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 | 奋进吧！兰芳君！——青木正儿在1919
“我只不过是借助你们的威力，从而宣泄自己的愤慨而已。”在西京反对东京，具有强烈“开疆拓土”一代宗师意识的青木正儿，“建王国于纸上”，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戈戟，投向日本的老汉儒。胡适、鲁迅等新文学运动提倡者，又从青木那里获得了异国最为热烈的肯定与支援。1919年，“在京都一里之外的田舍中，我一个人面对青山，细读你们的杂志而偶尔的会心微笑”。或许可以说，《品梅记》中的品梅苛评，便是青木正儿隔着大海，对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会心微笑。
年轻时的青木正儿（右）
1919年4月26日，梅兰芳率团首次东渡日本公演。在东京的帝国剧场连演12天大获成功之后，5月19、20日，梅兰芳在大阪中央公会堂演出两场京昆选段。京都的汇文堂书店主人大岛友直，一向热心赞助汉学研究，他一手策划了京都的学者组团到大阪观戏。1919年9月15日，汇文堂发行《品梅记》一书，刊登此次集体观看梅剧的14篇剧评，这也是日本学者讨论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评论集。才过了四个月即出版“品梅”专书，一百年前的出版速度似乎完胜2019年。该书共有14位执笔者，除了汇文堂主人和文求堂主人两位书商，其他作者皆为当时在文史哲领域研究精深的日本著名学者，比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滨田耕作、小川琢治等5位“京都学派”的创立者。
这本京都知识人朋友圈的品梅专书，并未按资排辈进行编排，打头的第一篇文章，是时任同志社大学讲师的青木正儿（1887—1964）所写《梅郎与昆曲》。14人之中，青木年齿排序第十一，他因身染沉疴，当日并未前往大阪观剧，然而却第一个交稿，6月15日即将文章交与汇文堂。《梅郎与昆曲》向日本读者普及皮黄（京剧）与昆曲的历史沿革和文学价值，算是《品梅记》的导言。青木主张“舍当今流行之皮黄而取昆曲”，寄语当时正在复兴昆曲的梅兰芳说，“剧界新兴之重任难道不正负于此郎身上吗？”青木又认为戏曲的价值在于剧本的文学性，并在文章结尾说出了《品梅记》全书最为辛辣的点评——
梅兰芳《天女散花》剧照
七年之后，青木正儿到中国留学，针对当时北京剧坛，再发辣评曰——
从1919年的《梅郎与昆曲》至1964年辞世，青木正儿在多篇文章中表达了对梅兰芳舞台艺术的批评。这种刺耳的声音出自20世纪日本最重要的中国戏曲研究者，有些突兀，却又无法回避。以往研究或是采取“默杀”态度，或是究之于青木“立异为高”的文人积习，称之为“历史的局限”。隔着一百年的时光，我们与其悬揣青木正儿的戏曲观，不如尽力钩沉一些片断资料，设身处地想像一下，那个大声发出“奋进吧！兰芳君！”的32岁年轻学者，他为何不满，他又为谁鼓气。
京都大学文学科的开山大弟子
青木正儿1887年2月14日出生在山口县一个汉方医生的家庭，1908年从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毕业，听闻著名作家幸田露伴（1867—1947）当时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京都大学”“京大”）的“国文”（日本文学）讲师，于是前往京都，考上刚刚设立的文科大学（京都大学文学部）。青木是京都大学第一届攻读文学学位的学生，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开山大弟子，不过他却是在来自东京的幸田露伴引领下，踏上中国戏曲研究的学术道路。
幸田露伴是“把中国小说戏曲之研究带入近代学术行列”的日本先行者，1887年曾研讨《水浒传》作者的问题，1895年写作长文《元时代的杂剧》，最早系统介绍14部元杂剧。虽然幸田与青木的师生缘只有京大的一年，期间青木撰写小说并得到幸田的写作指导，还在老师的熏陶之下，大量阅读江户文学的俗曲与小说，尝试着将《西厢记》的第十折，依照日本净琉璃的剧本格式进行改编创作。1909年秋天，幸田露伴返回东京，青木亦放弃小说创作的梦想，转而跟随狩野直喜，依照《北曲谱》《中原音韵》等书，一词一句地训读曲文。
狩野直喜（1868—1947），字君山，本来从事儒家经学研究，1900年留学北京之时，受到古城贞吉的影响，开始着意俗文学。1908年他兼任京都大学文学讲座教授之后，开设“支那文学史”课程，每年讲授元曲，直至退休。狩野将经学研究的训诂学引入戏曲研究，讲究用汉语读音对字词进行“直解”释读，开创京都戏曲研究新路径；而幸田露伴所代表的东京戏曲研究，则更注重以日本文学立场翻译、鉴赏。青木正儿很快折服于狩野的读曲方式，日后对于幸田露伴的元曲研究加以“素人艺”（外行）的较低评价，又推许狩野直喜为日本元曲研究的鼻祖说：“对于当时的日本人，准确阅读这类元代歌剧的剧本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使是森槐南、幸田露伴等该领域的开拓者，也不及君山对元曲的理解深刻。”（青木正儿：《狩野君山先生与元曲与我》）
