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 | 北阴阳营忆往：纪念周继旨先生

周继旨（1932—2020），安徽亳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国际儒联顾问等。中国哲学史家。

前几天突然在微信中看到周继旨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由忆起往事。周先生不仅是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为数不多有过私交的几位老师之一，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更是曾经给予过我热情的帮助。如今周先生羽化而去，就让我以此小文表达我个人对他的纪念。

我1988年入读南京大学时，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那时的理想是希望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但入学不久，由于我从小原本的兴趣更在于文史哲，且适逢当时的文化热，便一头扎进人文学科的海洋。就实际的阅读和思考而言，哲学、历史和宗教成了我投注心力最多的领域，政治学反而成了我的副业。此外，大四整个上学期88级政治学专业的全体同学在江宁县（后来成为南京的一个区）政府的各个部门实习，让我有了自知之明，于是彻底放弃了将来做公务员“治国平天下”的想法，而对孔子“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话有了更自觉的认同。如今想来，四年南京大学本科期间，和我在课堂之外有过交流的教师，除了历史系、法律系的几位老师之外，大概就是当时在思想家中心任职的周继旨先生了。鉴于政治学系和法律系、社会学系那个时候同属“法政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要求同时必修法律系和社会学系和几门课。作为法律系的教师，张中秋给我们开的一门课，便属于这种情况。

我和周继旨先生的相识非常偶然，大概是在1991年校园里的一个系列讲座上。记得当时作为那个系列讲座主讲人的，除了本校中文系的周勋初、思想家中心的周继旨等几位先生之外，还有校外来的庞朴先生。周先生当时好像并未在哲学系开课，因我在最初查阅哲学系的课程目录时，似乎并未见到周先生的名字。由于我大学一年级即开始了泛观博览，特别是较早接触到了海外中国人文学领域一些学者的著作，国内如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陈来的《有无之境》、杨国荣的《王学通论》等，海外则包括钱穆(1895—1990)、方东美(1899—1977)、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1909—1978)、余英时、劳思光（1927—2012）、刘述先(1934—2016)、成中英、杜维明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如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倪德卫（David S. Nivison, 1923—2014）等人的著作。所以，我旁听了几次哲学系的课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之后，便再也没有留意哲学系的课程。因此，在我认识周继旨先生之后，1992年毕业之前，他是否曾在哲学系开过课，我完全不知道。不过，这对于我们之间的交流，不仅完全没有妨碍，反而更多了几分亲近。显然，如果我是在课堂上听他讲论，而不是在他北阴阳营的家中与他促膝而坐的交谈，相信感受会有很大的不同。

事实上，由于到1991年我已经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若非偶然聆听周继旨先生的讲座，觉得对我有所触动，我大概是不会和他相识和交流的。初次聆听周先生讲座的内容，如今已不复记忆。迄今留存的印象，是他的耿直敢言，不落俗套。这一点，在日后与他面对面的几次交谈中，不断得到了印证。也许是讲座结束后我向他请教之时，他即告诉我他住在北阴阳营的教师公寓。不久之后，我即登门向他请益。因我在四年南大的学习之前，已有在南大生活的经验，那是作为南大教师子弟，从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在上海路小学就读的经历，所以对南大周围的地理环境，可谓轻车熟路。还记得第一次去拜访周继旨先生是在饭后的晚上，当时那一带路灯昏暗，社区里尤甚，但我还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

我大学时代的读书思考，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以及对人生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想过将来要以学术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所以，向周先生请教的，都是一些“经虚涉旷”的问题。有趣的是，在跟周先生的交谈中，他也似乎既未问过我今后是否有从事学术工作的打算，也未和我谈起过他自己以往的经历。我只记得在我们交谈时，常常在旁作陪的周师母会不时给我倒茶，拿一些水果请我吃。有一两次，她稍稍提起过周先生早年曾经从军，来南大之前曾在安徽大学任教。除此之外，她在间或的插话中，也很少谈及世俗的种种。从周先生略带的皖北口音中，我可以判断他生长的故乡。但他来南大之前丰富的社会阅历，比如曾经参加过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及中原战役；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并两次荣获三等功；甚至曾在新疆医学院任职等等，直到如今从他的讣告中，我才算有所了解。 

