下台，及残忍暴力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上台；次大陆发生血腥战争，也就是历史学家加里·巴斯（Gary Bass）在《滴血电报》一书里描述的“一场被遗忘的种族灭绝”。基辛格残酷的政策建议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从现实主义出发，但也肯定不是受康德观念论的启发；而是为了向世界证明美国的力量，一个缺乏道德核心和分寸感的强权的力量。
外交政策知识分子
在接触基辛格的私人文件方面，弗格森拥有特权，从而公布出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材料。不过，他坚持认为“理想主义”是基辛格直至1968年的生活和事业的指南针，是很勉强、没有说服力的。弗格森太尊崇传主的意见了。1938年，15岁的海因茨·基辛格和他的家人从纳粹德国的魔爪下惊险逃出，最终定居纽约。跟着基辛格的思路，弗格森提出，人们对这个童年创伤着墨太多、衍生太多了。他批评杰里米·苏瑞（Jeremi Suri）的《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把基辛格怀疑民主在面对威权挑战时是否有效，归因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这种说法的缺陷是”，弗格森写道，“亨利·基辛格在魏玛共和国灭亡时还不到十岁，在这个年龄，再怎么早熟的孩子都不太可能形成强烈的政治观点。他最早的政治记忆是对随后到来的那个政权的。那么在希特勒统治下成长，有没有多少扭曲了基辛格对民主的态度？”纳粹党是通过一系列成功选举上台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说这确实可能造成了基辛格对民主的偏见呢？奥地利-犹太作家茨威格指责大众民主把希特勒送上台，而更倾向于哈布斯堡帝国更受限制的选举权。弗格森不相信基辛格青春期的可怕痛苦对他后来的观点和职业生涯有那么些许影响，这点很可疑。
尽管如此，对这些选择性的阐释，也就是前200页，构成了书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并详解了基辛格如何青云直上。基辛格在二战服役期间表现杰出，在1945年4月因打垮一个盖世太保秘密组织而被授予铜星奖章。就在那几天前，他和第84步兵师的其他成员在德国阿伦偶然发现了一个集中营，里头还活着的囚犯被视同行尸走肉。弗格森用整整两页复述了基辛格当年撰写的题为“永远的犹太人”的文章（和一部纳粹宣传电影同名，用以讽刺），里面有这样灼热的句子：“那便是20世纪的人类。在痛苦的折磨下，人已达到不省人事、恍惚昏呆的状态，是活是死、有无生气，都区分不出来了。”
基辛格回国后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就读，是《退伍军人法》（编注：为归来的退伍军人提供免费大学教育）的众多受益者之一。在哈佛，他的政策野心真正开始显现。基辛格是一个有很高积极性和企图心的博士生，他和他的导师兼辅导员威廉·扬代尔·埃利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一起创立了一个季刊《合流》，是一个旨在将世界各地的“青年领袖”带来剑桥过暑假的“国际研讨班”——这大大拓展了基辛格的国际联系，并使他从中央情报局获得部分资助。弗格森对基辛格1954年博士毕业论文（三年后以《重建的世界》为题出版）的叙述与大部分研究者的不同在于，他并未将这部论文视作一曲对平衡外交和梅特涅美德的赞歌；相反，“《重建的世界》里的真正英雄不是梅特涅，而是卡斯尔雷”。我们被告知，基辛格的论文“同时”展现出“理想主义的方法、保守的意识形态、一种历史哲学和悲剧性的情感”。然而，要硬塞进“理想主义的方法”，就得做一套奇怪的、没必要的复杂解释。尽管基辛格也察觉到了梅特涅的缺点——“他长于操纵，而非建设”——这篇论文首要致敬的，还是他招牌的现实主义。这是一本在许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也是基辛格写得最好的一本了。
基辛格的第二本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自他领导的一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这本书认为“有限的”核战争是可以打的、可控制的、能打赢的，它在商业上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精装本卖了70000册，但同时也引发强烈批评。在《记者》杂志上，保罗·尼采（Paul Nitze），外交政策机构中一位有影响力的鹰派成员，批评基辛格误解了武器类型、错估了爆炸效果，并低估了要在核交换上强加“限制”将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批评，但让尼采感到惊讶的是，基辛格和外交关系协会威胁《记者》杂志要提起诽谤起诉——这一段是弗格森没有提及的，但确确实实揭示了基辛格的虚荣心和对批评的敏感。这本书把基辛格变成了一个学术名人，但正如弗格森正确指出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无法令人信服”。当基辛格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政府的头面人物上的时候，他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警告他“正在开始表现得不再那么有人性。你见了太多‘重要’人物，而不是‘真实’的人”。弗格森责备克雷默的讲法，但这一描述符合对这一时期基辛格的绝大多数研究。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史教授马里奥·德尔佩罗（Mario Del Pero）在《古怪的现实主义者：亨利·基辛格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塑造》（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9）中曾写道，基辛格同时受到欧洲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美国政治话语中道德调门的影响，因而要比人们认为的更偏意识形态化，也因此他的政策模式常常不一致，令人难以捉摸。