经过一年半的读曲，1911年8月，青木正儿提交毕业论文《元曲研究》，成为京都大学首批中国文学科的毕业生。同年秋天，罗振玉、王国维因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的邀请，客居京都，王国维开始写作奠定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宋元戏曲史》。1912年2月，青木正儿到京都田中村拜访王国维，毕业不到一年的青木，亟盼从王国维那里获得指点，然而“问他中国戏剧，答曰一向不喜欢看。问音乐方面，答曰不懂音乐”。“先生是朴学之人，缺少艺术氛围，我有些失望，便告辞了。”（《王国维先生追忆》）
青木正儿自小就对音乐抱有浓厚兴趣，他会弹奏西洋的曼陀林，亦深谙日本传统的三味线。大学期间他还自学德语的音乐教材，将西方音乐理论与元曲研究结合，毕业论文第七章将“燕乐二十八调”译成西洋的五线谱，这在明治时代可谓是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绝对的前沿研究。王国维的冷然回答，让“戏曲研究之志方盛”的青木正儿觉得不可思议——研究戏曲，怎么可以不爱看戏也不爱音律与度曲？
青木正儿后来在《支那近世戏曲史·自序》懊悔道：“余年少气锐，妄目先生为迂儒，往来一两次即止，遂不叩其蕴蓄，于今悔之。”此言不免有些老于世故的“悔其少言”。青木出道十几年的学术与行事风格，均带有明显的作为京都开山大弟子“开研究风气”之自觉意识。比如1925年他再访王国维，受到王氏“明清之曲，死文学也”评语的刺激，立志为明清戏曲史编写一部专史，历五年而撰成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争辉的《支那近世戏曲史》（东京弘文堂1930年出版）。传统的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国学者，多少都有些自愧不如之感，青木正儿则不然，他在研究上不仅未受王国维的影响，反而愈战愈勇，提出“研究法的善恶，在于人的头脑。领域的开拓，在于人的眼光”（《汉文直读论》）。
汇文堂的枪手
1911年本科毕业之后的七年时间里，青木正儿没有固定工作，一直在各个学校兼职，自称“在洛浪人”，浪在京都。原在东京文求堂当学徒的大岛友直（1883—1922），与青木气味颇为相投，1907年回到京都寺町的丸太町，创立汇文堂书店。书店开业不久，没有什么顾客，大岛常常临时闭店，与青木流连于京都各家古本屋寻觅古书，相约一直去看歌舞伎，还去看净琉璃的排练。汇文堂是京都惟一的一家专营汉籍书店，京都大学的师生皆从该店购买汉籍。1914年之后，伴随京大汉学研究的勃兴，汇文堂因从中国大量输入新书、石印本和西式印本而业务蒸蒸日上。
民国以来中国新学渐起，汇文堂书店敏察其气象动态，舶来新刊书籍以增益学界，刊行书目以方便学生的购书（青木正儿：《明治大正间京都汉籍店》，《青木正儿全集》第七卷）。
1916年10月，汇文堂书店创办隔月出版的《册府》杂志，原本计划只是刊载书店的待售书目以方便顾客选购，大岛请来青木正儿帮忙写一些新刊的介绍以及学界的“余谈”（八卦）。结果青木集合了本田成之等几位京大出身的20多岁年轻学人，即所谓的“在洛浪人”，在《册府》上发表“惹事生非”的匿名书评，火气颇大，对东京“诸老儒”多有讽刺不恭之词。
狩野直喜到东京出差，被东京的学者误以为他即匿名者而加以指责。狩野回来后，稍稍劝止了青木等人的莽撞行为，但是另一位京都学派的大佬内藤湖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不需要理会东京的学者，并对青木正儿戏言道，假如《册府》得以流传于后世，那么后人根据杂志的文章就会推定青木正儿、本田成之诸人皆为汇文堂雇佣的写手，而汇文堂主人以后也会以“汲古阁的毛晋式人物”而留名青史（《内藤湖南先生逸事》，《青木正儿全集》第七卷）。大岛友直对于被内藤湖南称作“日本毛晋”而颇为兴奋，青木等人亦受此鼓舞，笔锋越发犀利。
由于有了《册府》的火爆，不仅是西园寺公望、西村天囚等关西地区的名人，常到汇文堂买书，就连东京的学者也通过订阅《册府》，订购汇文堂从中国输入的新刊书籍。
汇文堂是《新青年》等中国新书刊传入京都的桥头堡，青木正儿则由于为《册府》编写新刊介绍，抢先一步阅读中国的新书，几乎同步地获知中国文学的新动向。他将汇文堂比喻为“新智识的供给所”，称“每有新书至，吾党食指大动，渐入佳境”（《文苑腐谈》，《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1919年6月出版的《册府》第四卷第三号，青木以“瓢公”的笔名发表杂谈《令人吃惊的〈北京大学月刊〉》，说他阅读本年1月发刊的《北京大学月刊》，对于刊内文章混杂中学西学的学术乱态而感到可笑。
《品梅记》的幕后推手
