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 从“胡人识宝”到“徽州朝奉来取宝”
在明代以及之前，“回回识宝”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在此后，相关的传说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在江南一带，有关“徽州朝奉识宝”或“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则广为流传，这一点，应当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崛起密切相关。有关“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从其内容、结构上看，应当是江南人利用传统历史记忆中固有的“识宝”主题，稍加变换而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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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识宝”和“取宝”是个历久弥新的古老话题，一些故事可以上溯至六朝甚至先秦，而在唐宋以后则出现了诸多变形。不过，尽管岁月流逝，但不少故事的基本类型与框架并未有太大的变化。及至晚近，“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在江南各地广泛流传，这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崛起密切相关。此类“识宝”和 “取宝”的故事，与“无徽不成典”局面之形成以及徽州典当的经营特性亦息息相关。
中国人久远的寻宝梦想
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中，有不少 “识宝”和 “取宝”的传说，这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例如，程蔷所著《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民俗学界相关成果的专书。
简单说来，所谓识宝传说，其故事的基本模式是：某人家中有一种物品，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后来，被偶然经过、善于识宝的胡人看到，后者请求购买此物，此一买卖有的成交，有的则并未成功，但最后无一例外都是由胡人说出宝物的价值及其用途。此类传说随着时代变迁，出现了很多变形。唐宋以后的“回回识宝”、“江西人觅宝”、“南蛮子憋宝”乃至近代以后“洋人盗宝”之类的传说，都与此一母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渊源关系。其中，以“回回识宝”的传说流传最为广泛。
“回回”主要是指来自西域的那些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各国人以及后来的回族人（按：“回回”虽是历史书写中常见的称谓，但今天不宜用“回回”指称回族），他们携来异域的珠宝，而且通常都擅长于珠宝经营。在明代以及之前，“回回识宝”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在此后，相关的传说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在江南一带，有关“徽州朝奉识宝”或“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则广为流传，这一点，应当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崛起密切相关。
在江南，有关“徽州朝奉识宝”的故事相当不少，我这里先举一个涉及西湖龙井茶由来的传说：
龙井茶闻名天下，但真正的龙井茶发源地其实不在龙井，而是在西湖西南面的狮子峰一带。相传，山峰上有一座寺庙，每天前来烧香的人很多。寺旁有一片茶园。某日，有位徽州朝奉前来烧香，他看到墙边有只破缸，里面盛有半缸污水，上面长满青苔。朝奉先生一看就知道是宝贝，他找来和尚，希望买下这只破缸。双方约定，明天朝奉再来抬走破缸。当天，朝奉走后，寺里和尚觉得破缸太脏，抬起来不方便，就动手将缸洗刷干净，并将其中的污水连同青苔，一起倒在茶园里作为肥料，最后，将缸抬回寺里，倒扣在墙角边。翌日，徽州朝奉带人前来抬缸。到寺里一看，缸已倒扣在地，急得惊呼：“哎呀，宝贝呢？宝贝呢？”他连忙找到和尚，询问缸中的污水和青苔究竟倒到什么地方去了。和尚遂带着朝奉来到寺边的茶园里，朝奉一看果真在那，他数了数，被污水浇着的茶树共有十八棵。朝奉告诉和尚:“这十八棵茶树，长大以后一定会产出上等的茶叶。”果真，到了采茶时节，狮子峰上的那十八棵茶树与其他茶树不同，用它们炒出的茶叶，香气浓郁，开水一泡，颜色碧绿，当地人遂将之取名为“狮峰茶”。后来，周围的龙井、杨梅岭、茅家埠的茶农都用狮峰山上的茶种培育新茶，所以，狮峰茶实际上是龙井茶的祖宗……
上述的故事，见厉剑飞编著的《西湖龙井茶采摘和制作技艺》一书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年版，页139。因避免冗长与拖沓，笔者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对引文作了精简、缩写）。这个故事还有不同的版本，如临安北乡径山云雾茶之来历，也有颇相类似的故事（临安市茶叶局、临安茶叶协会编《临安市茶叶史》，2005年版）。
唐朝的胡人骆驼俑
前引故事之真伪无从考证，但其内容与唐宋以来“回回识宝”或“回回取宝”的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将故事的主角从“回回”改换成“徽州朝奉”而已。
