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一吟 | 《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日月楼中日月长”》

画家、翻译家丰一吟昨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2岁。丰一吟曾就读于国立艺专，1953年毕业于中苏友协俄文学校。1961年起历任上海编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译员，1980年进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与丰子恺合译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作品。丰一吟是丰子恺著译的重要介绍者、编选者、研究者。

作为丰子恺的幼女，她曾说自己年轻时对于父亲创作护生画并不完全理解，但晚年却完全沉浸在父亲的艺术世界里，整理文稿，临摹画作，而感到其乐无穷。

丰一吟（1929—2021）

图源及综合自：天津日报

“文汇学人”在此推送丰一吟先后于1956年、1996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日月楼中日月长”》，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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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合译的?

文汇报 1956.12.29

丰一吟

我和父亲正在翻译俄罗斯古典作家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这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已经脱稿，现在正在译第二卷。从开译起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然而我们从这里面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常常有人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希望听一听我们的翻译经验。但是我们总觉得无从谈起。因为以前我们翻译时，碰到典型的例子，没有随时记录下来，虽然自己心中有数，却不能很具体地谈给别人听。而谈翻译经验一定要谈得具体，空谈不如不谈。所以也只得作罢。

[俄] 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

丰子恺 丰一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现在我想具体地谈一谈我们合译的方式。这称不上什么经验，只是聊供翻译工作者参考而已。

我们合译这部书，不是各译一半，互相校勘，而是很密切的合译：每人备一册原本，相对而坐，每句都由两人商讨，然后由我执笔写上去。写的时候“基本上”不打草稿，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懒惰，其实并非完全为此。因为打草稿必须重抄，而重抄时往往有疏漏，造成冤枉的错误。我们的办法是这样：一般较简单的句子都直接写到稿子上去；只有个别较复杂的句子，才在另一张小纸上起一个临时草稿，修改妥当以后，再把它誊到稿子上去。这样，既可保持译稿清楚，又可免去逐句誊写的麻烦和错误。

在翻译之前，通读全书，那自不必说；我现在要讲的是每天坐下来翻译时的具体步骤。我们先把要译的句子念一遍，然后开始安排句子的结构——我们把这步骤称之为“搭架子”。简易的句子不去说它，复杂的句子搭起架子来真费时。这是翻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好比雕塑家塑造人体的骨格，是一种基本工作。架子搭得不好，最容易影响译文的质量，甚至会影响内容的表达。而且如果在排好字之后发现不妥，想在校样上修改一下，就非大动干戈不可，这是排字同志最感头痛的事。搭架子的确不容易，尤其是当句子里有好几个形动词、副动词或者Kotopblй时，非预先在纸上打稿子不可。

搭架子的时候，句中有些形容词和副词的译法可以暂且不去管它。等到架子搭好了以后，再考虑这些词。这一步工作就好比雕塑家在骨格上塑上筋肉。又好比给人穿衣服，戴饰物。俗语说得好：“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一个人样子美不美，除了相貌和身材之外，穿戴的东西也有很大的关系。修辞对译文的质量就有这样的影响力。有一次我发现，最常发生困难的是形容词的译法。我把这意思告诉父亲以后，我们曾经实验一下，果然如此。每次当我搁下了笔沉思，父亲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八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之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有些形容词很熟悉，完全不是生词，可是还是要查辞典，希望在辞典上找出一个恰当的译法来(有时找不出，而自己想出了一个，连忙把它登记在辞典上，下次可以应用)。

个别的词都考虑定当后，这句子就完成了，可以写上去。不过有时也常常为了一个词不妥贴而必须全部返工，采用另一种译法，重新改搭架子。

翻译中遇到困难，就把它摘出来，去请教苏联老师，有时甚至天南地北地去找人问。这是最麻烦的工作，然而最有益。把不懂的地方弄懂了，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

译完了整册书以后的通读是最吃力的。通读的时候不能间断得太长久，免得前后忘记。这种通读次数多多益善，读的人也越多越好。可惜我们常常限于时间，不能十分如愿。

以上就是我们合译的方式。我觉得这译法比各译一半好得多。常言道:“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我们只有两人合译，自然不过抵得三分之二个诸葛亮，但总比臭皮匠强些。我们这样合译，看来似乎费了两个人的时间，但实际上比两人各译一半而互相校勘要快得多，因为两人协商比独自闷想容易成功。

根据一年多以来的实际经验，我认为这种协商式的集体翻译法确有其长处，值得提出来谈谈。还望翻译专家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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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中日月长”

文汇报 1996.01.13

丰一吟

四十多年前，父亲有一段稿费收入颇为丰盛的日子，父亲说：“钱一多，就会在袋里喳喳叫，所以非用不可了。”于是，经一位叫沙太太的中人介绍，我们凑上了家属存款，顶下了陕西南路三十九弄(又名长乐村)九十三号一幢西班牙式的小洋房。

这是一个环境很优美的所在。我记得刚搬进来的次日醒来，推窗即见碧蓝的天空、绿色的树木，映着一排排红瓦房，真叫人心旷神怡!

父亲住二楼。二楼有室内阳台，中部是一个梯形的突口，既有南窗，又有东南、西南窗，还有天窗。在这里安放书桌，真是豁然开朗。更为难得的是，在这里白天可以看到太阳出没，晚上则皓月当空。

“好一座日月楼!”父亲脱口而出，又顺势涌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一句。后来杭州的国学家马一浮老先生配置了“星河界里星河转”作为上联，书赠父亲，为日月楼平添一段书香，一时传为美谈。

浸润了日月光华，父亲的一支妙笔不仅生出了美丽的花朵，而且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在日月楼，父亲与我合作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一-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一九六四年出版)。后来他又从日文译了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以及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九八三年)、还写下了《雪舟的生涯与艺术》、《缘缘堂新笔》数十篇、“续笔”数十篇，出版了《听我唱歌难上难》(中国少儿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子恺儿童漫画》(天津少儿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丰子恺画集》、《护生画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等等。

父亲在日月楼度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以后，在一个风雨凄清的季节里溘然离世，三年后我家随母亲迁出日月楼。日月楼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父亲累累遗著，还永久地牵扯住我们怀恋的情思。最近偶尔路过旧居，看到当年家里养鹅时为了让鹅能洗澡，父亲请人砌的正方形水池，至今还残存着，那颓坍的模样使我再也迈不动脚步，久久不忍离去。

丰一吟译作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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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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