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 德国古典美学新探
历史与现代的碰撞
——“德国古典美学新探”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10月16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德国古典美学新探”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隆重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名专家参会。大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主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陶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分别致辞。
开幕式后，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大会发言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由陆扬教授主持，朱志荣教授评议，共6位专家发言；下半场由孙士聪教授主持，王才勇教授评议，共6位专家发言。下午的分会场发言共设两个分会场，两个分会场又各设上、下两个半场。分会场一的上半场由张岩冰副教授主持，戴晖教授评议，共6位专家发言；下半场由刘彦顺教授主持，刘阳教授评议，共5位专家发言。分会场二的上半场由李钧副教授主持，刘凯教授评议，共7位专家发言；下半场由王建疆教授主持，张清民教授评议，共7位专家发言。
分会场发言之后，进行大会闭幕式。大会闭幕式由陆扬教授主持，朱立元教授做大会总结发言。朱立元教授指出德国古典美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的高峰，是美学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本次研讨会规格高、水平高，与会专家的发言与提交的论文与大会“新探”的宗旨高度一致。他对自蒋孔阳先生《德国古典美学》开创德国古典美学断代史的研究以来，到今天大会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表示欣慰。他呼吁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对德国古典美学的不同见解和新思路进行学术争鸣，促进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创新、拓展与深化。
德国古典美学探索的新突破
与会专家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学界对德国古典美学的传统印象，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新、辩证、深入的探讨。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指出浪漫型艺术的“终结”不等于整个艺术的终结，黑格尔没有提出艺术终结论。黑格尔把现时代和过去时代、现时代的艺术和过去时代的艺术做了明确的区分。过去时代的艺术，包括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历史类型和阶段在内的全部艺术史，黑格尔清楚地表明在浪漫型艺术走完后，在现时代出现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的艺术阶段和类型——自由艺术。黑格尔是以一种向前看的态度乐观地告别“过去时代”，迎接现时代新的自由艺术的到来。现时代促使艺术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新变，并为自由艺术提供了新的主体条件，艺术家创作的主体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陈剑澜教授主要以社会政治理论来解读席勒的审美国家观念，他认为审美国家观念受温克尔曼的希腊世界观激发，在魏玛审美人文主义者圈子里孕育产生，它试图假借美学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现代思想传统。席勒的审美国家观念，用以支撑人性和谐及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理想，其论证最重要的一步是把自由问题从主体内部扩展到主体之间，进而提出审美乌托邦构想。
东北师范大学王确教授认为德国古典美学处于美学的自觉时代，建立了系统的美学体系，在世界美学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指出德国古典美学是无感性美学，形而上学化是其重要的倾向。无感性美学对应的是感性美学，感性美学可追溯到鲍姆加登，现代美学逐渐走向感性美学。而美学学科像一个象征，无感性美学与感性美学应实现破镜重圆。
浙江大学苏宏斌教授从理性理念的直观起源、图式是理性理念和审美理念的共同本源、理性理念转化为审美理念的内在机制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康德理性理念转化为审美理念的过程。他认为胡塞尔的范畴起源理论可用来解释康德的知性范畴和理性理念是如何产生的。康德夸大了直观的能力和范围，其所说的图式居于感性表象和知性范畴之间，既具有表象的直观性，同时又具有范畴的抽象性，理性理念须借助图示转化为审美理念。
