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 | 国际博物馆日：重新思考和想象博物馆的未来
2021年2月末，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发布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The Future of Museums: Recover and Reimagine）。其意义不言而喻，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博物馆行业虽位于冲击波后段，仍然承重吃痛，无论是以自筹经费为主要财源的，还是仰赖政府拨款的，都面临经济严冬，数以千计的博物馆恐怕将在这波全球疫情中成为被人追忆的牺牲者。
以美国为例，非政府组织美国博物馆联盟AAM（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于2020年7月展开了一次调查。受访的760位馆长中，有三分之一表示他们的博物馆恐怕再也无法迎来开门迎客之日。美国博物馆的财源构成与我国大为不同，运营资金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资助，门票、礼品店、学校组织游览和各类经营性活动支撑起了预算的大半边天。当时的760位受访对象中，有40%是历史类博物馆、历史建筑和历史学会的管理者，而在美国，此类博物馆经常出租最具历史风味的空间，以作当地居民婚嫁集会之用，这也是他们最为大笔和固定的收入。在我参观过的美国南部博物馆中，就有佐治亚州萨瓦纳铁路公司旧址和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斯洛斯钢铁厂，前者的长条车间出租给学校，成为了春秋游时学生成排练习手工的地点，后者的水塔则常常张灯结彩，给本地居民的婚礼增色。彼时美国病例每日攀升，各州政府被迫采取行动，博物馆的社会收入必然流失惨重。
在疫情中飘摇的还有博物馆员工的生计。根据AAM的测算，博物馆为国家提供726,00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经济发展贡献500亿美元。美国博物馆的员工有不少是兼职，如个体户供应商、自由职业者、相关咨询人等，他们通常是博物馆社会教育主力军。社会客流一旦截断，他们首当其冲。今春AAM在对2666位博物馆工作者（87%全职、兼职，13%独立顾问、志愿者等）调研之后发现，23%的人被停薪留职或惨遭辞退，有三分之二的兼职员工表示一年内薪酬大为减少，中位数8000美元，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2021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新冠疫情之下的全球博物馆》的报告，数字趋势触目惊心。据估算，全球共有约104,000座博物馆，去年营收与2019年相比锐减80%，游客数量减少70%；在87个受访国家中，90%在疫情暴发初期经历过闭馆，43%今年第一季度仍未能正常开放博物馆，50%给予公共机构的财政拨款有所减少。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全世界访问量最大的100座博物馆，客流萎缩77%，从2019年的2.3亿人次，降到了5400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协去年春夏之际预计全球将有13%的博物馆无法恢复开放，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可能偏于保守了。
中国在此次全球疫情中表现出众，制度优势得以彰显，博物馆行业也在统筹之下协调行动，频频推出线上活动。疫情初期，国家文物局就发布了6期展览内容，包含了超过300个网上展览，缓解封城在家群众的焦虑情绪。疫情期间，国内文博单位大都采取了闭馆措施，转而利用数字资源推出“云展览”。疫情趋于稳定之后，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稳健。今年劳动节假期，各地博物馆和文物文化景点的访问人数都出现井喷式增长，疫情防控所需的预约制度令这些场馆一票难求，这反映了人们的文化需求正在回温，中国博物馆行业复苏势头不弱。
思索如何将疫情期间积累的行业经验融入后疫情时代，是当下博物馆人的使命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把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拆开来看。Recover，疫情之后，全球博物馆行业急需输血与调理，是为“恢复”的部分；Reimagine，译为“重塑”总是不太妥帖。塑造是有所为，想象则是有所思。在行动之前，不妨借疫情的大停顿，对博物馆的内涵与职能做一番别样文章。想明白了，再进入重塑的工作阶段。这恐怕也是国际博协这篇命题作文的真正用意：疫情虽然压缩了博物馆的生存空间，但也为它带来了新的时代契机，不然也不必号召全行业打开脑洞了，用“重启”（Restart或者Reboot）岂不省事？
