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来到新疆的德国考察队

文汇学人 2021-12-26

本文为您解读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的复杂政治局势

20世纪初，乌鲁木齐城中的生活还是一派乡村景象。财神楼立于一条中央大街之上。因当时主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富贵，这处建筑便同时也是文昌阁。

柏林博物馆放眼吐鲁番

19世纪末，研究人员与发现者在欧洲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不仅是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感知及生活态度，语言、文化和宗教领域知识的更新也提供了关于各种社会和文明现象的解释模式。总有旅行者和研究人员将一些原被认定为湮灭文明的新证据以及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带回家乡。

他们为了本国的科学研究，搜集世界各地的文物，这些文物加上从中所获取的知识，常常能掀起一股热潮。在各个社交聚会、社团和沙龙中，兴致盎然的观众们一齐见证了知识领域中的空白如何逐一消失，而为此有所贡献便是一种荣誉。

柏林的形势则更为特殊。帮助处于上升期的帝国首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取得世界级的地位，是许多家境殷实市民的心之所愿。他们投身其中，加入促进会，或者成为研究活动与收购艺术品的赞助人，从而受到世人尊敬。

此般情势之下，“民族学辅助委员会”于1881年成立了，它为1873年始建、1886年开馆的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添置所需及出行考察提供了资金。1888年又组建了“东方委员会”，继而于1898年成立了“德国东方协会”。后者资助了在近东开展的一系列发掘活动，专为柏林博物馆提供藏品。于19世纪便备受关注的最近一次大型考察活动，是罗伯特·考德威在巴比伦为向柏林博物馆输送文物而进行的发掘，否则这些文物只有在伦敦或巴黎方可得见。

由建筑师恩德与伯克曼设计，于 1886年开馆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坐落在今天的格罗皮乌斯博物馆旁。在克尼格雷茨大街（如今的施特雷泽曼大街）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如今的尼德尔克尔新纳大街）交汇处与马丁·格罗皮乌斯建的工艺美术品博物馆形成了和谐的一体。

几乎与考德威的前期工作同步，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的季米特里·克莱门茨于1898年第一次领队到中国的新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隔年，俄国学者们便告知了柏林的同行大量遗址的所在，特别是在乌鲁木齐东南200公里的吐鲁番绿洲中所发现的丰富遗迹，以及当时因农业与过度开发而导致遗址破坏加剧的情况。俄国学者们带回了一些写本残卷和摹绘的佛教壁画，以便深入研究。

柏林的印度学学者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和乔治·胡特明白，这为他们研究佛教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会。这些遗址之前仅是推测可能与佛教寺院有关，如今证据确凿：僧房、讲堂、窣堵坡和佛殿，部分还装饰有弟子及佛像的彩绘。

1902年，格伦威德尔在第一次考察前，长时间坐在民族学博物馆的办公桌前为考察做准备，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以及政府部门联系。

这些发现为新的基础性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考察队能够去记录那些过去从中国前往印度的僧侣们沿途休息与禅修过的寺院和其他宗教建筑。他们还能去保护那些传播佛教教义与教派的写本资料，并有机会结缘一个绘画的世界—当中不仅描绘了神话的或宗教的人物及事件，还能够让人在这个几乎被遗忘的世间角落里，了解到千年前的审美与生活。

这项研究预计短期内即可极具说服力地阐释中国与西方的来往，希腊世界和伊朗文化的东渐，还有语言、建筑风格、艺术与文化的传播及衍变。参与其中，便能涉足崭新领域，为学术研究征服一片新大陆。

而学者们也明白，远赴天山另一面的目的地去开展一次真正成功的考察，会多么耗时费力且花费不菲，同时获取经费与各种许可也会有诸多困难。将一切可能考虑周全，前景便明朗许多——展开国际间的合作很有必要。

在俄国科学院成员威廉·拉德洛夫的倡导下，数月间便以燎原之势于欧洲柏林、巴黎、哥本哈根和布达佩斯等地成立了当地的中亚研究委员会。而在圣彼得堡，由沙皇资助设立的中央委员会，负责考察的协调工作以及成果的出版。他们还承担了一些其他相关事务，如获取通行俄国的签证及运输许可、购买车票、收编将来作为共享资料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研究报告。而 20世纪初的政治局势，实际上却阻碍了这种通力合作在大范围内实现。