陕西师范大学戴晖教授立足无限性的思想主题，把卢梭、席勒、荷尔德林三位诗人作为一个智慧形态，来厘清智慧形态中的理性关系。她认为自然的无常使卢梭的思想充满伤感，而席勒把卢梭的思想变得更加坚强，并把卢梭所强调的美的心灵的任务放在艺术家身上。荷尔德林力图摆脱人的精神的有限性，他不在有限和无限的差别和统一中把握无限，而是把无限这一思想主题推向无限自身。
中国社科院卢春红研究员把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定位为对人性的先验解说而非审美乌托邦的构建，并从康德先验哲学的视角切入席勒对人性的分析，进而从心理层面指出游戏冲动概念的三层内涵：通过审美状态中的自由心境消除人性的强制性；经由扬弃而来的内含于对立之统一中的否定性来规定人性内涵；将游戏与冲动相关联以提供出现实化契机。游戏冲动通过这三层内涵，呈现的是审美与教育通过人性而来的内在关联，审美状态的现实化过程即是教化的效果史。
河南大学张清明教授从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出发，解释了康德美学为何是现代派美学的源头。他强调“审美无利害性”从质的方面剥离了善与美的关系，为艺术走向非功利化和非道德化之途敞开了大门。“无概念的普遍性”从量的方面揭示了人与事物的心理联系，把艺术从其与真理、道德的关系中剥离。“无概念的必然性”赖以支撑的“共通感”概念从理论上堵塞了艺术理解中经验主义和唯我论的片面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艺术活动走向形式主义提供了理论说辞。
在陕西师范大学刘凯教授看来，诗论是黑格尔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黑格尔诗论中的语言思想进行辨析，指出在黑格尔诗论中，诗是语言艺术，语言对于理解整个黑格尔的诗论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诗论包含着关于语言的深刻反思，涉及到诗与语言的关系、诗之中语言的功能以及散文时代诗与语言的流变等问题。
暨南大学刘彦顺教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审美时间哲学”这一概念，认为从工业时间制度与现代审美时间哲学的关联出发，可以准确地把握席勒美育理论与美学思想的贡献与偏颇。其贡献在于这是现代美育理论与现代审美时间哲学的肇始。其偏颇在于席勒没有看到工业时间制度及教育现代性为审美生活所提供的好处，对美育活动、审美生活有不切实际的过誉与空想。
浙江工商大学张瑜教授指出德国古典美学的前身是德国理性主义美学，德国理性主义美学建基于莱布尼茨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莱布尼茨的美学思想是以perfection为核心建构的，美存在于对perfection的感知中，而perfection存在于和谐之中，和谐则是多样性的统一。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美学理论就是针对和打破莱布尼茨的perfection美学观念提出的。
华东政法大学张弓教授从审美趣味角度对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进行讨论，他分析了审美趣味与审美教育在席勒思想中的关联，指出席勒的审美活动不同于认识活动和意识活动，它不是一种求知，而是一种体验。以知识为目的的智力教育和以陶冶性情为目的的审美教育是不同的，审美教育要注重真与美的统一。
中国社科院汪尧翀副研究员指出康德与德国审美理性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关联，他主张在康德创造性地区分和辨清审美判断的前提之下，来把握康德美学与审美理性主义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学的“居间”性质，即介于认知与实践之间的知识论要求将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居间的美学”不是特定的美学学说，而是理解美学的前提学说，包含了对感性学之限度的重新思考。
德国古典美学探索的新思路
与会专家以宏观的视野，拓展了德国古典美学探索的新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指出虽然马恩与德国古典美学有深厚的渊缘，但马克思是否受过席勒的影响还需要确凿的证据。他认为在谈论美的本质问题时，“美的规律”与“美的法则”的提法是不同的，并指出“美的规律”这一命题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人们需要立足德文文献，进一步考证“美的规律”是否为德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命题。
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指出“天人合一”思想并非中国美学所独有，它也贯穿于康德美学的整体思路。康德撰写第三批判的动因，是他发现了自己此前哲学的巨大“鸿沟”，即“天人分二”问题：天（自然）与人（自由）之间有着根本冲突。康德预设自然与人的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适合性”——自然“适合”人类的认知能力去认识，人类的认知能力也同样“适合”去认知自然。这就为自然与人之间的“合一”奠定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对康德第三批评的起源进行了探究，他指出起源并不是指起源的本质，而是指出现和发生，并从哲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上海大学曾军教授认为17、18世纪和20世纪以来是欧洲对东方进行了解的两个重要时期，两个时期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德国古典美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维度，研究20世纪德语文论中国问题需要古典美学的视域。