借助于汇文堂的辐射力，主编《册府》的浪人青木正儿，逐渐在学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1919年5月，梅兰芳赴日公演的那一个月，青木正儿生了一场大病，从脾脏到胃出现严重不适，他戒掉了最爱的酒精，病体沉重，躲在京都郊外的田舍中，着迷地阅读中国的新文学期刊。虽不曾到大阪观看梅剧，但是他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了解1917—1918年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欧阳予倩、张厚载等人关于改革传统戏曲弊病的论争。在这场戏剧改良论争中，梅兰芳的古装新戏作为改良运动的成功例子，屡被提及，振兴昆曲也是知识分子提出的改良药方之一。因此青木正儿在《梅郎与昆曲》文章中提到“近来昆曲渐现复兴机遇，我感觉到这是中国戏曲振兴的前兆”，以及对梅兰芳学昆曲的赞许，其实皆在回应《新青年》上的“改良旧剧”论争。
在《品梅记》的诸位作者之中，出版者大岛友直与青木正儿的关系最为密切，联系以二人经常结伴观看日本演剧的交往史，可以推想，青木正儿也是1919年出版《品梅记》的幕后推手。因为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者之中，只有他，对于现场观剧抱有兴趣，所以1912年他才会对王国维“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回答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
不入梨园观剧，似乎是当时中日学者的普遍风气，就连自号“顾曲老人”的狩野直喜，两度留学北京，居华时间近三年，他在《品梅记》中自称，“虽然长期浸淫于中国传统的杂剧传奇，但还从未仿效过那些裘马少年出入于戏院，也并未欣赏过彼地优伶的曼舞妙音”（顾曲老人：《观梅兰芳的〈御碑亭〉》）。青木的后辈、京都大学的神田喜一郎也说，“我平生对日本戏剧尚且无甚兴趣，那么对语言和动作迥异的中国剧就更加一窍不通了”（神田喜一郎《观赏梅兰芳》）。本来对中国场上之曲不感兴趣的大学者们，主动走出京都的书斋，组团到大阪观剧，之后尽管“分外为难”，每位学者还是交上观剧感想的作业——汇文堂主人大岛友直能够在1919年做成这件事情，靠的是十几年来书店与京都学者在输入汉籍事业上的合作交情，以及已经成长为新一代学术领袖的青木正儿手上拥有的人脉关系。
《品梅记》的装帧十分切合梅兰芳的艺术特点：梅红色的函套，书封正背面有两幅正红底色的版画，传神地摹刻出梅兰芳《天女散花》“离却了众香国，遍历大千诸世界”的戏剧场景。版画左隅的“迷”字钤印，其实是青木正儿留下的记号。青木崇尚老庄，故取《庄子·人间世》“迷阳逸阳，无伤吾行”一语，自号“迷阳逸人、迷阳山人”，寓追求精神自由，不为礼法束缚之意。他在中国书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当时正沉迷于乾隆时期扬州画家金农（号冬心）的古拙画风之中，正在写作《金冬心之艺术》一书（1920年汇文堂出版），《品梅记》封面版画即为这段时间研究之余的技痒之作。
《金冬心之艺术》
青木正儿手绘版画，在风格上颇得金冬心之神韵，他对此颇为自得。1920年10月26日，青木把《品梅记》《金冬心之艺术》二书寄给胡适，信中说，“现在我要在《支那学》志上绍介先生们大家讨论改良旧剧的地方，所以把这个书籍寄给先生供一叹。”胡适在11月18日回信中说：“我看《古拙论》及先生画的《品梅记》封面，知道先生确是有心得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集，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627页）
“不可不建王国于纸上”
1919年9月，青木正儿被聘为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这是他第一份正式教职，32岁的青木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同年11月25日，大阪《大正日日新闻》创刊，主编邀请青木撰写专栏，定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12月，青木正儿于该报发表《觉醒了的中国文学》一文，言及中国新文学的前途，认为中国“文学正渐近革新之时机，如黎明之曙光已渐露微曦。固其光微暗而未及红霞满天，尚无足以示人之骄绩，然其将明之气则毋庸质疑”。可惜《大正日日新闻》在次年6月停刊，失去发表阵地的青木描述自己好像“孤影孑然旷野独行”。
1910—1931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有一份学报《艺文》，这是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文学部教授发表汉学研究论文的阵地，容不得青木进行中国新文学的鼓吹。1920年，青木正儿、武内义雄等一批由京都大学培养的新锐学者发起组建一个“支那学社”，曾与青木组成《册府》匿名枪手组的小岛祐马、本田成之等年轻学者，也是学社中坚力量，本田成之回忆说：“我们一旦聚集在一起，话题总有骂倒天下、天下的支那学吾等之外何处有之势。”当时常常喝得烂醉的“这一伙，有的是中学的讲师，有的是私立大学的教授，谁也没有多高的待遇，因而固穷呻吟，总该有某个机关来发泄其豪气。杂志《支那学》便是任其咆哮的地方。”（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8-131页）
