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非此等雅人也”：傅斯年拒绝大忽雷入藏中博院
在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本土国家级博物馆兴起之后，具有人文历史意义的古物，尤其是本国古物，成为收藏重点。这是中国博物馆人审时度势之后的必然选择。古物流失作为无法逃避的现实，压倒了对科技、地质与实业的探索。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艰难处境，保护本国古物，成为凝聚国魂的方便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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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体智“其他异品甚多”VS 傅斯年“虽送亦可不要”
不负中博院诸公对其余藏品的一片热心，刘体智在1937年1月12日致函傅斯年，中云：
在这封夫子自道的长信中，刘体智对其收藏生涯作出了总结。据此，则善斋收藏肇始于清末，30余年来所积甚富。除青铜礼乐重器外，尚有甲骨、符牌、梵像、任器、车器、古镜、兵器等，不但品类繁复，而且数量巨大，因此，尽管善斋所藏精品已经出手，而刘体智对其余藏品的开价仍与那百余件青铜重器相当。就当时行情来说，刘氏要价并不算贵，“急于脱货，而求财尚在其次”当属实情。可是中博院筹备处诸公对这些藏品已不再像对青铜器那样积极。
先说刘体智津津乐道的“大忽雷”。这是一种仅有二弦的北方乐器，大小忽雷两件相传为唐人韩滉所制，唐文宗宫人郑中丞善于演奏，称艳一时。到清康熙中，曲阜孔尚任购小忽雷于京师肆中，请名流骚客题咏殆遍，并作《小忽雷传奇》，述其原委，堪为艺苑佳话。清末，贵池刘世珩先得小忽雷，又得大忽雷，遂筑忽雷阁，请林纾绘《枕雷图》，辑印《双忽雷本事》，为世所羡。后乃辗转归于刘体智。大小忽雷是当时文人藏家很看重的收藏名品，容庚曾愿出价5000元购之，而照刘体智所说“仅大忽雷一件，外国博物院曾出价三千美金”，按当时汇率核算，约合法币万元有余，两件合璧，更不止此数，足见价值不菲。然而关于其真伪，质疑之声时现，更有云大忽雷为伪中之伪者。在青铜重器交易过程中，刘体智就有兜售之意，而徐中舒不能定夺，傅斯年则似对此类雅玩毫无兴致。当他得知刘氏想要转让所谓晋代孙登所作“天籁”铁琴时，便给徐中舒写信直言：“弟觉铁琴无谓之至，虽送亦可不要。吾辈非此等雅人也。孙登一说，尤为玄渺。”对考古学的信仰使得傅斯年并不以刘氏收藏趣味为然。
大忽雷实物
至于刘氏自矜可与徐乃昌小檀栾室媲美的铜镜收藏，与历来藏家类似，刘体智看重的是其中年号镜，沾沾于“有人选八个镜有年号者，索价两万”，除此等精品外，刘氏愿将其余连同陶器一起赠送；然而中博院筹备处方面，徐中舒初拟出价5000元，刘体智初嫌作价过低，傅斯年虽回复说“如中舒先生所说数加一二千元，亦无妨事”，但实际不免有放弃之意，以为“镜子大有佳品，彼专留年号，无谓也”。
除上述各种外，刘体智收藏品类中尚应提到书籍、拓本两项，其他古玩字画也有不少。民国时期收藏金石拓本最富者，当推缪荃孙，其拓本超过万种，1925年以12000元售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刘体智屡次表示，自己所藏不在缪荃孙之下，中博院仅开价5000元，刘氏颇不乐意。徐中舒只好跟傅斯年、李济坦白：“彼嫌我等估值过低，……彼意宁可全部捐助，不愿将彼所藏之价值估在缪氏之下。”最后确未购成，刘体智反倒无偿捐赠了好些吉金、瓦当、泉范、陶文和甲骨拓片给史语所。收藏家真是容不得自己的藏品被看轻。
大忽雷摹本
（《善斋吉金录》）
书籍同样数量巨大，且其中不乏宋椠元钞。刘氏藏书的家风，至少可以上溯到其父刘秉璋行军作战之际。其后刘家析产，刘体智继承全部藏书，扩而大之，已达20余万卷。藏书虽非善斋收藏的重头戏，但刘氏与并世藏书家徐乃昌、张元济、周叔弢等颇有往还，又依靠罗振常、金颂清、施韵秋、孙实君、李紫东、王吉园、鲍鼎等人协助搜购，善本多得丁日昌、孔广陶、蒋汝藻、袁寒云、刘承干诸家旧藏，在近代藏书史上，亦能占据一席之地。只不过，刘体智在前揭信中并未提到这一点，可能因为此信所论系针对博物院收藏，故而不及藏书。事实上，傅斯年在商购善斋藏品的过程中，已耳闻刘氏藏书之富，并产生“介绍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或北平图书馆”的想法。随后，徐中舒向傅斯年与李济报告所了解到的情况，谓刘氏藏书写有“《远碧楼书目》共十本，……彼共写过五次，仍无定本，此大概为最后一次之写本。彼谓可拿去看，公家未必就买。……此书彼时须检查，看后能早寄还最好。兹由邮寄奉，即希察及为荷”。1936年11月17日徐中舒拿到刘氏书目，随后傅斯年即于1937年1月上旬将《远碧楼书目》寄给北平图书馆。当时主持北平馆古籍业务者为赵万里，据刘波《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披露，1937年3月8日，赵万里有一函致傅斯年，中云：“刘晦翁书目披沙拣金，颇有采获，如求之七八年不得之法梧门旧藏宋元人集，均在此目中，如以校通行本，必多异文，未知能借来一校否。便请先生图之。书目十册，另邮挂号寄上。”看来，《远碧楼书目》留在赵万里案头得有数月之久。
真正能吸引傅斯年兴趣的或应首推甲骨。以安阳发掘为重大功绩的史语所，当然会对刘体智这位罗振玉以后最大藏家的甲骨充满期待，而刘氏曾以《善斋藏契》拓本六册七卷近万张甲骨拓片赠与中研院，从研究角度出发，其购买次序自在青铜器之后。刘氏自言近三万片甲骨的来历，要价平均每件五角，可谓极廉，然此事未成，因中博院筹备处已艰于筹款了。
刘体智旧藏存世最大完整刻辞肩胛骨
