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 | 吴泽：在现实的感召之下从事历史研究
【学术档案】 吴泽（1913—2005）,历史学家。原名瑶青。江苏常州人。193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经济系。曾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夏大学教授。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首任会长。专于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著有《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中国原始社会史》《儒教叛徒李卓吾》等。
◆自小身处困顿的农村环境，吴泽对挣扎在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疾苦有切身感受。佃农们终年辛劳，所获却被地主拿走大部分；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严重摧残农村副业。这些都促使他对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村经济问题不断深入思考。
◆抗战胜利，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摆到眼前。国民党政府鼓吹尊孔读经，吴泽则坚持应进行符合时代思潮的新文化建设。为厘清中国思想史上的源流和特质，吴泽逐一研究个案，发表了《孔孟的伦理政治思想》《荀子封建改制论》等论文。
◆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一改过往史学史研究忽视理论分析和指导的弊病，对史学思想和理论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并在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同时，牢固守护了中国古典学术的阵地。
晚年的吴泽回顾自己的史学思想时强调：人类社会是个统一体，研究中国历史，就必须将它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加以考察：世界各国家民族的历史又都在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中展开，故而人类历史具有共同性、一般性，又有独特性、差异性，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成东西方两大类型，而中国就是东方类型的典型代表，正因如此，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应该具有东方学的学养。
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具有“由今知古”的能力
吴泽，原名瑶青，笔名哲夫、胡哲夫和宋鱼，191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县的一个乡村。吴泽父亲早逝，由祖母和母亲共同抚养，七岁进入私塾。他后来能几无困难地进入历史文献，便得益于幼年练就的童子功。随着新式学堂在苏南一带普及，吴泽也获得求学机会，十三岁起就读于无锡和常州的小学、中学，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附属高中部。
自小身处困顿的农村环境，吴泽对挣扎在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疾苦有切身感受。他看到佃农们终年辛劳，所获却被地主拿走大部分，深感世间的不平。他看到洋货大量倾销，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严重摧残农村副业，母亲利用纺纱织布补贴家用的商号也被迫关闭，家境更加艰难。这些都促使年事渐长的吴泽对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村经济问题不断深入思考，也为他日后将具体研究与时代脉动紧密结合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纵观吴泽一生的史学成就，多与其所关心的时代风潮、人民疾苦紧密相连。他后来总结：“每个时代总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时代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以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一切知识资源与理论深度为前提的。因此，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具有‘由今知古’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关注现实生活，从当下的生活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识见，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在现实的感召之下而从事历史研究的。”
在上海读高中期间，吴泽接触到一些进步读物。阅读李达所著《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农村经济问题》等著作，促使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问题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长期以来盘桓于脑海中的一系列思考，也渐渐理出清晰的逻辑。
李达是当时北平中国大学知名教授，吴泽怀着敬仰之心报考了中国大学，1933年，如愿以偿进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就读。当时的中国大学经济系可谓名师云集，除开设有会计、统计、金融等基础课程外，还有李达主讲的政治经济学、黄松龄主讲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吕振羽主讲的中国经济史、张友渔主讲的国际关系、杜叔林主讲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等课程。李达当时任系主任，还亲自组织经济学学术研究会等活动。正是这些老师们有关中国农村经济、土地问题的思考，把吴泽引导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乃至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上去。
1934年，吴泽撰写了题为《一年来国际经济的回顾与展望》的论文，刊登在北京《众志月刊》上（1935年第3卷第1期），这是他在大学时代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世界经济的论文，足以管窥他对广阔的现实世界的关心以及开阔的学术视野。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史学领域，并开始专注于对社会史论战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与具体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当时，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首倡殷代原始社会说和西周奴隶制社会说；接着，吕振羽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提出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说。两位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他们的学术分歧引发了关于社会史的论战。争论围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一问题展开，而论战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否对中国社会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吴泽接连发表了《殷代社会经济研究》《夏代家长制奴隶制经济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总批判》等专题论文，阐述了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时代、夏代是家长奴隶制时代、商代是奴隶制社会等观点，并阐明了自已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来解说中国历史的坚定信念。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一直延续到吴泽毕业以后。他在大学期间所发表的《尧舜禹禅让说释疑》《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等论文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于1943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此外，虽然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社会这个大前提有一致的认识，但对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以及中西奴隶制社会的共性与个性等具体问题，都有不同看法。对此，吴泽先后完成了《殷代帝王名谥世系与继承制研究》和《殷墟青铜器研究》等论文，在可资利用的材料匮乏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充分利用出土文物、甲骨金文和文献材料，对殷代的社会经济、国家组织、政治形态和文化艺术等问题都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相关成果以《殷代奴隶制社会史》和《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两部专著的形式，于1949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