之后数年间，不仅俄国的克莱门茨的后续考察未能成行，西欧的大多数国家也同样如此。

尽管业内人士欢欣鼓舞，但当时对这一文明史上重要史迹的研究还只是具有开展的可能性，暂不足以说服政府出资支持进行一次远在本国人视界之外地区的考察。

只有英属印度，除眼光长远外，还对相邻的中亚有经济和军事上的野心，故于1900年5月派出了一队人马。当时在印度为多个教育机构工作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一个地理测绘项目的框架内，领导了对丝绸之路南道的考古研究，并让印度的专家对地形、道路及古迹进行了测量。这次大规模考察行动与他后续的三次考察一样，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欧洲其他帝国于欧洲之外的竞争，不过后来的那些考察也的确足以与斯坦因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在柏林，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士找到了资金和门路，使得一项开销巨大、如同去巴比伦一样的多年考古计划得以通过并启动。估计正是如此迅速的、几乎毫不官僚的方式，使得柏林的印度学学者们信心大增，开始着手实施计划。虽然他们的项目并没有立即得到博物馆领导的全力支持，没有像在近东一开始便计划多年的发掘项目一般，获得那么丰富的配给。

1902年，考察领队格伦威德尔终于拿到了所需物资。这批物资主要来自赞助过考德威的出资人弗里德里西·克虏伯以及詹姆斯·西蒙。1902年8月 11日，格伦威德尔与他的同事胡特及技术人员特奥多·巴图斯踏上了远赴“吐鲁番”的征途，而在此地区的所有后续考察便皆以此地为名。

1903年回到柏林之后，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多家报纸报道了这次成功的考察，格伦威德尔展示了那些令人难忘的寻获之物及购买所得，而学者们则争相研究带回的那些写本残卷。几个月后，当确认在“吐鲁番”发现了10世纪以前便到欧洲来传教的摩尼教徒的踪迹之时，所有的大门都为紧接着的第二次考察敞开了。

自此以后，考察便赢得了大量的公众支持。第二次考察始于1904年9月，持续至1907年 6月最后一个队员回归。此次长期考察活动的第一阶段中，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和巴图斯再次调研了吐鲁番地区的遗址。格伦威德尔和他的助手赫尔曼·波尔特于1905年12月才终于抵达了喀什噶尔（今喀什），在此与勒柯克会合并接替其成为考察领队。他们之后一道于库车、喀喇沙尔一带，考察了遗址和石窟。在勒柯克因健康原因于1906年7月独自回国之后，格伦威德尔便带着巴图斯和波尔特继续前行来到了勒柯克之前在吐鲁番调查了一年的工作区域。

此次出行成果斐然，入藏博物馆的文物数量极为可观，因其间有过两位领队，后来便被断为了两次考察。为了能将文物粗略整理一番，就已使博物馆印度部于1907至1908年间因场地不足而关闭了一段时间。

学者们对于新研究材料的期盼永无止境。纵然许多问题还没有答案，甚至还有新问题产生，人们还是很快了解到了更多有关佛教传向中国的线路的情况——关于那些寺院与佛堂，以及它们的建筑、装饰、图像传承与图像志。人们知晓了丝绸之路上一些摩尼教与基督教修道院的情况，并研究了其中所寻获的写本及壁画。还考证出了隶属印欧语系、此前却不为人知的吐火罗语，它与古突厥语一样出现在大量写本与铭文中。佛经写本残卷证实了新的经文源流，而大量的世俗文书则展示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民众们的日常生活。

柏林于这些年间发展成了“吐鲁番中心”。全世界的专家都来参与对写本的考证，附带参访民族学博物馆和柏林科学院。自1911年起，他们的参观首选便是位于博物馆“吐鲁番展厅”中来自柏孜克里克以及克孜尔的壁画。还有就是自1903年起，在三楼入口处的大厅中展出的来自 19世纪“突厥斯坦”的民间艺术、陶瓷及服饰。而新疆艺术的全貌便只缺少来自丝路南道的文物了，尤其是为英属印度效力的斯坦因在考察中的那类收获。