在江南民间传说中，有关徽州朝奉 “识宝”、 “取宝”的故事相当之多，所以“徽州朝奉来取宝”的俗谚，为一般民众耳熟能详。在杭州，就流传着不少类似的故事。例如，杭州平津桥东堍有个鞋匠，收养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邋遢猫，经他精心调理，很快恢复了元气。某日，来了位文绉绉的朝奉先生，开口便出高价要买这只猫。被断然拒绝后，他婉言说家里老鼠造反，咬坏米囤、撕破衣衫，希望能借该猫一用，并约定一段时间后归还。果然，届时朝奉如约前来归还，还拿出银子酬谢，并道出实情：原来，上天一神仙羡慕人间烟火，擅自下凡，化为一只玉老鼠，藏身于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中，而这只猫则是玉帝派出的天将之化身。此次，朝奉先生是奉旨前来收回这两个活宝……于是，“平津桥畔癞皮猫，徽州朝奉来取宝”之传说，就在武林的街衢坊巷间流传，人们亦遂将平津桥称作“猫儿桥”。
类似的故事情节，在江南各地都相当普遍。例如，浙江湖州有句民谚称：“徽州人识宝，湖州人识天。船上人会看潮，种田人会看天。”这句俗谚意思是说湖州当地人主要以种田为生，故而看云识天气十分在行；而徽州人则以商贾为业，见多识广，也非常精明，能够很好地估量各种商品的价值，及时找到发财致富的门道。另外，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因在传统时代有不少游方郎中，所以当地一句俗谚称：“徽州人识宝，诸葛人识草。”“草”也就是中草药的意思。在这里，“识草”与徽州人之“识宝”亦对举并称。
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戴敦邦绘）
上述谚语中的“徽州人”，有时也写作“徽州朝奉”。所谓朝奉，通常说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典当铺中的职员，广义的则泛指所有的徽商以及徽州的绅士。浙江越剧《九斤姑娘》（又名《箍桶记》）中，有财主石二佬与九斤姑娘斗嘴的片断：
[九斤唱]观音竹来无价宝，
独一无二世间少。
观音竹，箍面桶，
洗洗面，丑脸会变好相貌；
观音竹，箍脚桶，
洗洗脚，跷脚会得打虎跳；
观音竹，箍蒸桶，
蒸蒸年糕会得变金条；
观音竹，箍米桶，
满桶白米会变珠宝。
[石]喔唷!
[九斤唱]徽州朝奉来取宝。
[石]还过多少铜钿?
[九斤唱]铜钿还过六万吊。
……
上揭对话引自 《越剧戏考》 （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246），故事是反映九斤姑娘之机智大胆，口才过人。在《箍桶记》中，财主石二佬以张箍桶吃了他家的“元宝鸡”为由，要挟后者将新生女儿嫁给他愚蠢的小儿子。九斤姑娘见状，针锋相对地要石二佬赔偿被他媳妇拿去烧火的“观音竹”（竹篾）。在上引对话中，她列举了“观音竹”的诸多神奇之处。见此情状，石二佬计拙，只得无奈作罢。在这一段唇枪舌剑中，就提到“徽州朝奉来取宝”的俗谚。在江南的诸多民间故事中，“徽州朝奉来取宝，还过…… （钱）”的说法，成了人们讨价还价的口头禅，意思是说 “识宝”的徽商早已出过某一高价格了，从而藉此自抬身份。
有关“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从其内容、结构上看，应当是江南人利用传统历史记忆中固有的“识宝”主题，稍加变换而逐渐形成的。在这里，还可以举出杭州涌金门的传说：
杭州西湖原名金牛湖。当时，城内有家大当铺，里面有个徽州朝奉，人称“识宝太师”。有一天，识宝太师在拱宸桥一家豆腐作坊里发现一把破蒲扇，他看出这是件宝物。就向作坊主购买。后者询问其用途，识宝太师说：“这把破蒲扇是金牛爱吃的好饲料，有了它，就能将金牛湖里的金牛引上岸来。”双方约定次日成交。不过到了晚上，作坊主决定先行下手，他悄悄拿着破蒲扇，来到金牛湖边，用破蒲扇变成的金色兰花草，真将金牛引上了岸。正当他想拖走金牛时，却差点被后者拖落水中，只能铩羽而归。翌日，识宝太师带了银子前来取扇，作坊主只好将实情说出。识宝太师在叹息之余解释说：“光有兰花草，没有牛鼻栓，怎么能拉得住金牛呢？”从此，金牛再也没有出现过，但金牛涌现之处，后人遂称之为“涌金门”。
此外，杭州“三潭印月”风景之形成，也有类似的金牛传说（上述二例，见杭州图书馆编《西湖传说故事集成》名胜古迹卷，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页115-116、页59）。如果我们参照民俗学界的研究，此一故事应源自六朝的“金牛”型传说（参见顾希佳撰《世纪寻宝梦——“石门开”型故事解析》一文，《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反映了中国人久远的寻宝梦想。
江南的典当铺（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苏州市景商业风俗图册》）
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
程蔷教授在《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中曾指出，晚近江浙一带流传的“识宝”故事中，识宝者又往往被称为 “徽州人”或“徽州朝奉”，她也对此一转变之原因略有申说（见该书页141—146）。不过，对于此一问题，显然仍有进一步探讨及诠释的空间。
由于 “识宝”、 “取宝”之类的故事，皆是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它们虽然流传很广，但要找到此类传说出现的源头显然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踪迹可以追寻。