但是，德尔佩罗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弗格森想要把基辛格写成一个深信“外交政策需要道德基础”、因而内心深受折磨的理想主义者，这点他不敢苟同。他认为弗格森似乎没有关注汗牛充栋的冷战学术研究，把这一历史大背景简化为最简单的两极对立，正是在这样的设计下，基辛格闪闪发亮，仿佛孤胆英雄一般在对抗美国政治文化的历史性失效。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用无与伦比的、有教养的饱学之士的形象代替战争贩子的形象，德尔佩罗批评弗格森把基辛格写得太特别了，结果这本基辛格传记变成了一部圣徒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初出茅庐的基辛格，并不是一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角色，尽管弗格森努力建立他的地位，把他说成是少有人能匹敌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除了《重建的世界》，基辛格截至1968年发表的作品都没经受住岁月的考验。要辨析他在这一时段政策建议方面的洞察力，也同样困难。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基辛格对柏林事务的建议是鲁莽升级，而这很可能会导向一个非常黑暗的境地。他是越战美国化的公开支持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在1967年开展的失败的巴黎和平会谈中，代表林登·约翰逊政府谈判的基辛格持续夸大了北越参与和谈的意愿，以及他自己促成突破性进展的能力。不为所动的弗格森写道：“基辛格在1967年的谈判行为，就是后来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是，弗格森建立了一些情有可原的开脱方式，指出“基辛格参与1967年巴黎谈判的主要动机，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南希（Nancy Maginnes）那年正在索邦大学读书”。揭示出这一点让基辛格显得人性化，我是这么想的，但这么做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效果。在否定了那些把基辛格写成冷酷无情、雄心勃勃的研究者之后，弗格森引出了基辛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亲密顾问关系，洛克菲尔的中立主义立场意味着他获得共和党党内提名的机会始终不大。弗格森却没有考虑过，和洛克菲勒联盟，是否不过是基辛格判断力薄弱的又一示例。
然而，无意间，弗格森的“理想主义者”看上去更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往往不顾一切，时而倒霉，偶尔高效，正如他在1968年政府换届时迅速地在下届政府里捞到一个外交政策职位一样。洛克菲勒在共和党党内提名上败给理查德·尼克松之后，基辛格写信给当时在巴黎主导与北越和谈的W.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我跟共和党的政治是过够了。这个党没希望了，也不适合执政。”两人9月在巴黎见面，但哈里曼不知道的是，基辛格那时候正在给竞选总统的尼克松泄露越南谈判信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哈里曼团队中的一员，被基辛格的两面派吓坏了：“我们信任他。但尼克松竞选团队里确实有一个美国谈判小组的秘密信源，这么说并不夸大事实。”基辛格还给总统竞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提供过一份针对尼克松的庞大罪证文件，是他在给洛克菲勒做顾问期间整理的。基辛格这种多管齐下的魅惑攻势，只有一个目的——为自己争取到一个高位——而这也真的管用。如汉弗莱后来所说的：“如果我当选，我希望基辛格做我的助理。”这对弗格森这位思想实验的粉丝来说，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有趣的反事实。（编注：弗格森为基辛格所做翻案文章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最早由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权力的代价》[1983]一书中提出的，基辛格向竞选总统的尼克松泄露了约翰逊政府与北越和谈的机密信息。其他历史学家认为，这让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得以说服南越退出谈判，并承诺如果有一个共和党总统，他们将会有更好的谈判机会；此举草菅人命，拖延战争令上千美国士兵命丧越南战场。弗格森则认为基辛格是被越南人所迷惑，当时所做是力促和平。）
但是，尼克松赢得了大选，然后任命基辛格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意图以此将国务院边缘化，把决策制定权集中在白宫。这一伙伴关系收获显著，诸如与苏联缓和、向中国开放，不过这些成就都跟尼克松的反共名声背道而驰。而这一伙伴关系也推进了那些冷漠、犬儒的政策，更别提那些缺乏战术——源于对非西方人民的欺骗、傲慢和蔑视的政策。弗格森似乎也有些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并没有解释他传主的行为，而是暗示说，基辛格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因为他的前辈们也一样有罪：“你搜遍图书馆，却找不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审判》这本书”，以及“没有大辩论家会自找麻烦去控告迪恩·腊斯克（Dean Rusk）为战犯”。弗格森的抱怨不是完全没道理——佩里·安德森可能也会同意这两句话——但要说这些和基辛格的行为差不多，可以作比，却也不对。
1968年12月，已被尼克松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
传记的第二卷可能是弗格森感到比较棘手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道德判断设置在一个较高的调门。弗格森形容约翰逊总统的政策顾问是“无良的实用主义者”，把他们和没有污点的“理想主义者”基辛格作比较，让他们处在不利地位，并描述1963年11月美国在罢黜南越总统吴庭艳时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弗格森援引基辛格对吴庭艳的回应，以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声明的形式：
一个盟国的政府——在建立时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已经被我国政府鼓励的军事政变所推翻，[并]确立了一个变相的军事独裁统治。……我不喜欢让别人觉得我们的国家是在心狠手辣地弄权。我们的优势是原则，而非幕后操纵。我们的历史角色始终是用人类理想和最深切的希望来定义自己。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宝贵资产，一时的成功将会毫无意义。
在接下来发生的不大可能会反转的各种事件中（编注：指传记第二卷所涉，也即1968年之后发生的事，已广为人知），基辛格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这位他指定的传记作者黑得不行。或者也许他的机会主义会继续保他安然无恙？
专题（2016.5.13）|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与1968年之前的基辛格
文/戴维·米尔恩 译/宋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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