在洽购铜器的过程中，刘体智多次表示“剩余已不愿留，如公家要，先寄存，待以后有钱，分年摊还，亦无不可”，但中博院方面一直未有实际动作。于是，容庚从中缓颊，一方面向刘体智强调“尊藏余器不易出售”，同时耐心解释说：“分期付款，在公可谓仁至义尽，而当事人之不敢承受者，则以款且无着，何期之可分？故弟复公以缓商，非缓兵之计，实难言之忍。”另一方面又鼓动徐中舒：“其余各器，燕京固无力收购，即有力亦愿取此下驷。晦之来信，仍欲以全部归公，可以分期分款，兄等何不贾其余勇，使成全璧？……时局似不至有若何危险，尚是不幸中之大幸。在吾辈作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亦不愿有此急遽变动，摇我心曲。在此间感觉尚少，在南京所闻，恐皆是讨伐声矣！”后几句牵涉时局的感喟，系指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接近政治中心的中博院筹备处诸公，不能不受到这一突发事件的干扰。傅斯年一度满腹牢骚，声称“于此事痛恨之至”，“如有兵，便打上前去”。迨危机化解，各项工作才慢慢复原。傅斯年一直在尝试说动中英庚款会之文物保存会出面购买善斋余器，已有几成把握了，1937年4月22日他正式回复刘体智年初的那封信，说：“前承惠示尊藏别类一并归之公家，并分期付款一端，深佩先生信赖之雅，及赞助公家之盛意。惟弟以须先有的款，然后可办，否则深虑将来之枝节。兹有一术，可资移转（即中英庚款会保存古迹项下可分若干也），惟数目较前者为少，且须分在两年中（款可靠则不成问题）。如先生以为可行，则拟先自古镜及甲骨起，因其他各类，闻已在与青岛博物馆接洽中也。”看起来善斋所藏可以逐步归公了。然而，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中博院等国家机构不得不奉命西迁，续购刘氏藏品之议未能如愿。
科学博物馆 VS 历史博物馆
善斋青铜重器的入藏，是中博院历史上的大事，除当时各种报章曾予以报道外，李济1940年代初回顾中博院筹备处以来工作业绩时也指出，善斋铜器等古物的购置同北平历史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藏品的交拨，使得“本院得此基本物品，人文馆已具伟大之基础”。同时他也惭愧坦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尽管在努力进行，却没有能把原来所想象所计划的一齐兑现。”
纵览中博院筹备处截至1940年代的馆藏征集史，可知在自然、工艺、人文三馆当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应属人文馆，而人文馆馆藏之中，又以本国历史类藏品最占分量。中博院因抗战而西迁以后，虽然在西南地区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民族学、人类学藏品，并采集手工业品交工艺馆收藏，但无论从数量还是重要程度上来说，战前征集的历史类、尤其是本国历史藏品仍是中博院馆藏的重中之重。1943年10月，中博院筹备处在四川南溪举行正式展览，其中展出的善斋铜器被李济称为是“本处藏品中最珍贵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了善斋铜器这样的珍贵历史类藏品，筹备处才为中博院人文馆奠定了“伟大之基础”。
徐坚认为，中博院最初的定位是一科学教育类型的博物馆，但在发展中，藏品以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物为多，而较少自然科学与实业内容，与该院的筹备工作是由中研院史语所诸人负责有关。中博院早期确实存在定位不确定的情形，尤其对馆藏建设缺乏准则。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规则》规定中博院的任务为“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可称面面俱到，但中博院筹备处自述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知识之增进”为宗旨，吴昌稳新近出版的《民国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国博物馆学：1935—1949》一书以为“这一宗旨将博物馆的研究、教育、展览的功能点出，唯一未指出的藏品，可能因系筹建，藏品尚未到位之故”。有关宗旨的表述的确不无缺陷。在落实过程中，中博院将不得不面对藏品的问题。中博院筹备处1933年4月至1935年10月的《工作报告》除对宗旨内四大方面均有解说外，另有一目专论“集中古物保管力量”——“古物保存事项，在中国既如此重要，然以前所施为者，多为片段的，且无一系统计划。有此博物院，可从事正面保管之工作；一切古物或置院中，或就地保全，可以作一全盘之计划。”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中博院欲以一国立最高博物馆机构的地位，来承担起统筹全国文物管理的重任，而其自身馆藏建设形成以古物为重的特色，实与负责诸公“古物保存事项，在中国既如此重要”的意识有关。
中国博物馆事业起始阶段一般可追溯至西人来华创设的博物馆与国人自建博物馆两大源头。前者如徐家汇博物院和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其藏品均以动植物、矿产等自然标本为主，甚至后一类型的先驱张謇在创办南通博物苑时，也竭力避免展示古物收藏，而主张以科学、商业类藏品为主。以收藏古物为主的历史博物馆的缺失，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当时国外博物馆发展潮流影响所致。19世纪欧美博物馆正是偏重于自然博物馆与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直到20世纪初，全世界自然博物馆的数量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博物馆。这一情况当然与西方知识体系中悠久而深远的博物学传统有关，更与近代殖民力量不断扩张统治版图、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有关。博物馆收藏自然物品被视作当然，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皇家学会的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 Jevons）就说：“正如图书馆收藏那些透过印制的书页‘说话’的书籍或者写有古代文字的羊皮纸一样，博物馆收藏着大自然的‘书籍’，收藏着隐含在石头中的启示。”