在这期间，更多的考古队伍来到了中亚的东部。来自俄国的别列佐夫斯基兄弟（1906—1907年）、谢尔盖·奥登堡（1909—1910年）、马达汉（1906—1907年），法国的伯希和（1906—1907年），日本的大谷考察队成员（1902—1904年和1908—1909年），以及首屈一指的来自英属印度的斯坦因，都带走了大批资料。1907年，欧洲人获悉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与伯希和以研究为名，购置了数百件写本与佛幡。其后，奥登堡（1914—1915年）以及受大谷派遣的僧人们（1910—1914年）皆如愿来到敦煌，而斯坦因（1913—1916年）也再次到来。

为了争先获取丝路上的珍宝，德国的学者们也制定了新的考察计划。至1912年，以前考察的重要成果皆已出版，从中亚带回的写本也悉数交付了科学院后，既定目标业已实现，便可着手准备一次新的考察了。

而当时不曾想到，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中俄边境地区非常不安定。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不发放签证，喀什噶尔的英国总领事馆同样也发出了旅行警告。

1913年初，当地局势稍缓，勒柯克与巴图斯才能在博物馆的支持下，冒险成行。而他们去敦煌或丝路南道地区的计划，终究还是得放弃了。

因为没有北京发放的签证，他们只能持在喀什噶尔签发的地方性居留及工作许可冒险行至库车，此地尚属于颇有势力的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爵士的管辖大区。而他们在当地的工作也因环境的不安定而不得不仓促结束。杀戮时常发生，投机者和冒险家也在胡作非为。这些都让人为古迹的安全感到忧心。勒柯克因此坚信，这次新的考察应尽可能多地把那些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保存下来。他当时将自己视为文化的拯救者，而博物馆才是丝路上这些艺术品的安全归宿。

在他们返回柏林多年之后，战争引起的动荡也已平息，勒柯克终能梦想成真，让丝路上的珍宝在他亲自策划的一次堪称典范的展览中有了新的栖身之所。自1928年起，占据了施特雷泽曼大街上的民族学博物馆底层一半的两个大厅，外加在新扩建的附楼中布置出的十个小间，容纳了这些由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以及同事们历尽艰辛带回柏林的罕见藏品。因首次介绍了佛教及其艺术品在丝路北道上的传播路线，此次展览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在这片广阔的地域中，跨越数百年，经由不同的族群及宗教团体轮番参与而构建的文明，在此处被极具美感且清晰易懂地逐一呈现。

然而，若政治环境不允许，博物馆也非安全之所，无法保全文明与文物。由于二战爆发，大多数斥巨资修护好的壁画和雕塑只得被打包收藏起来。其中许多保存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如今正逐步向公众开放。而那曾备受瞩目的超过 3米高的巨幅壁画，如不将其再次切割成小块，便无法从墙上取下。遗憾的是，它们最终毁于炸弹和消防用水。回顾勒柯克所“拯救”的壁画，也因此有了一点苦涩的味道。况且据我们所知，那四次考察曾经到达的地方，虽历经大肆破坏，但也大都得以幸存至今。

博物馆收藏文物不仅有助于保存，同时也为了对其进行研究。就这一点来说，四次“吐鲁番考察”为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至今还从中获益良多。

15世纪前的丝路北道历史

至少自公元前2世纪起，中亚东部的历史便与中国紧密相关。主要涉及的朝代为汉、唐、元以及清。

匈奴，是一个长期威胁中国，在西方通常被称为“匈人”的游牧民族联邦。为与其抗衡，中国使臣张骞于公元前2世纪出使西域寻找同盟者。他以旅途中所获取的一些对中亚的认识，主要是与之通商的众多可能性，说服了朝廷去征服如今隶属新疆的这片土地。虽然朝廷长时间在此地驻扎军队并接受纳贡，但他们的统治却是较为松散的。

