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 疫情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这不只是医学意义上的流行病，会对感染者的身体造成重大威胁，它同时也对全球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经济学界自疫情暴发起，就一直尝试用自身的专业研究为遏制疫情、减少疫情的损失提供帮助。很多学术期刊都特设了新冠疫情专刊，在最短时间内传播专业学者的思考。
      
经济学界对新冠疫情可能提供的帮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短期内，经济学家利用数学模型计算新冠传播的规律，帮助制定有效的封锁、隔离政策，尝试遏制新冠疫情的发展速度，降低疫情的直接损失；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学家尝试测算疫情对经济结构的冲击，制定经济政策，帮助各国经济尽快从疫情冲击中恢复过来。
      
新冠病毒的感染力十分可怕，不分男女老幼均易感染，即使是顶级富豪或政治领导人也难逃被感染的命运。有些人从直觉出发，认为新冠病毒一视同仁、无所不在的特性会有助于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改善，认为它是一种“强大的均衡器”。可这是一种严重误导。事实恰恰相反。从目前的情形看，疫情会令原本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都进一步加剧。以下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我们先从国际层面来分析新冠疫情暴露并加剧的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2020年2月，疫情刚暴发时，非洲大陆仅有设在南非和塞内加尔的两个实验室能够检测新冠病毒。现在非洲已有超过750个实验室可以检测，整个非洲大陆已有超过1500万人次做过检测。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严重偏低，必定还有大量感染者未被统计在内。
      
欠发达经济体的卫生条件一般也较差，各国卫生系统对于新冠疫情的应对能力严重不足，局促的生活环境也使得人民更容易受到传染。以印度为例，疫情刚起时，很多专家就提醒印度将会面临危机，尤其是人口大密度聚居的贫民窟，一旦疫情暴发，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印度无力避免这种命运。疫情果然很快暴发。至去年下半年，这些大型贫民窟中新冠抗体阳性率都已超过一半，感染人数才开始下降。
      
发达经济体自身也存在问题。截至目前，美国是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点令很多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是平均健康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有两个指标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美国的预期寿命较低，并且还有继续降低的趋势；第二，美国不同人群健康差距非常大，白人的预期寿命要显著高于黑人。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统计显示，美国非裔和西班牙裔人群在这次疫情中的感染和死亡比例远高于其所占美国总人口比例，而白人和亚裔群体正相反。非裔群体死于新冠的概率要比白人高出2.1倍。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在新冠疫情危机暴发前就已十分脆弱。遭受疫情之后，它们的恢复能力也远远弱于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可能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过去这些年的发展努力遭受重挫，足以抵消过去10年的减贫成果，加剧性别不平等现象，使得注重环境和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变得更难实现。
      
接下来，我们再从结构层面对疫情的经济后果展开分析。最突出的经济问题就是失业。据统计，美国因疫情导致的短期失业人口中，将有40%以上成为永久性失业。即便疫情过后，他们也很难找到工作。按照这种计算方法，总共将有超过1000万美国人在疫情过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这将对美国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并且，疫情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结构性转变。少部分卫生产业或者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产业，在短期内雇佣了大量员工。但是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只是短期的、应急的；与此同时，更多的传统产业必须裁员，而且是大规模裁员。一些经济学家估计，这可能是二战以来最大的就业结构调整。而这种调整自然会导致再分配冲击。仅拥有劳动力而不具备资本的弱势群体，就是这轮结构调整代价的主要承担者。
      
机器人对某些工作的威胁也会随着疫情加剧，这种威胁涵盖了从自动化属性较高的工作到低技能、人与人之间的服务岗位。过去的主流观点是，机器人很难取代那些人与人交往的工作，比如教育、卫生、服务等领域的工作。毕竟接受一个机器人的照顾和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护士，老人的心理感受完全不同。过去，经济学家对于真人在这些传统服务业中的竞争力充满信心，但是疫情令情况完全逆转。
      
此外，疫情还会改变资产的收益率。疫情可能对部分企业和家庭的收入以及现金周转带来冲击，对银行业务产生一定短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从长期来看，疫情不会对银行业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线上金融业务在疫情期间更加受到认可，疫情必定会推动传统网点转型，加大科技在金融中的运用，推动综合金融服务业务的发展。疫情有助于金融业和其他虚拟产业的发展，会提高资本密集产业的收益，从而影响到收入分配水平。疫情之后，世界范围内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第三，我们再尝试从个人选择的角度分析疫情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学家在近年来研究过很多种灾难冲击对于分配的影响。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重大疫情一般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水平。因为疫情主要损害只受过基本教育的群体的就业前景，但对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冲击比较有限。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本身不易失业，且更容易找工作，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于只受过基本教育的群体，灾后整体市场的就业需求会比较疲软。他们一方面容易经历长期持续的失业，另一方面金融保障也比较弱，比如收到外部汇款会减少，这也将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就业前景。
      
疫情暴发后，大家终于意识到不同教育水平群体的工作环境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比如75%的美国金融和保险从业者可以远程办公，所以疫情并没有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太大影响。而在食品行业，只有不到3%的从业者能够远程办公。食品行业这次受到了重创，而且食品行业的平均收入要比金融业低得多，后果就更为严重。
      
在疫情期间，社会最需要的是直接与人、物打交道的劳动力，而这些从业者获得的经济报酬却很低，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事实。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大量清洁工、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参与抗疫、照顾病患、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转。但他们的收入水平是由疫情之前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之前的收入分配中并未考虑疫情所导致的风险，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偏低。
      
疫情之后，这些从业者的收入水平也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调整。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差异是长期博弈和竞争的结果。而对于疫情是否可能长期延续、疫情本身包含了多大风险，专家学者都还持有不同意见。所以上述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仍然难以获得实质性改善。
      
我们再从消费支出角度进行思考。高收入人群本身多能远程办公，同时也有机会自行对孩子进行居家教育，他们的居住环境也比较宽敞和安全。虽然很多中产阶级抱怨孩子的居家教育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产生很大影响，但客观地说，他们及其子女已经是疫情期间受影响最小的群体了。
      
美国数据表明，相比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在家工作的能力更低；相比男性，女性在家就业的能力更低。只受过基本教育的群体，为了谋生就不能待在家里。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群体，如果没有工作就会陷入“手停口停”的困境。为了谋生，他们必须冒着风险出门寻找就业机会。他们也不可能在家监督子女学业，所以家庭福祉在疫情期间受到最大的冲击。同时，女性也比男性面临更多困境。疫情暴发前，女性更多地从事服务业，而这次疫情冲击最大的就是服务业。原本从事服务业的女性回到家里，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经济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很可能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朝向不利的方向变化，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过去很多地方正在缓解的不平等状况，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而再次恶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人群在家工作能力不同，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通过政策行动缓解影响。最直接的政策目标，就是改善弱势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增加他们再就业的机会。疫情期间，大量有关防疫的新工作被创造出来，部分工作有可能转化为长期工作。同时，也有很多工作成功地从线下转入线上，以后也可能固定成为线上工作。所以，进一步扩大互联网使用和促进普惠金融，将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举措。当然，很多传统经济政策也非常有必要，比如放宽失业保险的标准，延长带薪事假和病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社会救济等，都有可能一定程度地缓解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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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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