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是否需要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

白宫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小分队”吗?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他的政治系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认为应该有。两人近日联名在《大西洋月刊》　呼吁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就像现在白宫所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那样———设一个主席，“两名额外成员”和“一个小的专业工作人员团体”。这些宫廷历史学家将负责在过往中寻找与当前事件相似的对应，然后用他们的发现向总统提供建议。

他俩拿小布什总统那段广为人知的段子举例:“2003年，当乔治·布什总统选择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时，他似乎都没有完全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萨达姆政权是由少数的逊尼派领导，压迫占多数的什叶派群体。他没有听到警告，而这一行动的可预见的后果将是一个什叶派主宰的巴格达支持中东的什叶派大本营———伊朗。”

然而，实际上，2003年是有历史学家提出过这个论点的。但那时候也有历史学家希望小布什对伊作战，正如美国智库专家吉恩·希利(Gene Healy)在对弗格森和艾利森的毁灭性回应中所指出的，当时曾有一位顶尖的中东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夸大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差异，在地点未公开的晚宴上发表了要无畏地挺直脊梁的演说，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亲战思想的大作。“如果在小布什时代存在这么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希利说，“那么很容易想到的是，总统会任命刘易斯领导它。”

刘易斯当然是一位重要学者，他的作品值得阅读，一个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也会这么说。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即便刘易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当了解，也并不确保他就是一个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尽在掌握的专家。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的一大优点就是，它不假装自己是一门可预测的科学;或者说，实际上它不装成任何类型的科学。这不是缺陷，而是它的自知之明。

在作预测时，历史通常是非常有用的。不了解过去，你就没法理解现在;而且，找到　当前事件的历史类比，有其明显价值。但是，弗格森和艾利森似乎在呼吁更多的东西:他们称之为“应用历史”的新学科，要学者“找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线索，然后建议可能的政策干预，评估可能的后果”。整个想法都透着一股对科学的嫉妒，看看他们所援引的典范:“你可能会说，应用历史之于主流历史，就像医学实践之于生物化学，或工程学之于物理学。他们还说:“但是这些类比是不正确的。在科学领域，实践者和理论家之间相互尊重。相比之下，在政策领域，实践者和学院历史学家之间往往相互鄙视。”

一个总统麾下的“应用历史学家小组”，很可能对行政部门的决策没什么影响力，他们的用处更可能是:把知识的虚饰架在总统已经做好决定的地方，给公众看。

但如果总统真的想要他们的建议呢?　希利指出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记住的风险:

“总统早已对他们的遗产有病态的迷恋——在大厅漫步，凝视肖像(有时甚至与他们谈话)，并想知道他们将来在排名游戏中表现如何:1996年，克林顿私下里将他的总统前辈分为三组，然后花　了一个漫长的星期天上午，与顾问反复讨论他可以做些什么才能跻身顶级组。

“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共识似乎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你需要敢想敢做，敢于打破陈规，并且‘在离任时，这个总统宝座比你得到它的时候更强大’。鉴于历史学家对哪些总统属于顶级组的判断通常愚蠢至极，我们可能应该感激那时候比尔身边没有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来给他提什么建议。”

所以说，到底是谁需要谁呢?　是国家需要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需要国家?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这么问。一直以来都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受不住“叙拉古的诱惑”，想要当帝王师。20世纪初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　(Julien Benda)就曾在他著名的　《知识分子的背叛》(1927)　里谴责知识分子——有些“小公务员”为了“玩政治激情的游戏”而背叛更高的普遍义务，服务于意识形态而非知识科学，放弃他们作为理性主义先锋的神圣地位。

阿德尔曼指出这两人提议中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正如劣币驱逐良币，让历史在今天“相关”、“有用”的诱惑，会挤走明天的人们对多重历史的需要。这已经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冷战开始后，政府及其他机构都有大笔资金投入到外语培训和了解域外的项目中，而这些当时不为美国人所了解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被捆绑在一起，被降级、压缩成一个叫“区域研究”的学科里。这种做法降低了　美国人理解其他人的能力，导致美国人对于今天的中国崛起、拉美移民及中东转型的看法，还是一片胡说八道。

阿德尔曼还希望历史学家对自　己提供的东西多一点谦卑。对于这些个老想着扮演先知角色的常青藤历史学家，他援引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机智回应:“不管怎样，我们注定是要重复过去的。活着就是这么　回事。要是一个孩子10岁的时候没发现这点，那他可真够笨的……大多数孩子上不起哈佛，所以，也不会被误导。”

作为一个学者，更重要的是不放弃对过去的多元性的开掘，向学生和读者传达其他版本的历史叙述。学者的版本往往与当前既有的叙事不同，他们往往会在世界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讲述成功与光明，在公众人物走向胜利的时候讲述人类暴行。学者的本职是花费巨大时间经历，以超慢动作完成不可撼动的工作，通常在变动时代逆流而上，是当前叙事的有力对抗者，而不是每天对政治作迅速反应的弄潮儿。

学林（2016.10.28）|  白宫是否需要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

编译/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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