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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中大俗大雅的宋代文人生活
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定位，中外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有高度的肯定，同时对这个时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产生的突出问题，也有非常严肃的讨论。谈到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势必涉及他们在当时的“生活圈”。所谓“生活圈”，是指文人生活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简单地谈谈。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首先要从赵宋王朝的立国形势开始讲起。宋代的立国形势，我想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简单概括，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宋代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疆域最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则更是偏安一隅。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对外贸易交流的出发点转向东南沿海，才出现了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产品已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银器、铁器。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上考古现场的照片。2月24日《文汇报》刚刚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海一号:沉睡八百年的繁华》。
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可以看出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总体来说，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镇阳读书》，《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2b页)。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的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的精神。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葛兆光先生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曾经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
比较一下唐宋两代的都城，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都市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的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最近大家正在讨论“封闭式小区”是否要开放，唐代的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的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的结构，基本上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的“行在”临安也是如此。描绘宋代都城繁华景象的笔记之类文学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画卷，比方说描写北宋后期东京开封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对于南宋都城临安，当时的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都叙述到了杭城内外的市井繁华景象:“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足见杭城繁盛耳。”(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最近几年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发现的《西湖清趣图》，有学者认为它所描绘的就是南宋时期临安西湖一带的繁盛景象。
晚唐五代，词作开始从青楼楚馆走出来，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以北宋词作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和《定风波》为例，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则体现了世俗女子的生活追求与内心情事 (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卷中“林钟商”、卷下“仙吕调”，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194页)。由此我们看到宋代词作家“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
文化知识、文学作品的普及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手段，像雕版印刷的发展，就成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当时不光是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私人的家馆、私塾，以及社会上的书铺，都可能刻板印书。宋人如邢昺、苏轼，都曾经提到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的帮助，说“书板大备，儒者逢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33页)。南宋史学家王称《东都事略》的绍熙刻本，目录后有牌记标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王称《东都事略》目录，台北:“中央图书馆”1991年影印宋刻本，第26页)，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明确意识。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近年来伴随着人文资料数据化的进步，有些学者尝试利用关系型的数据库 (例如CBDB) 进行士人人际网络的统计与分析，绘制出一些示意图。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北宋中期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人不同层次的交往关系。
当时这些士人的交游活动非常兴盛。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 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6页)。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期朋约友”相互会聚的场所。《梦粱录》的相关记录就提到:“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茶肆》，《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62页]
不仅是在这些城市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喜欢交游访友的去处。像洛阳的花圃、苏州的园林，一些名人宅邸里边都有频繁的交往活动，苏州城内的中隐堂、崑山附近的乐庵、松江之滨的臞庵，都是这样的地方。史称“臞庵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时人以为“心闲事事幽”，四方友朋、挂冠而归的“耆德硕儒”，经常往来酬酢，“极文酒之乐”，“以经史图画自娱”「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一四《园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所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早为大家所熟知。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就是当年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些菁英人物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往来之际，煎茶点茶、酌酒吟诗，如王十朋所说:“会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梅溪集》后集卷十三《会同僚于郡斋》) 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于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之中。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张淏著，张宗祥校录《云谷杂记》曰:“今人以物相遗，谓之‘人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5页)。
总的来看，宋代文人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进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有很多独处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台湾“中研院”院士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晋生《宋辽金元史新编·绪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5页) 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仅就宋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言，应该说，受到了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持平常心，注重“当下”，这些思想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扬之水先生曾经说:“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2015年6月20日，扬之水先生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美学散步文化沙龙”中以“风雅处处是平常:宋人书房及书房清物”为主题的演讲)这样的时代特点，应该与禅宗的影响相关，解道悟法者，行住坐卧运水搬柴处处是道;新儒学的兴盛，也强调天地之间无非是道，事事物物皆有理。当时“游于艺”的观念，正是被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样一种整体框架之下予以认识的。
如上所述，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实际上是交错并存的。而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雅俗兼资，新旧参列”(孙何《论官制》，见《宋文鉴》卷四三)，是北宋名臣孙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国理政原则。由此我们也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所谓的“雅”与“俗”，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熹在与学生谈话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说:“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八《张子之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册，第2507页)南宋中期的文人韩淲，在其诗作中也说:“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韩淲《涧泉集》卷五，收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宋集珍本丛刊》第70册，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64页) 可见精与粗、雅与俗在当时的人看来，并非绝然割裂的两个方面。宋人的雅俗观，他们在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理念中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绘画上、瓷器上以及其他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治国理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刘安节《刘左史文集》卷二《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第477页) 的。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时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原则都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看到，与隽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书写着“忍”、“招财利市”之类世俗字样的器物。这种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动体现出贯通两宋的文化风情。
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雅与俗，关系着宋人赡蔚丰润的文化意识;复古与创新，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四《论语·述而篇》，第3册，第866页) 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山西窑口黑釉刻花罐(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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