| 重新想象博物馆 |
疫情将很多人类活动从线下挪到了线上，博物馆方面也不例外。会议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颇为积极，2020年4月他们组织了一场130位世界各国文化部长参加的线上会议，此后又张罗了一系列线上讨论会和辩论会，探讨博物馆在疫情后的发展大略。“云展览”方面，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开启了#MetAnywhere推特话题活动，将部分陈列内容搬到线上。同在纽约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也是如此，疫情期间发布的材料中除了虚拟展览和语音导览之外，还有访谈艺术家的影像资料等平常不易获得的内容。
在中国，由于互联网生态不同，博物馆在线上的活跃主要是以社交媒体为平台。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把微信作为社教宣发的主战场，疫情期间的预约机制更是让很多博物馆账号得到格外“关照”。各种微博账号都化身段子手，挖空心思讨好网友。“云展览”在疫情后有了热度，这不禁让我回想起本世纪初互联网1.0时代高潮时，全球都在鼓吹虚拟博物馆游览的概念，认为将所有展品都搬到线上，并用虚拟现实的视角游览，就能实现知识资源的全球共享。如今虚拟博物馆的潮流消退，但“云展览”似乎又有成为业绩政绩必备“饰品”之势。
行业之所以对这种“脱实务虚”的趋势总是保持善意，是因为只从数字层面来看，这个趋势很容易成为年终总结中的业绩亮点。2017年和2018年，中国文物信息资讯中心、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两度联合发布《文博微博新媒体发展报告》。截至2017年11月，文博微博蓝V账号总共引发23亿阅读量，粉丝量高达2029万；到2018年10月，阅读量达到了40亿，粉丝数量增至3564万，互动量（转发、评论、点赞、私信）达到了前一年的近3倍，可以说势头极为可喜。
奈何就怕同行竞争，“船高”是“水涨”的结果，和其他趋势相比，文博微博的这点增长根本不值一提。近年来知识付费平台对人才和资金的重组，使各种以个体面貌出现的关键意见领袖（KOL）登上舞台。根据艾媒咨询等发布的《2020年中国知识付费行业运行发展及用户行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泛知识付费行业用户规模已达3.6亿人，行业市场规模达278.0亿元。和微博的经年积累相比，知识付费市场起步不到五六年，这都还没有计算像哔哩哔哩这样不直接产生知识付费行为的高学历、年轻化的网络社群。知识渠道多元化对工作学业繁重的市民来说是福音，于博物馆则反之。没有IP识别度，没有稳定的内容建设团队，没有人格性格作为支撑，没有活化的资金流动，又不以盈利为目的，博物馆在线上世界其实是极为被动的，长此以往必然是靠残羹冷炙苟活自娱。
疫情期间，数字科技的作用在全球经历了一轮试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肯尼亚，将展览作数字化陈列是疫情催熟的新事物，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在发达国家如意大利，就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线上互动终究是乏力的。意大利访问人次最多的100座博物馆，虽然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上的网友活动较此前要高一倍，但是交互时间十分短暂，根本无法与现场参观相提并论。中国过去几年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中已经出现了新一轮的“千馆一面”现象，大多都是标准化的网站建设，加社交媒体上的频频卖萌，用低就的姿态讨好网友，博眼球增加粉丝。疫情期间的这一轮“云”服务虽然有解渴解压之效，但仍没有摆脱搭大潮便车的方式。归根结底，博物馆行业对数字化的本质理解不深，对目标使用者和潜在使用者也没有规划，盲目追求业绩面上增长，但对于数字时代如何做差异化竞争，仍然缺乏顶层设计。
重新想象博物馆正当其时。在思考明白发展战略之后，博物馆才能基于具体的区域性目标和使命，面向用户肖像明晰的人群，还原数字化工具的工具本质，而不是本末倒置，背离自己的传统优势领域，盲目追求转瞬即逝的热点热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的对全球博物馆和文物收藏的建议报告中，将博物馆对社会的职能定位为：对话共享与教研功能并重，为社会发展、生活质量提高，包容和社会凝聚力提供助力。这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下一阶段博物馆发展的关键词：共享、包容、凝聚。而要实现它们的关键，恰恰都在于线下，在于牢牢抓住人的社交属性。
| 作为社交空间的博物馆 |