以笔为戈，坚守思想文化阵地
1936年，吴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他晚年的访谈中，记录着一幅他青年时代心怀壮烈撰写的对联：“头颅铸成平等果，铁血爆发自由花”，横批“还我河山”。这是最直接而朴素的爱国热情的表达。也是在这一时期，深重的民族灾难进一步促使他确立了史学研究要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理想。
1937年，大学毕业的吴泽回到常州，与几位旧友发起创办《抗敌导报》，宣传全民族抗日，阐述抗日救亡之策，以激励民心，弘扬民族气节。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一文，因对国民党当局有所指责，故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之后，又写就《庭讯》一文，披露狱中生活片断并揭露当局专制独裁政治。不久，南京沦陷，吴泽携家逃难至武汉，1938年春辗转至重庆。
在1938至1946年间，吴泽一直在重庆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执笔为戈，在史学阵地揭露批判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主要有两种反动谬说，一是鼓吹中国人种和文化的“外来说”；一是鼓吹地缘政治论和人口史观，认为中国社会已陷于停滞，只能靠外力入侵才能推动发展。吴泽相继撰写《中国人种起源论》《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论文，予以正面回击。这些思考后来经过系统化梳理，形成《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一书，于1949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
抗战时期，吴泽还完成了《中国社会简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二书。当时其师吕振羽先生已完成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简明中国通史》，他鼓励吴泽也为广大青年学子写一部简明易读的中国通史。因此，吴泽从原始社会开始，一直写到卢沟桥事变，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叙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依次划分了殷代以前的原始公社制时代、殷商的奴隶制时代、西周至清代中期的封建制时代和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种写法，在体例上有别于传统的依据王朝体系的叙述逻辑。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到抗日战争的中国近代史，则以辛亥革命为界，前期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与深化时期，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溃灭时期。这一划分史例也在史学界一直沿用。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吴泽来到贵州赤水大夏大学任教，次年随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在大夏大学执教期间，吴泽以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历史，因而屡遭特务盯梢、抄家，乃至被通缉。对此，他毫不畏惧，经翦伯赞与华岗介绍，于1946年10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以地下党的身份，坚守思想文化阵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继续不懈斗争，以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抗战甫一胜利，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摆到眼前。国民党政府鼓吹尊孔读经，吴泽则坚持应进行符合时代思潮的新文化建设。为厘清中国思想史上的源流和特质，吴泽逐一研究个案，发表了《孔孟的伦理政治思想》《荀子封建改制论》等论文，后又推崇明末李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是非”的论断，写了系列论文，结集为《儒教叛徒李卓吾》一书，1949年由上海华夏书店出版。
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人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大造声势，试图推行“维新”的政策，要实行总统竞选制，在此基础上，再对社会政治进行改良。这也得到了学术思想界部分学者的支持，希望通过社会改良，来建立英美式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吴泽根据自己对近代史人物的研究，认为“变法”“革新”之路不通，于是一连发表了《保皇党的反动路线与纲领》《保皇思想的堕落再堕落》《梁启超的拥袁倒袁运动》《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以及《新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等论文，以康梁的政治实践，论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和维新都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后来，这些论文被集结成《康有为与梁启超》和《论自由主义》两书，于1948年分别由上海华夏书店和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吴泽还于1948年发表了《王国维的思想道路及其死》一文。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中国史学史领域的专题论文，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系统梳理和总结“新史学”开山者王国维学术思想的一篇早期论文。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泽延续这一研究兴趣，继续撰写了《王国维周史研究综论》《论王国维的唐尺研究》《王国维与〈水经注〉校勘》等多篇厚重的学术论文，并于1980年代主编了三卷本《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和中国历史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吴泽参与了大夏大学接管工作。1951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教育部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复旦、同济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创办华东师范大学，吴泽任历史系主任直至1956年。