亚洲文会新大楼1932年建成，装饰艺术风格，现经修复成为外滩美术馆
然而在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本土国家级博物馆兴起之后，这一境况发生了改变，具有人文历史意义的古物，尤其是本国古物，成为收藏重点。这是中国博物馆人审时度势之后的必然选择。古物流失作为无法逃避的现实，压倒了对科技、地质与实业的探索。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艰难处境，保护本国古物，成为凝聚国魂的方便法门。康有为的名文《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在民国初年就发出“吾国之瑰贵，数千年之精华，可以兴起后人之志，可以观感后人之美，可以著耀中国之文明而发扬光美之”的赞叹，主张效仿列强建博物馆，保存古物。这一呼吁在民国知识界有深远的回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决定了民国博物馆将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当时，注重公共教育的“新博物馆理念”在大西洋两岸逐渐获得回响，英美两国的博物馆事业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这一理念由来华与旅外人士带来中国，满足了国家与民众的需求，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古物私藏观念，并像徐玲在《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里指出的那样，“初步完成了其公共性的构建”。但在同一时期，自然博物馆模式则未能在中国广泛展开。殖民者与传教士、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的采集、鉴定、收藏与分类工作，丰富了西方博物学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博物馆的产生发展树立了模范，但并未能型塑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路径。博物学这种学问与博物馆这类机构具有很强的“在地化”属性，范发迪的研究展示出，英国早期来华人员的自然博物学研究竟然沾染上了“汉学”色彩。西方博物学在华分支走上了与其本土日趋专业化不同的道路，与此相仿，中国博物馆也发展出了与英美博物馆不尽相同的模式。
1905年创立的南通博物苑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提出，20世纪初期科学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逐渐取代传统园林这一现象，可以体现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正由“伦理的”转向“进步的”，如果此说得以成立，不禁令人想要探究，当与民族精神密切相关的历史博物馆在与自然、科学以及人类学等类型的博物馆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是否意味着“伦理的”历史观念又再度胜出？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向度的。“伦理的”与“进步的”两条线索谱写了近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二重奏。傅斯年与刘体智对善斋藏品的不同观点，显示出博物馆工作者与历史学家没有放弃从现代的、科学的视角对传统加以规训。欧美知识精英扬弃了博物学，发展出现代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傅斯年等中国人文学者也在尝试对传统金石之学采取相似的手术。1942年的中博院筹备处《概况》说明人文馆的主旨有二：一为教育民众，即“以我国先民之遗泽成为史实者，循序陈列，并与他民族各阶段之文化遗迹互相比较，使民众得悉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递演之迹，并以促进民族之自觉心”；二为协助研究，即“一切陈列品必须得新史学之批评，然后可知其真正之价值，而具陈列之意义。所谓新史学者，包括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及史学本身”。如果有时间，中博院将落实这些理念。抗战胜利后，1946年冬，董作宾曾回沪为公家洽购刘体智的那些甲骨，可惜他未能赶上如十年前徐中舒那般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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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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