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谈汉译名著 | “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
2016年，《文汇学人》在制作“汉译名著”专题时，曾经拜访过时年96岁的何兆武先生。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解放后翻译了《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多部经典之作，他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在于开放和包容，无论何时，如果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本刊今日推送《“汉译名著”的三代译者》一文里，何兆武先生的口述片段“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纪念这位走过整整百年的历史学家与翻译家。
1946年春，昆明，离开西南联大前的何兆武
“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
我年纪大了，人的机能都衰退了，耳朵不好，走路也不行了，平时很少下楼。我以前翻的书被收进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但是记不得有多少本，也不知道我翻的那些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是学思想史的，翻译这些学术著作是利用了我的专业。当时我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白天干完所里的活，晚上回家就做翻译。现在看来，应该叫“地下工厂”，除了家里人，单位的同事其实也知道。那时候有规定，凡是马克思以前的都可以翻译，作为历史资料参考。所以我就挑了一些马克思以前的著作。在我看来，所谓西方的大师，有讲得好的，也有在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
我跟商务印书馆是老交情了，最早给他们译书是在解放后，1951年或1952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大、最老的出版社，从很早就开始传播西方的思想，不但在学术上，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出版水准也有保证，不像有些出版社，质量很糟糕，混乱地进行删改，这个不应该。
“文革”的时候，因为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给我戴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实那本书里没有不好的东西，他们“灵机一动”，就给定了个罪名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我觉得这件事很荒唐，翻译这本书是毛主席交代的，工宣队的人不知道，后来也没听说谁去追问。
对于这套丛书，我觉得，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要翻译过来。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不一样，而思想是逐渐积累的，不能说丢就丢。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的一些东西还是需要的。时代不同了，人们也许不能完全接受旧的事物，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些都值得去研究。我现在是老人了，有时会想起小学、中学时期学到的东西，说明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真理应该是普遍，国外的经典著作里面有讲得好的地方，我们就要重视和吸收，弥补自己的不足。
翻译学术名著，主要是有兴趣，对自己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满足，似乎做了一点正经事情。我在北京图书馆借了法文版的原著，如果从英文版翻过来的话，等于又要打一个折扣。我外文学得不算好，不过那个时候自由，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没人管，学习的效率比较高。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必然能够学成，反之，硬着头皮来的话，肯定就好不了。
“信达雅”是译者的追求，我做翻译时没什么讲究，因为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我的方法是勤翻字典，掌握分寸，仔细琢磨原著的内容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当然还要查资料，看看别人以前是怎么讲这本书的。翻译时，抓不住具体意思，就很难译好。一个晚上花个一两个小时，翻译1000多字，翻好了就休息。一本书从开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总要看几遍的。我偶尔也会有翻译的错误，或是走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请别人看过，自己核实好了就交给商务印书馆，然后过段时间继续下一本。
你问我最满意的一本译作，也许有吧，但是现在说不上来，而且我不敢说自己翻译得很好。
何兆武先生部分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