1953年，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有了正式的中文译本。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开展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的批判，一方面又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深入研究。吴泽的研究重点也集中到了马克思的东方学理论以及运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史之中。他反复阅读马克思的原文，认为所谓“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就是古代东西方两种典型形态的奴隶制社会，并写下《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问题研究》《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问题》《古代公社与公社所有制诸形态问题》《奴隶制社会的下限与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标准问题》等一系列文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论文于1960年集结成《中国通史基本理论问题论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吴泽的史学观里，历史研究要既重视个案的考查，也重视从个案出发以形成对历史事件的深刻认识。他曾论述历史研究的点和面的关系：“史料引用得不够，史事把握得少，写著立论，就会囿于原则抽象，理论空泛，不踏实际，这是过去新史法之弊；而专注于史事的零星钻凿，拘泥于字句的烦琐考据，把社会历史的全面貌、全形势以及发展体系忽视了，不杷历史当作科学研究，这是传统史法的大弊。”1959年起，吴泽参与了学界对诸位历史人物的再讨论，接连发表了《关于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曹操平定三郡乌桓战争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从越剧〈则天皇帝〉论武则天的评价问题》《论武则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对多位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此外，还相继撰写了《杨朱的唯物主义思想》《老子哲学思想研究》《论孔子的中庸思想》《论王充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王船山历史观略论》《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爱国思想》《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魏源〈海国图志〉研究》等论文，以这些个案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
1961年，教育部设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由史学家翦伯赞担任历史组编审组长。考虑到吴泽在近代史学史领域已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翦伯赞决定将编写《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的工作交由他承担。吴泽立即在华东师大历史系设立了“史学史编写组”，并确立了按史学流派和问题做出著作年表（包括版本、考异）、做出代表性史家传记、做出资料长编、写出专题性论文、最后依据专论写成教材等各个流程的工作任务。“文革”期间，这项编写工作被迫中断，直到20年后才最终完成。期间，吴泽将抱病阅读的部分笔记素材整理成两篇“考校记”，后发表于《史学史研究》刊物上。
“文革”结束后，吴泽已年近古稀，先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81年，华东师大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两个学科位列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批博士点，吴泽担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同时，他也分外珍惜晚年失而复得的学术研究机会，更加勤勉著述。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及东方学的研究，始终是吴泽学术关切所在。改革开放后，西方近现代学术思潮的涌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解多有分歧。对此，吴泽发表了《马克思论古代土地所有制诸形式》《马克思论封建工具所有制与行会制度》《马克思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解体与资本所有制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与古代东方研究》等专题论文，集中研究论述东方社会经济形态运行规律和特点。199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一书，这是吴泽几十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一次总结。自大学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以来，吴泽始终将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的努力贯彻于史学研究。晚年的吴泽回顾自己的史学思想时强调：人类社会是个统一体，研究中国历史，就必须将它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加以考察：世界各国家民族的历史又都在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中展开，故而人类历史具有共同性、一般性，又有独特性、差异性，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成东西方两大类型，而中国就是东方类型的典型代表，正因如此，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应该具有东方学的学养。
1980年代初开始，吴泽还开辟了华侨史和客家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他看来，华侨史正是东方学的组成部分，而客家史又与华侨史有着密切关联。数以万计的华侨将东方文化传遍全世界，又以人才、资金、技术回报祖国的建设，是中西方各种要素交流的重要桥梁。吴泽筹建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担任会长，并在华东师大设立华侨史研究室、客家学研究中心。他先后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华侨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等论文，并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杂志（后改名《客家学研究》）等，从研究队伍建设、文献史料研究整理等方面着力，力图填补华侨史、客家史研究的空白。吴泽本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保持了重视个案的学术风格，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胡文虎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这一时期吴泽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关于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的研究。1979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决定编纂一部《中国历史大辞典》以为历史专业工具书之用，请郑天挺和吴泽负责筹备。同时，其中的《史学史》分卷又由吴泽和南开大学杨翼襄共同担任主编。这部约60万字、共收3600多个条目的《史学史》分卷，于198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中国历史大辞典》工作结束后，吴泽着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1989年，这部长达80万字的、首次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专著由江苏古籍社出版。吴泽一改过往史学史研究忽视理论分析和指导的弊病，对史学思想和理论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在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同时，牢固守护了中国古典学术的阵地，对金石学、沿革地理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古器物学等与史学相关学科的发展成就，也都予以充分吸收。此外，书中对于以往学术界着墨不多的史家、史著和细微研究领域进行了细密分析，比如将王先谦、叶德辉、缪荃孙三人专章分述，再次展现了吴泽重视个案的鲜明风格。
纵观吴泽的学术生涯，所及可谓既广也深、兼及东西。书法家苏局仙先生曾题赠吴泽一首七绝：“胸罗万古兴亡史，言论纵横一作家。班马文章原不老，高龄犹是笔生花。”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投稿邮箱：wenhuixueren@139.com
转载本公号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