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鏐 | 我和冯契的关系
程应鏐先生手书《我和冯契的关系》抄本原件
冯契 (原名冯宝麐) 和我是在昆明认识。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在昆明私立天祥中学教书时，他也在天祥中学教书。当时，我教高二的文学概论，他教高二的国文。高二的学生很喜欢他，佩服他，时常在我面前提到他。有一个叫张国士的学生和他很接近，时常到他那里借阅俄国文学作品，这个学生和我也很接近。我在昆明时的一些朋友如王逊、欧阳琛、章煜然、胡正谒和他很熟悉，也时常谈到他。王逊和章煜然是学哲学的，和他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欧阳琛那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当研究生，同住在一个宿舍里。胡正谒在北大法律系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当助教。从这些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他考入清华大学时是“状元”(第一名)，在学校里书读得很好。抗日战争之后去过延安，在我离昆明去河南洛阳后回昆明复学。他虽然学的是哲学，但对文学很爱好，会写文章，尤其是短文写得很尖锐，泼辣，胡正谒就非常佩服他所写的短文。(胡正谒、欧阳琛现均在江西师范学院)
一九四五年，“一二·一”学生运动前后，天祥中学的学生 (主要是高三、高二的学生) 时常举行时事座谈会。有一次座谈会，冯契和我都参加了。谈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发动内战，向八路军进攻。当时，大家对东北的前途作了估计，我和冯契的论点大致相同———这就是不能从一时、一地的失利，一时、一地的胜利来看问题，要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来看问题。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我担任了天祥中学的训育主任，主管学生工作。有一天夜里，我去查夜，有很多学生还没有就寝，我便催他们熄灯就寝。在高三 (即张国士那一班) 的一间宿舍外面，当我叫他们就寝时，有一位教师叫许寿谔的跑出来，对我催促学生熄灯的举动很不满，和我争论起来。当时，冯契也在这一学生宿舍，听到我们在争论，便出来排解。事后，我知道许寿谔是“民青联”的，那天晚上，他、冯契和一些学生正在开会。在争论时，我向许寿谔暴露了我的政治立场 (当时我和民盟的关系较深，四月即正式加入民盟)，对许寿谔对我不应该催促学生熄灯的指责很愤概。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天祥中学即迁往距昆明七、八里地的小坝。当时，迁校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是由我主持的，返校时，我请冯契写过一首迁校的歌词，以后即作为这个学校的校歌。迁校之后，冯契好像就不在这个学校教书了。我记得这时他和赵芳茵结婚，我曾去过他的新居一次。当天祥中学欢送毕业同学 (即张国士那一班) 时，开过一次晚会。他曾来小坝参加晚会返回。我和他有过一次长谈。这次谈话，他谈到在延安鲁艺 (鲁迅艺术学院) 时认识天蓝 (原名王名衡，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抗战初期，天蓝曾写过一首长诗《队长骑马而去了》，曾经传诵一时。我们对这首长诗作了一些评论。我谈到从山西到延安时，正碰上天蓝从前线到延安，那时，他还有一些思想问题，用英文写日记，依然落落寡合。
后来，我就离开昆明，他什么时候离开昆明的，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他。一九四七年，我来上海，那时我们的一个朋友汤德明(中共党员。在昆明由于欧阳琛的介绍，我认识他。他在昆明和冯契已很熟识) 编《时与文》 周刊。汤德明时常约我为 《时与文》 写文章，他告诉我冯契也常有文章在《时与文》 发表。那时，我写文章用笔名流金。冯契当时的名字为冯宝麐，冯契是解放后用的。当时是否即用此名发表文章，我不记得。
在上海我和冯契有来往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知道他住在同济大学的宿舍，我去同济大学在四川路的宿舍看过他。后来，他搬到礼查饭店 (也是同济的宿舍)，我也去那里找过他。那时，他在同济大学教书。在这以前，我参加了大教联和大教联的一些集会，在一些宣言上签过名 (如反饥饿反迫害，反美扶日等)，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冯契似乎是沉默的。
解放前数日，大教联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曾有过一次集会，人数较多，约三四十人 (过去开会，不过十多人或廿人)，冯契也来了。这是我在上海第一次看到他参加这样的社会活动。这一次汤德明也来了。
解放之后，冯契在高教联工作，是比较活跃的。我当时主要是在上海民盟市支部临工委工作。在高教联召开的一些会议中，我和冯契时常见面。
由于我的关系，他为《展望周刊》 写过一些文章，也是由于我的关系，他在私立上海法政学院暑期学校讲过哲学。这个学校距我家甚近 (当时我住在绍兴路静村四号)，我常约他来我家吃饭。这时，和我最为接近的人有汤德明、郭森麒。郭森麒解放前夕住在我家里，解放后汤德明又在我 [家] 住了一个时期。汤与郭都是冯契的朋友。当冯契在高教联工作时，我曾向冯契谈过希望他多找一些民盟的人去开会，觉得他们有意见。当时，孙大雨、陈仁炳都表示过高教联“搞宗派”，流露过不满。
解放之后，由于汤德明和冯契的介绍，我参加了教协。教协在高教联是核心。光华大学的陈青士、王惠稼是通过我 (由曹未风的决定)参加 [的]。教协存在的时间很短。教育工会成立之后，冯契担任文教部长，我和郭森麒则代表教育工会出席上海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召开的工代大会。这时，教育工会的会议很多，我和冯契常常在这些会议中见面。
一 九四九年九月，我去高桥中学当校长，要请一批教员。当时联大同学通过冯契 (或郭森麒) 介绍过几个去高桥工作，我记得为教育局 (当时称军管会中教处) 批准的有巫宁慧、王家栋。冯契还介绍了清华大学毕业的邓广誉，也批准了，但邓广誉没有来。