我在大学时不曾考虑以学术为职业，但读书思考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之后，我既充分意识到只有大学校园才能给我的读书思考提供基本的条件，也益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能从事且适合从事的工作，恐怕只有学术了。于是，在大学毕业两年半之后，在临近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情况下，我决定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回到校园，重新开始自由地读书思考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春天，我从南方北上北京的途中，在经停南京期间，专程去北阴阳营看望了周继旨先生。那一次，我因为意向已经明确，就向他说明此行是要到北京了解并参加研究生考试，继续过自己喜欢的读书思考的生活。记得那时周先生的《论中国古代社会与传统哲学》一书刚刚出版，他特意取出一本并签名送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听说我打算报考北大陈来先生的研究生时，他主动提出给陈来先生写信，介绍我这个“有志青年”。同时，他也建议我在陈来先生之外，另外再考虑几个可能的去处。由于我在大学期间接触海外学术较早，对中西哲学都有兴趣，他知道这一点，就建议我去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树人先生。此外，他知道我对史学也有兴趣并已经阅读过钱穆先生的不少著作，便也建议我去拜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钱逊先生。当然，他不仅是建议，也同样给王树人和钱逊两位先生写了信。周先生遒劲有力而不失清逸的笔迹，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只是我当时少不更事，没有充分意识到周先生介绍信的意义。显然，周先生是觉得我在北大之外，也应该参加清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入学考试，如此读研究生的机会更有保障。但我既没有体会到周先生的用意，便只是把王树人和钱逊两位先生当作了拜访和请益的对象，并未报名清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虽然我自己的读书思考一直很专注，甚至在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之后也未尝终止，但打算报考研究生，却实在是一个临时的决定。对于报考研究生的所有相关事项，包括考试有哪些科目，我那时是毫无所知的。到了北京之后，除了拜访周先生致函的几位先生之外，我也顺便去找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打听要考哪些科目。当时是到研究生宿舍几位中国哲学研究生同学居住的寝室询问，据说我前脚刚刚离开他们的房间，后脚便成为了笑料。因为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却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的人，那位回答我问题的同学大概之前从未遇到。不过，我自己并没有把这一点当成多大的问题，我更在意的，是向周先生写了信的几位先生请教。

由于陈来先生的著作我之前已经仔细读过，加之报考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在陈来先生指导下深造，原本就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初次和陈来先生的见面，如今反倒不觉得在记忆中有什么特别。只记得当时哲学系还在心理楼，我和陈来先生的见面是在二楼一间摆着兵乓球桌子的屋里。陈来先生当着我的面看了周先生的信，大致了解了我大学期间读书的情况，并没有多说什么。和钱逊先生见面是在他清华园西南楼的家中，具体谈的内容已经不复记忆。只记得他书房中挂着有钱穆先生照片的镜框。因我读过钱先生的一些书，好像请教了他几个有关钱先生的问题。但他似乎也没有很具体的说明。后来我才知道，钱穆先生离开大陆之前，钱逊先生并不是一直随侍其身边。而1949年钱穆先生离开大陆之时，钱逊先生不过16岁，从此两人便天各一方了。如今想来，周先生致函的三位先生中，初次见面时对我最为热情的，是王树人先生。我依然记得，见面的当天，王树人先生及其夫人喻柏林女士便留我在家中吃饭。看了周先生的信后，王树人先生就和我聊起他对周先生的观感。我清楚地记得，王先生当时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说：“周继旨这个人，直抒胸臆。”说话的同时，好像还竖起了大拇指。从那以后，王先生和喻老师便叫我有空到他们家吃饭。我后来也的确去过好几次，直到喻老师生病住院。记得初次拜访之后没多久，他们两位就送了我一辆二手的自行车，我晚饭后直接从崇文门他们的住处骑回了北大。我在北大读书期间，王树人先生先后出版了《传统智慧再发现》以及《回归原创之思》，不仅都送了我，还托我送给了他在北大的几位师友。还记得我唯一一次拜见张岱年先生，便是替王树人先生呈送他的《传统智慧再发现》。这其中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就不在纪念周继旨先生的文中赘言了，容我将来再叙。

入读北大研究生之后，我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除了必要的课程之外，终日泡在图书馆中，继续了我在南大读书思考的快乐。那时不像现在有各种通信之便，无法不时与空间阻隔的亲人和师友保持联系。加上我历来觉得心意上的相通远比行迹上的相接重要，所以并未时常与周先生联络。记得好像只有在2002年，我们大学同学毕业十年纪念时，我借回南京参加纪念活动之便，再去北阴阳营看望了周先生和周师母一次。那是不是最后一次和周先生促膝而谈呢？如今我已经不能确定。只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听说周先生罹患癌症，我心头不由觉得沉重。但后来听周齐女士（周先生的千金，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工作）告知，周先生战胜了病魔。听闻之下，我心头那种顿时的轻松，至今记忆犹新。无论是大学期间还是后来的拜访，在南京北阴阳营周先生的家中，我似乎都并未见过周齐女士。不过，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同在北京，记得有一次周齐女士到访清华，见到那时在清华哲学系任教的我，便跟我开玩笑说：“我知道你的老底。”显然，那正是指我南大本科读书期间与周先生交往的一段因缘。

周先生是1932年生人，今年过世，正值米寿之年。我在微信中看到周齐说父亲的一生，战争、运动、癌症都没有打垮他。的确，他早年从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北大哲学系，历经改革开放之前的历次运动，最终回到大学校园，在南大期间将其敏锐的思想结晶结集出版，并渡过了癌症的难关，可谓得享天年。在我看来，对于性情耿直的周先生来说，大学应是其最好的归宿了。而我当年有幸能和周先生在南大结缘，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又何尝不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呢？

纪念（2020.4.9）| 北阴阳营忆往：纪念周继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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