自2世纪汉代末年起，当地的权贵赢得了更多的自主权，而外来的突厥部落还在吐鲁番地区建立了短暂的王朝。库车的吐火罗王朝约于4世纪统治天山以西的地区，其势力自阿克苏周边，扩张至吐鲁番之西的交河。他们还必须与匈奴周旋，因其霸权可能自4到6世纪都统治着整个塔里木盆地。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无论中亚还是中原地区，人们都在寻求精神层面上的价值和对宗教信仰的认知。7世纪，伴随着唐朝的建立，中央权力逐渐强大。他们在帝国的西北，短时间内阻止了突厥部落的入侵并收复了失土。汉人接手了对哈密、吐鲁番（640年）及库车（657年）的统治。直至 751年，因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南面的塔拉斯河畔的战败，他们的西征才被阿拉伯人所终结。

这尊唐代骑骆驼的商队头领陶俑（7至9世纪）可能是以来自中亚的一位商人为原型的。

在此之前，中原王朝的统治在这一地区也并未十分稳固。大约从670至730年，而后又从 790至850年，吐蕃一再将皇家军队从丝路南道上的驻地驱逐至吐鲁番和库车，而突厥也于唐朝末年侵入过此地。

唐朝的皇帝们在中亚属地建立军事驻地，并复制了汉人的行政系统。而他们主要专注于保障与西方有利可获的贸易，此外便是为军队引进并饲养备受珍视的费尔干那马作为战马。他们如同对待境内其他地区一般，纵容当地豪门显贵，任命当地权贵为军事将领和朝廷大臣，而这些人后来日趋独断专行。8世纪中期，来自粟特（伊朗）家庭的节度使安禄山在北方发动兵变，致使唐朝皇帝将回纥人自鄂尔浑地区召唤而来，帮助其抵抗叛军。其后，这些回纥人中的许多留在了中原并吸纳了中原文化。他们与那些作为远途经商主力的粟特摩尼教徒接触颇深，以致回纥可汗将摩尼教立为国教，此举估计是为在粟特商人圈中提高社会威望及影响力。回鹘人大约于840年被来自蒙古地区的黠戛斯人驱逐，迫使他们大规模向中亚迁徙。许多人留在了塔里木盆地北面的绿洲中，建立了高昌回鹘。因当地盛行佛教，可能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他们于10世纪放弃了摩尼教。与此同时，当地的吐火罗与突厥居民逐渐臣服于新的君主。由此，唐朝于907年覆灭前际，吐鲁番地区已建立了近乎独立的回鹘王国，它获得承认的原因还包括将吐蕃人彻底驱离。

因为此地被太多的民族和觊觎者在不同时期分而治之，我们无法对塔里木地区后来几百年的历史作出完整的阐述。13世纪起，一个王朝计划剥夺各个诸侯的权力，自中原起，蔓延至塔里木地区。最终，蒙古人于1271至1368年间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与其对待其他地方一样，新疆地区也遭遇了大肆掠夺与屠戮。而后，即使他们被明朝的君主们（1368—1644年）驱逐至边境地带，蒙古人对于北方和东方而言却仍是长期的威胁。

14世纪，丝路北道上各城邦文化独立发展的时代结束了。喀什噶尔地区自10世纪起便开始了伊斯兰化，导致了佛教徒精英或被驱逐，或被迫改变信仰。于9世纪从今蒙古地区迁来的回鹘人，在 10世纪以后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并助其走向了新的繁荣。当11世纪喀什噶尔地区持续伊斯兰化时，得益于回鹘人的庇护，佛教在吐鲁番地区得以继续发展，并且吸收了大量密教元素。1209年，当回鹘人臣服于成吉思汗时，佛教还继续存在于当地的寺院中。1390年，随着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的胜利，这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可汗由此开始了对吐鲁番的统治。而那些佛教圣地仍旧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当地受到敬仰。

这幅绘制于绢帛上的水墨挂轴画来自清代（1760年）的功臣像系列。所画的额尔克巴图鲁巴岱将军是为乾隆皇帝平定西域的一名将领。

当德国考察队来到新疆

自古以来，华夏帝国便不曾想过放弃距中原遥远的西北地区，主要是因为那是通往西方的商贸之路，同时能对好战的游牧民族起到缓冲作用。唐朝之后的数百年间已然说明，纵容地方权贵，便会让其日益壮大，威胁到中原腹地。而在非汉族的其他民众中，他们确实有许多拥护者。由此，清军自 1755年起，为了平定叛乱的准噶尔部，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胜利以后，他们便在北疆建立了新首府乌鲁木齐，并在塔里木盆地的叶尔羌设立了行政机构，将其纳入了帝国版图。