冯契后来 (五〇年) 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我曾请他去高桥中学传达过人代会的决议，也请他去高桥为教职员讲过哲学。
一九五〇年暑假，上海教育工会组织过高教界一部分人去北京参观，我参加了。冯契、刘佛年也参加了。他们二人一方面是参观团的成员，一方面还代表教育工会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会的会议。我在北京随参观团去过一次教育部，参加了由教育部召开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马叙伦讲了话，但内容已不能追忆。其他时间，我都是个人活动。因为高桥中学工作，我一个人先回上海，冯契和刘佛年在归途中还去山东济南参观过。我记得在离上海时，我和冯、刘曾去找过杭苇 (当时上海教育局副局长)，请杭写介绍信给山东文教局，我也是准备去山东参观的。
冯契的妻子的大姐 (赵常茵？) 在上海私立正中女中当校长，解放之前，冯契在这个学校教过书，解放时，冯契好像也在这个学校住过。李宗蕖之去正中女中教书，就是冯契介绍的。李宗蕖在这个学校教过两年书，至五一年秋才去高桥教书的。
解放之后，冯契在未去华东师大之前 (那时师大还未成立)，在几个学校 (大专) 担任政治课教授。我在光华教的也是政治课。我记得他曾约我去纺织学院做过一次专题演讲。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我在光华上课常常下课后到他家里，有时就在他家吃中饭。那时，他住在吴淞路附近的一所公寓里，距光华是较近的。
我 的一位朋友叫熊德基的，在福建工作(先在厦门大学当教务长，后在福建师范学院当副教务长。现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副所长，中共党员)。一年中，或去北京开会，或来上海开会，我们总可以见面。他对冯契是很佩服的。当冯契住在淮海中路一公寓时，我同他一道去过冯契家里。他们谈哲学，谈文学都是很投机的。当时，我对搞学校行政工作已经不发生兴趣，想回高等学校教书。冯契的
看法是，我们这批人在学术上是承先启下的，老一辈的年纪大了，新的东西学不进去，而年轻一辈的历史文化知识又比较缺乏，我们应当努力。他这一看法我是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搞行政工作和作学问是矛盾的。我很羡慕他虽然在师大作系主任，但能摆脱事务性的工作，仍能读书写作。
他在去师大之前，有一个时期想写电影剧本。大约是在五一年，史瑞芬的先进事迹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以后，他对这位先进人物很有兴趣，曾去过史瑞芬教书的地方(江苏某处) 作调查访问。后来写成了一个电影剧本，我看过这个剧本的初稿，后来这个剧本似未发表。
当我在高桥中学工作的最后两年，有时因事在上海不得回去，便去他家里聊天，住在他那里。(淮海中路靠近天平路的一所公寓)
一九五四年夏，我来师专工作，他那时已搬到师大的宿舍去了。我和他的来往，不如过去那么多，但往往也能在一些会议上见面 (如听报告)。暑假寒假也曾相互探望。一九五六年我记得他写过一些短文，有一次去高教部开会，我和他在一起碰到汤德明，汤半开玩笑的要我向他学习，说我也应该写文章了。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请他来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为教师讲过一次哲学。
一九五二年或五三年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约我去讲过一次“一二·九”运动，事后我知道是他介绍的。一九五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人来师专约我写有关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小册子，我说我在这方面是外行，他认为我这样说是谦虚，他说是冯契介绍他来的。
在师专工作时期，我对师专的领导不满，曾在他家里发过牢骚，他当时对我有所批评，认为我不能这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在中学作行政工作，不满意，调到高等学校来，又不满意。”
一九五七年以前，在我和他接近的七、八年间，我知道他比较接近的人为汤德明、郭森麒、刘佛年、陈旭麓。我去师大看他时，他也往往邀了陈旭麓、刘佛年来他家，或去他们家里。一九五七年春，我和他曾经约好去苏州玩一次，当时是准备刘、陈以及他和我四人同去的，后来他来信，说有事不能去，便作罢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我和冯契的来往即断。六一年我看到郭森麒，曾问过他的消息。郭告诉我他在五八年也受到批判。六二年市政协在人委大礼堂组织过一次传达广州会议的报告会，我在开会时碰到过他，只匆匆作了问候。那时，我的心情是羞见故人，特别是在那么大规模的听报告的场合。
解放之后，他去过几次北京。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和何其芳是很熟识的。我记得他曾几次谈到何其芳。
在《上海教育》 创刊时，冯契是编委，他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写有关教育的文章，可以送到这个刊物去发表。
有关他的议论，除上所写，我还记得有几条：1，他认为在解放前，作“浪子”是对的，解放后还要做“浪子”就不对了，为了说明他这一论点，他写过一篇文章在 《展望周刊》 上发表。2，对于金岳霖，他是比较佩服。3，对历史文化知识，他是很重视的；他认为不重视千百年来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是不对的。我们在谈话中，常常讥笑在我们看来是海派的一些作家。4，五二年评薪时他在我面前有过一些议论，他认为在师大把束世徵评低了，对于这样的老教授可以评得高一些。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
专题（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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