疫情期间人们对博物馆的执念，除了对于近距离格物致知的盼望之外，还包含了对知识性空间氛围的殷切情意。虽然此二者都包含了求知的成分，但是侧重点却是不一样的——前者所指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后者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者再往深里说一层，还包含了三重内涵：我知道我在求知，我知道我周围的人在求知，以及我知道我周围的人知道我在求知。
这不是绕口令，而是观众自己都未必察觉的参观博物馆时的潜意识。本世纪初国家文物局曾组织过一轮大规模博物馆观众调查，当被问及“对参观博物馆行为的看法”时，有52.98%认为经常进入博物馆是有知识、有修养的标志，42.85%认为是有钱有闲的标志，仅有3%和2.17%的人认同人们是出于好奇心和个人喜好进入博物馆参观。同样的问题，问学生得到的答案则大为不同。我早年求学时做过一次小规模的观众调查，对象是某京城知名高校内的学生，想要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去或者不去参观就在校园之内的考古博物馆。成功回收的问卷218份，认为参观博物馆是出于好奇心和个人喜好的占62.35%，远高于社会数据，但参观过学校这座博物馆的也只有28.4%。
可见，对于学生来说，“我知道我在求知”最为重要，他未必在意周围人的看法；而对于一般社会公众来说，周围人的看法被构建进了他的参观行为之中。来自周围人的评判以及他对于周围人的评判，在博物馆的空间内共同构成了一个短暂的共同体——我们都是有品位、有格调的人，我们是一类人，我希望我的品位与格调能够被你们看到。这种心理，用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的理论说，叫做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指出于社会地位考量所做出的不符合一般经济理性的行为。若非具有强烈爱好的求知者，参观博物馆这一行为就是具有诸多反理性特征的。人将自己置身于陌生的知识氛围之中，时刻被周遭的物品提醒自己是“无知”的，这本就令人不适。况且深度的博物馆参观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的事，同等的时间为什么不用于产生财富呢？我在外演讲时常提一个段子，说很多人一生只逛两次博物馆，第一次是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第二次是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每次都获得台下众人会心一笑，看来所言属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参观博物馆这项活动虽然不能为其累积经济财富，却可以为他换来保底用的、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家长需要通过这样于他本人而言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来完成作为所谓“称职家长”的社会要求。
参观博物馆的行为不只是为了求知，参观行为不但在外界视野中包含了关于社会地位和文化能力的判断，参观者自己也一直处在这样的自我判断、判断他人与被判断之中。同样用布迪厄的理论来概括这种充满了张力的空间，博物馆就是一个独特的场域，它具有特定的逻辑，也是场域内部的个体都认同的一种竞争策略。身在其中，博物馆的参观者既在观物，也在观人，并且在这种观察中发现自己，发现群体，发现归属。这些认知虽然懵懂且虚荣，但却是支撑参观博物馆行为的要素之一。
在炫耀性消费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博物馆场域逻辑的背面——娱乐性解构。在《博物馆体验》这本经典之作中，作者福尔科（John H. Falk）记录了一段录音资料，这段对话发生一个家庭参观一座自然博物馆约二十分钟后。母亲正在看那些“最大的猫科动物”展柜，说：“珍妮，看这头狮子有多大。它看起来真像威尔逊太太的猫，就是个头大得多。”珍妮指着一只非洲野猫，“那一只就像鲍比的猫。”父亲问道：“鲍比是谁？”珍妮看着父亲回答说：“鲍比是我的同班同学，为举行宠物展览，他带了它的猫来。他的猫就像那一只。”她转过身，再一次指着展出的非洲野猫，又转向父亲说：“梅利莎把她的豚鼠也带来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只豚鼠呢？”母亲和父亲对视了一下。父亲说：“也可能在圣诞节后，如果你和丽莎听话的话。”
这种被福尔科定义为“娱乐性解构”的策略，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是对博物馆文本的分离和重构，包括筛选出与自己参照系统相关度大的信息点，基于生活常识和特殊经验的重新组合；第二是利用已经构建的新文本，加强与同行者间的沟通，并以此获得快乐。毫无疑问，这一家人没有在学习知识。这种有策略地选择规避博物馆的场域逻辑，引入其他独占性的知识内容，并基于这些知识共享的所有权来强化社会联系的做法，是博物馆这一空间社会属性的第二重意义。用大白话说，就是你与朋友在参观博物馆时说的小话，只有你们能懂，在那之后你们的关系得到了巩固，而试图灌输知识的博物馆则被你们的小圈子隔绝在外——这是一种有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对场域逻辑的利用与反抗。
