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 章太炎先生的最后五年

2014年6月在浙江余杭召开《章太炎全集》首批八册出版座谈会，我曾参加，当时估计全集最后完成，似乎至少还要五到十年，无论文献之搜辑、整理、鉴别、出版，难度都非常高。真没想到仅仅三年后，全集已经圆满且保证学术质量地出版问世，在此应该对所涉各方，包括章先生家人之鼎力支持，整理者之殚精竭虑，出版社之投入把关，以及余杭地方政府之竭诚支持，表达充分的敬意。

因为我不治近代学术与近代史，对章先生最出色当行的经子小学也所知甚少，仅能就粗浅之阅读谈些看法。

在三年前的出版座谈会上，我主要谈《太炎文录续编》中文章所看到的他在国家民族大义方面贯彻始终的立场。包括1932年上海淞沪停战以后，他写了关于“一·二八”事件过程的叙述，对十九路军抗日业绩的赞颂，包括他为段祺瑞等许多北洋旧人所撰寿序或者为国民革命牺牲的其他人物写的碑志之中，能感觉到他坚持一贯立场，完全是基于国家民族大义，不是为个人。他的生命最后五年和他早年思想并未有任何隔绝和改变。

在最近出版的《太炎文录补编》《书信集》以及《附录》中，见到更多的新资料，揭示他晚年积极入世，参与民族生存斗争的所作所为，许多内容至今读来，均足令人动容。

青年章太炎

热河抗战发生后，他多次驰书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认为“今日可与敌人一决雌雄者，惟兄一人”，并乐于见到冯与张学良之接洽，告诫在民族危机之时不要过多考虑个人荣辱进退：“但求立功救国，何论名位高卑乎！”他还为冯具体出主意，认为冯“所据察哈尔地方，本七国、秦、汉间云中定襄旧郡，与郭汾阳倡议朔方何异”，即指出热、察一带是可以兴王，可以成为民族复兴的主要基地的要地。热河战事结束后，他更建议冯重视培养人才，为长期抗战作充分准备。他致信宋哲元，赞其所部虽军备未充，“而能挺进肉搏，一战杀敌过万人，岂独甲午以来所未有，即远溯鸦片战争至今，曷尝睹此”。尤其关注河北特别是北京一带军事、文化之动态，对北京大学可能南迁，对伪主溥仪可能南据旧京，对北京可能成为首度沦陷之地，他给冯长信，不无忧虑地指出“蚩蚩群氓固已望敌之入矣”，愿当汉奸者大有人在，他警告冯不要如蒙恬、岳飞那样自弃武装，束手受戮，而应以一年为期，“捐猜疑，除苛政，明赏罚”，达成“兵练械精”，迎接更大的战事。虽然抗战全面爆发在太炎先生身后一年多，但他早在近两年前就已经看到中日间必有一战的大势，亦部分了解“中枢亦渐有经画”。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太炎先生与孙中山、蒋介石一系陈见甚深，来往不多，但在民族危机暴风雨将来临之际，他也无心计较以往的恩怨嫌隙。东北事变后，他在与人通信中，谴责“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还提起日相币原“口称孙总理本愿放弃东三省”之旧事。剧变以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对国民党内各派系之纷争，他能不计个人关系之疏近，谴责粤方挑动内斗为卖国贼。他说：“吾之于人，心无适莫，平日恶蒋殊胜，及外患猝起，则谓蒋之视粤，情罪犹有轻重，惜乎阎、冯不得闻吾言也。”即在最大几个军事集团中，他不顾以往鄙蒋最甚的个人义气，认为蒋之决不肯履行弃东三省，有为抗战长远规划的立场，远胜张、冯、阎、粤诸人。他在1932年初与熊希龄、马相伯等联名给国民政府诸要员通电，认为“国为四万万人民公器，国民党标榜党治，决非自甘亡国”，要求“捐除一切，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十九路军抗日战起，他更与诸名贤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主张实行全民总动员，支持沪上抗战，认为“当国者不力为后援，与共生死，而反以柔媚之术，与强敌为好言，岂徒自毁长城，亦悖乎国民心理矣”，要不然“众怒愤盈，无所宣泄，义旗所指，将在何人”，不免激起民变。

为中国抗日寻求国际援助，他也作了很大努力。1933年2月，他与马相伯联名在《申报》发表两件《告世界人民书》，严正指出东三省称满洲，决非正称，其地从汉唐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决非藩属，而东北人口，汉人有二千万，满人不过百余万，严厉谴责炮制满洲国之有悖历史，有违国际公例。他给参与国联满洲调查团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去信，列举历史上因出使“或囚或杀”的洪皓、左懋第的榜样，希望顾慷慨成行，藉此揭露日本拼凑满洲国、分裂中国的阴谋。他说：“足下此行，为日人所忌，其极不过一死耳。牺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启国联之义愤，为利于中国者正大，岂徒口舌折冲所可同比耶！”虽然鼓励顾要不惜一死以求真相，有些责人过甚，但此责人也正是太炎先生所愿自任者，知他虽自感身体已甚衰竭，但报国之情全未稍减。

晚年章太炎，刘半农摄。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北平当局拘捕了一些学生。章致信北平行辕主任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请宋保持清名，释放学生。上海学生也组织请愿团北上声援，当局竭力阻挠，甚至诬以共党之名。章先生在《申报》发表公开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要求政府“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武力制止。”对租界日军因在马其昶子马根质书堆中发现抗日救国会宣传员徽章而将其逮捕，他不惜屈尊给日军野村司令去信，要求立即将其释放，“以全读书种子”。对于奔赴热河抗日前线的爱国学生，他不仅亲自资助，更给有力者写信，要求给以后援。

当然，章太炎在历史上，与北洋旧人及国民党反对派关系深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为这些人物写了许多文章，但从大端来说，都能把持大节，坚持原则。段祺瑞在河北危机加剧之际，响应蒋之召唤，迅捷南下，章对他的人生选择多有赞誉。他为吴佩孚起草《申讨伪满洲国电》，谴责溥仪“受日人唆使”成立伪满，“警报传来，不胜发指”，代吴表示“方今于四海横流，国亡无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他为孙传芳写墓志，也特别认为他服膺黎元洪语：“沦于异族，不如屈于同胞”，对他之知大义给以肯定。他写陈炯明墓志，特别说到他败后，居香港，“倭破关东，君如天津觇国。倭人或说君与同谋。君言返我东三省，我即与汝通好，非是无可语者”。

还可以提及两件书信。一是致张季鸾书，强调“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二是书信集最后一篇与蒋介石书，直可视为他对国事之最后遗言。他告蒋日人对津沽不断增兵，虽还只是武力胁迫，但危机日剧，他建议蒋与冯、阎携手合作，力守河北、山西，绝不能轻言退让，直言黄河之无法固守。对于晋北之共产党，他虽认为“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所见有偏见，但也看到“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至少可以民军视之，亦具国共合作抗日之雏见。章太炎去世时，鲁迅在上海，但没有参加悼念公祭，连挽联也未送，似乎有些失礼，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则连续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深情回忆了众多往事，赞颂“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持久的业绩”，但也批评乃师晚年之“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看来，师弟二人的最后十多年，真是非常隔膜，全无所知了。因为《章太炎全集》的出版，我们可以读到一代大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更立体的身影，看到他一直保持早年的血性，一直坚守民族爱国主义的立场。

以上所谈，希望可以给章先生遗嘱要求子孙“若外族入主，务须洁身”作一注脚。

专题（2017.11.3）| 章太炎先生的最后五年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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