17世纪初的明万历晚期，松江府华亭县李绍文编撰的《云间杂识》，是一部反映江南社会生活的笔记。在这部书里，他讲了一个故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官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此一故事，明显是个讽刺性的寓言，故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那位老人所说的——我们松江百姓的财产，多被徽商搬去。根据笔者此前的研究，《云间杂识》中的该段记载实际上源自更早的一部笔记——嘉靖九年（1530年）五月之前成书的《淞故述》。在这部由另一华亭人杨枢所撰的笔记中，搬走“松民之财”的主角也并非 “徽商”，而是 “官府”。而此一主角置换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徽商在江南活动的日趋频繁（参见拙文《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揆诸史实，《云间杂识》中的那个故事除了讽刺贪脏枉法的本地官员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流露出对于江南地区的外来者——徽商的强烈不满：这些人来自异地他乡，但却将江南的宝物——许多财富席卷一空。据此似可推断，江南各地出现大批“徽州朝奉识宝”或 “徽州朝奉来取宝”之类的故事，应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所反映的，既是一种既成的客观现实，又折射出江南人基于大批徽商活跃的现实而产生的严重焦虑情绪。
清初绍兴人张岱在所著《陶庵梦忆》中有一篇“齐景公墓花樽”，其中提及：“霞头沈佥事宦游时，有发掘齐景公墓者，迹之，得铜豆三，大花樽二。豆朴素无奇。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纹兽面，粗细得款，自是三代法物。……后为驵侩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闻在歙县某氏家庙。”从最后提及的徽州某姓家庙来看，文中的“驵侩”大概便是识宝朝奉之流。此一个案，便是江南人眼中徽商搬走当地宝物的典型例子。
从明代中叶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等的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在当时，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至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六朝时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回回”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民间传说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 “胡人”及 “回回”，显然亦顺理成章。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业须知》等江南典当秘籍
明人沈德符在 《万历野获编》中指出：“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在这种背景下，“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是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此处的“钟家兄弟之伪书”，典出《世说新语》，说的是钟繇之子钟会擅长模仿他人笔迹；“米海岳之假帖”，则是指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传世伪帖，如 《捕蝗帖》 《离骚经》《天马赋》《鹤林甘露帖》和《评纸帖》等。此外，还提及宋朝王辟之所撰的《渑水燕谈录》，该书所记皆为绍圣二年（1095年）以前的北宋杂事，其中提及唐琴轶事。沈德符所举的这三个典故，意在烘托徽商对于江南鉴藏之风的推波助澜。当时，在徽州朝奉“珍为异宝”的过程中，文物真赝可谓鱼目混珠。在晚明时期，“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沈氏笔下的“吴门”，亦即位于江南核心地带的苏州，而“新都”则是皖南徽州之古称。这两个地方，都是古董鉴藏及文物买卖最为发达的地区。板桥三娘子的故事出自《太平广记》，它与“幻人之化黄龙”及 “改换人肢体面目”之传说，皆反映了其时古玩市场的波谲云诡。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而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和大规模“取宝”的过程。
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狭义的徽州朝奉，就是指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在江南，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但在另一方面，江南一带又素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 “上娘舅家”。如在上海，人们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外甥”。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下，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由此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这就是“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之类寓言出现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来取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
“腰上生了眼睛”