容我用一个不妥当的例子把此前两点做一总结：一个教室里总会分好生差生，优等生习惯于坐在教室最前排，积极吸收课堂知识，差生则喜欢窝在最后一排角落里，做些自己的事情。如果把课堂学习视作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那么自然会认为前排比后排好，甚至会希望把所有的学生都塑造成前排学生。观众调查的作用，就是去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化现象，于是我们发现，一些学生表现出这样的学习态度未必是因为兴趣，而是觉得这是学生之责，一些学生则是真的喜欢。坐在后排的学生，如果我们放长观察的时间，就可能发现在他感兴趣的课堂上，他的表现显著转变。正如课堂分上课下课，人不可能无时无刻在学习求知，社交才是社会的主要线索。下课了，学术表现不同的学生们走到一起，因为求知之外的理由成为朋友。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思维的火花，还有这些人际关系所蕴含的未来的无限潜能，都不是用课堂教学这一根准绳来衡量的。
博物馆与课堂不同，它不必布置明确的求知任务。说白了，博物馆的使命是想方设法把人留在这个空间里，让他们彼此产生联系。今日中国，对于人才的认识和需求都应该是高度多样化的，让各种社会条件、各种知识背景、各种性格色彩的参观者互相见证，互相表达，共享观点，包容彼此，才是博物馆凝聚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独有职责。在求知的领域，线上世界已经有各种内容可以替代，把博物馆搬到线上，无异于削足适履。博物馆是孵化可能性的地方，没有知识的壁垒，没有上下的阶层，你看得见摸得着异于自己且同于自己的他者，其作为社交空间的价值，是任何线上手段都无可替代的。
| 疫情之后的博物馆 |
真实的视觉体验，内在的情感需求，都是不可被数字复制的。在重新想象了博物馆之后，让我们来想想该怎么利用疫情期间得以强化的数字化手段，帮助这个行业更好地康复。
首先，博物馆没有必要人为提纯求知，却回避人类最基本的社会需求。观众的各种心理机制都是有用的，只要因势利导，就能实现向学向善的社会效应。例如，家长带孩子来参观是为了尽职，那么举办“孩子给家长讲解一日”的活动则能够借力打力。在手机端提供不见于说明牌的专属的讲解内容，赋能知识的弱势方，让他感受自我表达和传递知识的乐趣，不但化解了炫耀性消费中累赘的虚荣，还为亲子关系的全新可能创造了条件。又例如，观众抱着非知识性的目的前来博物馆，非但不必被劝阻，甚至应该被鼓励。爱好者在手机端可提供对现场文物的实时评论，犹如缓慢的弹幕，令你可以找到意气相投之人，并在线上，进而在线下展开社交。这些都是依托数字化工具强化人的社交能力，而不是仅仅在视觉上的模拟和复制。
其次，现有的数字化建设应当更加精准地做好市场定位。例如，藏品的图片和资料的公开应当有方向地面对研究人员，为研究人员提供便利，促进博物馆知识的传播。因此，选择哪些文物被数字化，不应由博物馆自己决定，而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为切实需要求知的人群提供切实的便利。再如，在知识经济的领域中，博物馆确实应当凭借建制优势入场竞技，也已经有一批博物馆在生产定期更新的新媒体、自媒体节目，起到了不错的辅助效果。然而，现阶段统收统支的财政框架决定了博物馆根本无法顺利“造星”。博物馆必须寻求规则突破，在统收统支之外进行制度创新，与外包公司形成更长效化的、更深度的、更具个性和原创性的合作。有长期规划和稳定的资金支持，才能打破现在博物馆“照虎画猫”的落后局面。
应当明确，未来博物馆的权威只可能来自于活动的组织力，对于社会机构的横向协调度，而非来自于知识层面上的说一不二。恰恰是开放的知识体系，即时的线下沟通，跨越阶层的情谊，才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何谓扁平化，就是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到博物馆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来，将博物馆从知识的源泉变为知识的汇合点，从殿堂转型为公共空间，以退为进，以逸代劳。
《论语》学而篇提到，孔子每到一国，都能靠美德闻于该国政事，信源源源不绝自己找上门来，夫子方能阐拓不断，流芳百世。可见信息通达与君子修为，两者之间是互相成就的。疫情之后博物馆的发展之路，便全系于温良恭俭让这五字之上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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