18世纪末，这一地区首次以新疆为名（新的边疆），由驻扎在伊犁地区的一位将军管辖。在北疆，让清军实行军屯，而在塔里木地区，则委托当地的显贵管理行政事务。“突厥斯坦”的和卓们代表了另一种权力因素，这些穆斯林的达官显贵所追随的苏菲派纳克什班迪教团，宗旨是将信徒都团结起来，并行使世俗统治权力。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追随者来自帕米尔以西的国家。吐鲁番的统治者额敏和卓也是其信徒之一。这些和卓中有许多被清军视为叛乱分子驱逐了，由此他们便在“西突厥斯坦”煽动对抗清朝统治。

北疆官屯中的大量移民，再加上汉人拥有的特权，激起了全疆范围内的反抗，导致数千汉人移民死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及北疆的暴乱。阿古柏领导了1867年在喀什噶尔的叛乱。他的军事专政是一段血腥的动荡时期，一度占领了整个喀什噶尔地区，并且延伸到了天山的另一面。1871年，俄国军队伺机擅自经固勒扎进驻北疆西面的伊犁地区。与几年前在新疆西部一样，这个危险国家的目的是要将那些重要的战略山口纳入沙皇的管辖区。1877年，中国军队战胜了阿古柏。平定动乱后，俄国被迫于1881年交还伊犁地区。然而却借此换取了九百万金卢布以及大量领事许可，例如俄国商品进入北疆享有关税豁免权等。因而在当时的新疆置有四道，虽因重税和贪污腐化的官僚体系的压迫，当地人难堪重负，但之后数年间的局势还是稍有缓和。这里几乎完全由清政府统治，北京的财政支援了农业生产和教育体系，并将维吾尔人迁至北疆一带，试图以此促进社会和睦。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虽然当地仍有暴力事件发生，但总的来说，这段时间还是相对和平的时期。当国民党于1912年接手了政权，军事动乱也随之而来，东干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革命力量皆对这些反抗表示同情。最为危险的是秘密结社的半军事组织（哥老会）的活动，他们以种植和贩卖鸦片牟利，自多年前起，便在今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地区活动。而他们被驱逐出伊犁地区后，还持续多年继续渗入南疆的绿洲中进行非法活动。

俄国邻居乘此过渡时期，以“保护领事馆”为由，派遣大批哥萨克军队深入腹地，成为一些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乌鲁木齐的新疆都督杨增新，自 1912年起便小心谨慎却又意志坚定地治理新疆，不再让俄国有任何借口前来侵占。特别是 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大批白俄罗斯军队逃往新疆，还因此受到了斯大林派兵来袭的威胁。直到 20世纪 40年代，新疆与苏联的经济联系都较中国更为紧密。

俄国在整个地区显眼的存在及明显的权力野心，使得其对手英国政府在“大博弈”中，于19世纪末多次在英属印度边境地区开展调查，还派遣了一位代表常驻喀什噶尔。俄国和英国为追求巨大的商业利益，均对来自其势力范围内的商人提供保护和支持。被称为白胡子的阿克萨卡尔，作为利益代表将所有情报快速传递到他们的领事馆并由此换取报酬。

这些便是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所陷入的政治局势。考察队员们不断地设法战胜那些不明情况并争取在当地的竞争中取胜。而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当地官员中找到了为其铺平道路的支持者。

1913年的库车绿洲，萨乌特伊玛目与家人在葡萄架凉棚下消暑。

纪念陕甘总督左宗棠的祠堂。

这所中式房屋的大门上有漂亮的屋顶，门边围墙上写着“盛泉记”，可能是一间客栈。

农夫萨乌特有一所紧挨着北城墙的房子，这栋房子直到2014年才被拆除。当时为修护城墙而拆掉了所有的附属建筑，并将高昌的入口向南移了一段。萨乌特是前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队员们的房东。

女人们在井边梳洗完毕之后，于一旁悉心护理身体，在惬意的温暖中放松一下。

图文选自《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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