1920年9月，《支那学》创刊，京都汇文堂出资刊行。青木撰写的发刊辞豪气冲天——
在这个任其咆哮的阵地上，青木“劈头第一”发表了介绍中国新文学革命长篇文章《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连载于9月至11月的《支那学》第1号至第3号上。青木对“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变化加以报道，特别评价“鲁迅”的小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
《狂人日记》在《新青年》1918年5月发表，青木由于京都汇文堂输入中国新书刊的近水楼台，得以先睹为快，撰写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此文是最先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海外文章，青木正儿因此被誉为“在日本介绍鲁迅的第一人”。
1920年9月《支那学》第一卷第一号
《支那学》创刊号甫出版，青木正儿立即邮寄给胡适，9月25日胡适回信说，“我看了这个杂志，格外佩服”。10月1日，青木正儿又致信胡适，自陈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在京都大学求学时期便希望以新时代的意识去重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直至看了胡适的文章，被胡适带来的新方法论所深深吸引——
信中所称“为了把这种人从迷梦中唤醒”，其实就是四年前青木正儿们在《册府》杂志上所针对的东京“诸老儒”，墨守日本汉学旧规陈套的儒学者。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核心的东京儒学者，在1919年2月成立了“斯文会”，专以弘扬“儒教之圣风”为宗旨，并创办会刊《斯文》。这个举动令一向以东京老儒为假想敌的青木正儿十分紧张，从而促成《支那学》的创刊。1921年《支那学》第2卷第3号，青木以“迷阳山人”的笔名，发表《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一文，一一介绍吴虞在1917—1920年发表的多篇批判儒教的“痛快酣畅”文章，称“其非儒之论，堪称绝响”。1922年1月27日，青木将文章寄给北京的吴虞，信中坦言：
对于东京学者抱有敌意，贯穿着青木正儿的学术生涯。1953年他当选日本学士院会员，却从未出席总部设在东京的学士院举行的会议，甚至拒绝出席天皇在东京皇居的接见仪式。回到1919年5月的历史现场，梅兰芳在东京帝国剧场的十场演出，盛况空前，《大阪日日新闻社》报道说“满城士女俱为其醉杀恍杀，啧啧艳说，赞叹不已”。既然东京如此赞誉梅兰芳，青木正儿自然不可能对梅剧发出同样的赞叹。
青木曾将《品梅记》一书寄赠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中国友人，1920年之后的书信往来之中，胡适与周氏兄弟以及青木皆曾交流过对《品梅记》的看法。事实上，在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干将笔下，也曾出现对于“梅郎”的多次苛评，比如鲁迅形容留声机里梅氏歌声，“象粗糙而钝的针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鲁迅《厦门通信》，1926年）。结合1916年以来《册府》《支那学》等期刊上的新文学评论，可以看到，1919年，青木正儿对梅兰芳的苛评，发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反思。作为日本最早推介“五四文学”的先驱，青木正儿生怕日本的学人被梅兰芳所“醉杀恍杀”，从而对于传统汉学怀有“骸骨之迷恋”。
“我只不过是借助你们的威力，从而宣泄自己的愤慨而已。”在西京反对东京，具有强烈“开疆拓土”一代宗师意识的青木正儿，“建王国于纸上”，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戈戟，投向日本的老汉儒。胡适、鲁迅等新文学运动提倡者，又从青木那里获得了异国最为热烈的肯定与支援。1919年，“在京都一里之外的田舍中，我一个人面对青山，细读你们的杂志而偶尔的会心微笑”。或许可以说，《品梅记》中的品梅苛评，便是青木正儿隔着大海，对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会心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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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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