中南民族大学刘为钦教授立足康德的原著，对康德美学中的“自然”概念与逻辑进行辨析，认为“另一个自然”的翻译比“第二个自然”更符合康德的哲学思想。“另一个自然”是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指内在于人的心灵的自然。康德的“自然”与中国老子哲学的“道法自然”有相通之处，老子的自然有“天之道”和“人之道”之分，“人之道”包含人的心灵的成分。
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基于美国学者保罗盖耶新出版的康德《判断力批判》最新英译本编者导言中对于《判断力批判》成书过程的考证内容，指出《判断力批判》的出版过程十分仓促。他从审美判断及目的论判断之间的关系、审美反思判断力的主导地位等方面重新思考了《判断力批判》的内容架构及演绎逻辑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疆教授根据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提出一系列概念，强调“有目的的合目的审美”是人们对美和审美的另一半的规定，如有目的地参与文化产业中的审美活动。“反目的的合目的审美”是对压制人的生命力的崇高感的解释，完成了对康德崇高感的目的论的补充。“自调解审美”是有目的与无目的之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进行审美转换的桥梁。
首都师范大学孙士聪教授通过三位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席勒的不同阐释，考察了席勒的美育思想的代际变化。他指出阿多诺在阐释中加入了社会学的思考，提出只有重视理论与客体的优越性，才能从遮蔽了真实社会关系的伪教育走向成熟教育。马尔库塞对席勒的美育思想进行了弗洛伊德化阐释。本雅明看到了德国古典主义传统中对于人的基本认识，批判了对于主体精神的过于夸大。
华东师范大学刘阳教授重视对康德美学研究的当代语境问题，认为法国布迪尔虽以康德美学为批判的靶子，但其批判主要集中于《判断力批判》的前半部分“美的分析”，而缺少对后半部分“崇高的分析”的批判。崇高所体现的痛感逻辑之所以难以被纳入布迪尔区分理论符号的建构的批判视野，是因为布迪厄区分理论采取了回避性策略。
岭南师范学院蓝国桥教授对康德二元论、第三契机、与马克思的关系和告别康德等四个问题进行阐发。他指出如果非得用二元或一元来支撑康德的美学的话，那么总结为二元生成一元是更为合适的。第三契机想表达是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马克思与康德美学之间在感性、自由、道德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通融性。告别康德是对康德美学本身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忽略。
上海大学任华东教授主张以“词物关系”为视域来考察海德格尔的“道说（Sage）语言观”，指出海德格尔在西方语言哲学史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词物关系学说——词物共生说。这种学说因其对语言“非逻辑功能”的强化而走向了“诗化语言观”之途，带有浓重的“审美乌托邦色彩”，是一种强调“人”“语言”“世界”三者“一体共生”而非“二元对立式”的“新形而上学”。
北京师范大学杨俊杰副教授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谢林的崇高论上，他认为谢林在《艺术哲学》等著作中给予崇高以相当重要的地位，谢林的崇高论和席勒的崇高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谢林的崇高学说是由康德、席勒的崇高理论发展而来的，并对其进行了吸收、传承和推进。
上海戏剧学院倪胜副教授指出鲍姆加登建立美学时，设想在美学中有能指导所有自由艺术的总规律——美。后来的康德到黑格尔都在试图完成这一任务，即论证美是艺术的本质，然而他们的努力却是失败的。20世纪，尤其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靡以后，美不再是艺术明确的特征，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特征。
华东师范大学黄金城副教授提出，《德国观念论的最初体系纲领》凝聚着此前德国二百多年来的审美思想史，预设了后世德国思想的政治化的隐含线索。在此书的构想中，“审美自律”的理念被“艺术主权”的理念所取代，最终表达为一种激进的审美现代性方案。解读此书对理解德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以及美学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州大学何艳珊副教授结合伽茨编纂的《德奥名人论音乐和音乐美》一书，来阐发伽茨在音乐领域的“自律”与“他律”理论。“他律”是指音乐的本质在声音之外，“自律”是指音乐独立自存，其本质在音乐之内。“自律”和“他律”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清晰地梳理出大量立场不同、观点各异的音乐美学思想。
