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西合璧的澳门文化遗产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热播剧《澳门人家》中，李立群、任达华、董洁扮演的祖孙三代，经营着杏仁饼百年老字号“梁记饼家”。该剧围绕三代人的人生起伏和悲欢离合，通过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澳门回归、非典、北京奥运会、澳门回归十周年、港珠澳大桥建设等重要历史事件，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澳门虽是弹丸之地，但历史上中西交融，人文荟萃，留下密集的文化遗存。2005年，包括著名的大三巴、岗顶剧院、何东图书馆、议事亭前地、郑（观应）家大屋等在内的“澳门历史建筑群”整体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独具特色的景观在《澳门人家》中也多有体现。
跑过妈祖庙……
一起跑到东望洋炮台……
有关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请看下文的梳理。
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筑景观如何活化
从历史城区的建筑构成看，显而易见的是，宗教文化对澳门城市发展的深远影响。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伴随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驻留，大量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将澳门作为基地，积极从事远东地区的传教工作。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堂建筑、最古老的教堂遗址、最古老的修道院、第一座西式剧院、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文化局，2005）。大名鼎鼎的大三巴，其前身就是1580年（明万历八年）建成的圣保罗大教堂，可惜的是之后数度遭遇火灾，现仅存原建筑的前壁。与此同时，本土的民间信仰并未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日渐式微，相反却在平衡了文化差异后，形成了异质共存的稳定状态。例如澳门民间独特的哪吒信仰，相传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直至今日，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的哪吒诞，为求辟瘟保安、社区和谐，哪吒庙依然会举行开印仪式、建醮祈福、神像出巡、演神功戏、求哪吒印符等贺诞活动。此外，建筑中还包涵着妈祖庙所呈现的妈祖信仰、三街会馆所呈现的关帝文化等。
其次，建筑及其布局还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充分交融，彼此尊重。在现有的城市格局中，多呈现出不规则、无秩序的表象，仍带有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特色，但这样的设计往往“比任何刻板的笔直的街道网更为经济而合理”（科斯塔，1998）。同时，如福荣里和茨林围等中国传统的“里坊制度”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当聚焦到建筑及其环境设计本身时，东西方元素共生的情况更为明显。卢廉若公园（又称为卢家花园）是澳门唯一一座具有苏州园林风韵的名园。园内的春草堂是典型的中式建筑，却在外墙用了更符合西方审美的米黄色，并配以12根哥特式风格的廊柱。另外九曲桥也没有采用中式的直角设计，而是以西洋式的弧形线条作为替代，赋予桥面蜿蜒的动感。这种建筑风格上的融合并不是中规中矩的，澳门建筑学会原会长菲基立用了“越规”一词来形容此般东西文化的互动。他说道：“所谓越规，主要就建筑而言，原因在于对原有风格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柱子不是过于粗短就是过于细长，弯角和凹突处的框架不精确，从蛋形饰到叶形饰都显得不伦不类，三角楣的角度和弯度不准确，楼层之间的比例也是自由发挥的，总之一切都是马马虎虎，由于工程都是集体的产物，其中工人为主要的工匠，凭常年累月的经验办事。”（菲基立，1998）表面的不经意反倒成就了澳门城区风貌中随处可见的一种想象力带来的浪漫。
好在历来澳门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都不是扮演一个被迫者或施压者的角色，而是主动并积极地探索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发展的各种可能。澳门确属亚洲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者。早在1905年，当地的建筑遗产便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予以管理 （希拉里·杜·克劳斯，2011）。1953年，刚经历二战的世界各国亟待文化重塑，掀起了一阵文物保护的热潮，当时的葡澳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确定现有的建筑文物”（张鹊桥，2014）。1960年，澳门总督马济时任命了一个新的任务小组，对相关建筑进行研究，提出保护措施建议，也承担了文化遗产保护咨询的职责。不过，任务小组始终缺乏相应的行政执行权力，无法进行系统的登记和保护工作（du Cros and Lee，2007）。
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澳门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2年赌权开放，博彩业兴盛，可观的税收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入境游客数量逐年递增，据相关统计，2014年春节黄金周，澳门的入境人数为105余万人次，比2013年同期增加23%。特区政府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博彩业的红利带动更多产业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为保护、展示和利用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与挑战。再加上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功的正向激励，特区政府于2006年颁布第202/2006号行政长官批示，再次扩充了1992年法令的保护范围。并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理念与表述，经过反复论证，在2013年正式颁布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该法律首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古树名木纳为了保护对象，并加强鼓励措施和对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的惩罚措施等。
通过法律法规的引导，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在保护理念更新、保护主体明确、保护范围划定、保护手段创新等方面都探索出了丰富的成果，同样，这也是未来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继续向前发展的核心维度。
其一，平衡文化遗产产权的多元主体利益，实现与保护惠及者之间的共赢。澳门文化遗产的产权和管理权属较为复杂，目前的经营主体主要分为政府所有、宗教团体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类（袁俊、张萌，2010）。其中，私人业主的利益维护往往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产生相对更大的阻碍。不过，德成按当铺的改造项目可算是成功的先例。德成按当铺是一幢颇具澳门当地特色的小型建筑，其业主为银河开发有限公司。2000年，业主计划对建筑进行重新开发。2001年3月，澳门文化局与业主银河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正式谈判，最终达成共识——由政府出资修复，民间协会策划利用方案，业主实施管理。业主的自身经营得以延续，也因保护了历史建筑而获得了政府的税收优惠。改造后的德成按建成了“文化会馆”和“典当博物馆”，典当博物馆是澳门第一个由政府与民间合作建成的行业博物馆。该项目在2004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 “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除德成按之外，同样私属的疯堂斜巷婆仔屋经过修葺变成了创意园区，时常举办各类艺术展览和文化创意活动，澳门仁慈堂负责对其进行日常管理。经过多个项目的实践，澳门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多主体合作共赢的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其三，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2001年，澳门文化局与濠江青年商会共同推出“全澳文化遗产推广计划”，包括“文物大使计划”和“澳门文物建筑展全澳中学巡回SHOW”，当年参与活动的人数就超过了三万人。其中，“文物大使计划”一直延续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并成立了专门的文物大使协会。该“计划”主要面向13-45周岁的澳门青年，通过培训课程、导游实践及参观交流等活动，增加澳门青年对澳门历史及文化遗产的认识，开拓视野，并培养独立处事及组织领导等能力。参与者经过面试、理论课程、笔试、口试及文物导赏等环节，才能成为“澳门文物大使”。文物大使们主要负责接待中学师生参观澳门重要的文物建筑，仅2001年下半年，他们的接待人数就超过了1430人次（陈泽成，2008）。基于品牌项目的影响力和持续力，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在青年群体中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拥趸。此外，博物馆也是连接文化遗产和公众的重要纽带。澳门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 “贾梅士博物馆”，以收藏中国陶瓷器和西方油画为主。目前澳门共有20余家博物馆，以公立博物馆为主，民办博物馆为辅。除综合类的澳门博物馆外，大赛车博物馆、葡萄酒博物馆、海事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也各具特点，其中有不少都落址在历史保护建筑之中，它们的陈列往往系统记录了这一领域在澳门的变迁史，并通过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和各类文化产品将相关信息向更广泛人群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