中国的典当业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寺庙的质贷。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典当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出现了以福建、山西、徽州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其中，徽州典当铺以其薄利经营而得以迅速扩充，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典当业行帮。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河南巡抚沈季文就曾透露：“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家。”可见，在十七世纪初，仅在河南省境内就有汪充等典当商所开的典当铺多达二百三十家。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从中可以窥见徽州典当在江北的活跃程度。
在明代，徽州典当商在北方的广泛分布，与徽商在北中国频繁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因为在明代，南方的棉布、茶叶等物产大批北运，而北方的棉花也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为江南的棉布制造业提供充足的原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徽商（包括典当商）在北方的活动极为频繁。到了清代，随着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徽州典当商的活动开始主要集中在江南各地。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西学政幕僚李燧就指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典当铺经营者，“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这说明，在长江以南的典当铺经营者，基本上都是徽州人。另外，民国时期的徽商书信抄本，记录了一位典当业者的评论：“愚思典业，吾乡之人胜在江南，不利于江北。”也就是说，徽州人在江南一带从事典当业经营如鱼得水，但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则并没有充分的优势。这虽然是民国年间典当中人的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晚清以来的社会现实。
其实，所谓的“识宝”或“取宝”，与徽州朝奉的职业密切相关。近数十年来，各地陆续发现不少民间抄本，其中有一些是徽州典当商的商业秘籍。从这些昔日的秘本可以看出，典当职业的技能涉及之面极广。以验看绸绢为例，据《典务必要》称：凡是绸绢衣服，先看份量轻重，再看颜色之深浅，以及样式的新旧。如果份量重的，虽然旧些也可拆改它用；颜色浅的，虽然旧了也可以加染。缎以南京的为佳，苏、广次之。绫绸以濮院镇的为上等，盛泽镇出产的其次。……而从《当行杂记》的记载中，更可了解当时作为典当铺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该书依次是看衣规则、西藏土产、看珠规则类、看宝石规则、看磁器规则和看字画谱等。“看字画谱”中，不仅要记住“天下驰名写画名人”，而且还必须将自唐代以迄清代近百位著名画家的籍贯、特长等一一牢记。书中还时常夹杂着几句作为经验之谈的口诀，如朝衣蟒袍类的“武补职”，就有如下的文字：“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裘。一二绣狮子，三四虎豹优。五六熊罴俊，七品定为彪。八九是海马，花样有犀牛。”“武补”是指明清武官所着的补服（因胸前和背后缀有补子而得名），补子（亦作黼子、绣胸等，即纹样标识）上织绣有野兽的纹样，以区别于织绣禽纹的文补（文官补服）。具体说来，不同的补子代表着文武职别及品级高低。当铺学徒只有通过掌握这些基本常识，再经过对当物长期的察颜观色，以及临场的随机应变等，方能成为典当业的行家里手。因此，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的眼中，典当铺里的朝奉是很有学问的，江南民间广泛流传着“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典当铺从业人员的专业特点。
《当草》，王振忠收藏
严格说来，典当铺有典、当、质、押等不同的等级，但笼统地皆可称之为典当铺。与“典”相关的“質”字，近代有一个字谜这样刻画：
头上只有两斤，脚下称来半斤，人都说道奇怪，腰间一目眼精。
这里的“腰间一目眼精”，从字体上看是“質”字繁体中部的那个“目”字，意思是指徽州朝奉除了头上所长的两个眼睛外，柜台之下的腰间还暗藏着一个一目了然的眼睛，言外之意就是徽州朝奉为人特别精于算计，他们通过柜台后的暗箱操作，想方设法低估出典人的宝物，并进而寻找机会据为己有。
另外，旧时度量衡为一斤十六两，所以“質”字也被拆作：“头戴三十二两，脚下只有半斤，这个东西古怪，腰上生了眼睛。”——这同样是说典业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眼光独到乃至刁钻。在当时人眼中，“徽州朝奉”都是些见多识广、智力超群的人物，所以说“腰间一目眼精”或“腰上生了眼睛”。由于有了“第三只眼”，他们能看得出别人所看不到的宝物。
在传统时代，“第三只眼”被称为“内在眼”或“天眼”（慧眼），这在佛教、道教中都有类似的描述，颇具神秘意味。在民间宗教中，具备“第三只眼”的人，往往具有透视事物本质、预言未来的本领。另外，典当业者在登记典当品时，往往以“当字”书写，通常冠以“破烂”、“碎废”等恶劣字眼，殚精竭虑地将典当品描绘成不值钱的物品，藉以避免日后因典当品损坏而引发的纠纷。书写此类的当字（亦称“当草”）需经过专门的训练，在一般人看来则犹如符箓天书，这就更增加了徽州朝奉的神秘色彩。在高高的柜台前，出典者总是认为自己吃亏不浅，在他们看来，神秘当字的背后，典当品的价值被精明的“识宝”朝奉大大地低估了。大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在江南各地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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