西安工业大学李创副教授主要就黑格尔美学在中国百余年来的接受历程及启示进行讨论，他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来源，黑格尔美学对我国当代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学科发展及文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黑格尔美学对以上学科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使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奠基于一个良好的基础之上。
上海戏剧学院章文颖副教授从谢林的想象力理论出发，在审美中整合了真善美的哲学理想。她认为谢林对想象力的定义和理智直观本质上是同构的，理智直观是一种理性的想象力。当人用一种诗性创化的眼光来看待作为原初一体的自我与世界，那么世界将同样会以生命的形式向人呈现出无限的深意。人也可以从中找回神性、诗性和人性圆融一体的完整自我。
复旦大学王曦副研究员基于表现主义艺术、概念艺术等艺术现象，来说明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分离之后，艺术可能退回到一种古老的象征型艺术阶段。并结合舒斯特曼、李希特、福克斯等人的理论，从艺术的“戏剧化”抑或“剧场化”的角度，来阐述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当代回应。
德国古典美学探索的新力量
在本次会议中，不仅有研究德国古典美学的资深专家，而且还加入了新鲜力量，扩大了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陈龙博士以方东美论“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为切入点，来讨论德国古典美学命题的中国现代回响。他将其置于中国现代语境之中，辨析了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在这一问题上的哲学立场。他重视“自然美”和“艺术美”进入到中国语境之中的方式，以及进入中国之后产生的回响，从而展现了跨文化语境下中西美学的对话。
浙江大学特聘副研究员陈辰基于传统的符号学观点，认为ästhetisch一词在三大批判中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基于感性的”。在这一意义下，它可以在不同场合中指涉感性的不同种类：快乐与不快的感受、对对象的认识能有贡献的感觉力以及想象力。
浙江大学助理研究员熊腾以从审美自我主义到世界公民为线索，考察了康德的艺术理论，认为无利害性是康德审美自我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指出在康德美学中，艺术不单是天才的审美创作活动及结果，而且还带有某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教化意味。人作为一般的鉴赏主体，能够通过艺术观赏的方式间接地窥见一个自由的目的王国，并与天才达成某种审美情感上的一致性，承认世界公民的身份。
湖南大学助理教授李伟指出目前学界对于康德的合目的性观念的解读主要有两种：以Paul Guyer、Anthony Savile、Hannah Ginsborg等为代表目的论解读和以Thomas Teufel为代表非目的论解读。他赞同目的论的解读，突显目的论解读的一般特征，并提出一种新的目的论解读。
复旦大学博士生任继泽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感性的含义、感性的真理性三个方面考察了费尔巴哈感性理论。他指出感官性、时空性和情绪性（爱与痛苦）是感性论的三个规定，也是被费尔巴哈视为高于理性本质性的感性范畴。感性不仅全面“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质，而且还全面地“占有”普遍真理的性质。
上海大学博士生郭思恒对门德尔松美学的混合情感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阐述，他认为混合情感论是门德尔松美学思想的核心，通过区分“表象”与“被表象之物”，并对这二者所引发的不同情感之混合，从而达到比单一情感获得更多愉悦的情形。他主张从混合情感入手，来寻找门德尔松理论基石与标靶，并重估门德尔松在德国美学史上的地位。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李泽指出席勒把人性的历史呈现在戏剧舞台上，把理想与自由变为可见的。人性的美好表现在人格的交往，涉及自我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美为规定性的人以理性的方式维护自然，建立新的自由的国度，这种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而是人性自我觉悟的自由，体现着人性的美和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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