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完美社会理念的终结（上）

在思想史上，有一些观念相对新一些。就拿“多样”这个概念来说，“多样”受到欢迎，而“统一”被一些人厌恶——人们认为“统一”就是单调，就是枯燥无味，就是某种比较灰暗的顺从；人们欣赏生命，欣赏多样，赞同生活应该尽可能丰富多彩——这是相对较新的观点。我想你在18世纪之前应该看不到，至少看不到太多这样的观点。

——以赛亚·伯林《完美社会理念的终结》

《文汇学人》在此分上下篇刊出以赛亚·伯林《完美社会理念的终结》，收录于译林版伯林文集《现实感》。其最初是1975年伯林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场即席演讲，经转写编辑而成。

以赛亚 · 伯林（1909—1997）

博拉 · 埃利奥特摄牛津万灵学院，科德林顿图书馆1988年1月

完美社会是西方观念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认为，在人类给自己提出的所有令人头痛的问题中，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有可能获得解答的：宇宙中有什么？人类应该如何生活？这两个问题既关乎事实，也关乎价值。至于该怎么解答这两个问题，则悬而未决，为此出现了大量的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答案是形而上的，有人认为答案是经验的；有人认为，答案可能在多数人的看法里，有人认为在人（任何人）的心中。有人认为得靠接受过某种特殊训练的相关专家，不管是宗教先知或神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还是学习过形而上学的人（你要是问笛卡尔，他可能会这么主张）。还有人认为，任何人，只要叩问内心，就能知道何为正确何为错误，所以每个人都能构想出一个人人有德的宇宙，这样每个人的愿望就都能得到实现了，大家的愿望都是相同的——因为所有人的本性都相同，无论地域、无论时代。

如何实现它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一点引发了严重的分歧。约翰·帕斯莫尔就完美的可能性写过一本出色的书，考察了关于不同的基督教思想家的观点，这些思想家都认为人是脆弱的：他无法自主做事，需要上帝的指引、上帝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恩典一无所知——有时候上帝会赐给我们，有时候不会——然而人有一种可怕的傲慢本性，以为自己可以构建自己的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救赎。不，他不能，他只有借助上帝的帮助才能做到这些。

伯林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

圣体学院

1928—1929年

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讨论的是完美。我认为完美的观念应该是可以获得的，否则我们就说不清不完美是什么。不完美意味着未能达到某种理念。如果你说你自己不完美，说自己不得志，说某件事不对，那一定是与你认为应该实现什么，或者你认为什么才是对的、正确的相对或是相反，而这当然意味着你有某种关于完美的观念，你的脑海里呈现出了某种蓝图，虽然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有了它你才能辨别眼下的不完美。

这种关于完美的观念很古老，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是按照这一模式建造的。它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什么是人需要的，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善，什么是对的。人类的理念都是一样的，不分地区和时代，这就是所谓的“quod ubique, quod semper, quod ab omnibus creditum est”处处、时时、人人持有相同的理念[莱兰的圣樊尚，Commonitorium 2.3]。这是自然法的观念。唯一的问题在于该如何实现这种理念。

柏拉图的理念，也就是他的《理想国》，认为我们知道当时的雅典出了什么问题，知道睿智的人是什么样的，知道自我克制的人是什么样的。他还给我们开出了治理雅典的药方，构想了一个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知道真理的人会让不知道真理的人过上如果他们知道真理就会让自己过上的那种生活。总有人会不知道真理，因为柏拉图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亚里士多德也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必须得听从专家。

如果你转向斯多葛学派，会发现相反的观点：从原则上讲，所有人都可以变得理性。有一本已经散佚的作品《乌托邦》［希腊语书名为Toλureίn，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及第欧根尼的《共和国》同名]，作者是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内容有无政府主义性质。他认为，人类的所有区分都是人为制造的。男人和女人没什么差别，所以应该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养成一样的习惯。我们必须消灭政府、贸易、进出口、货币和法院，消灭一切机构。它们全是束缚人类理性自由发挥的藩篱。如果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就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机构。人类之间自发就能形成和谐的关系，过上理性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正确目的，理性会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又因为他们目的相同，就自然能和谐相处。既然人本性都是有德、守序和理性的，那现在为了防止冲突、犯罪和混乱发生的所有措施就都没必要了。这个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到了公元前3世纪，有一个叫亚姆布鲁斯的人提出了一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后来格拉古兄弟便是基于这种思想发起了对压迫性的罗马政体的大反抗。当时罗马有一个参议院委任的组织，负责研究这些颠覆性的斯多葛派思想都讲了些什么，这些思想反对罗马政府，而且据说是坚持理性理念和废除奴隶制。除此之外，还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以及后来18世纪的各种乌托邦——比如费纳隆、马布利、摩莱里（这个名单我能继续背下去）。

这些乌托邦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比如说，有的人觉得私有财产可以接受，有的人则认为不能允许私有财产存在；有的人认为私有财产会导致纷争、暴力和剥削，有的人则认为私有财产是体面生存的基础，比如雅各宾派就持此看法。像这样的细节差异有很多，但是它们的前提永远是一样的：对于人该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原则上都能找到真实、普遍、无可置疑的永恒答案。

当你找到答案以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付诸实践。毫无疑问，受一些历史因素的影响，人确实是愚蠢邪恶、懒惰无知的，浑身都是缺点。但只要我们理解了人的本质，这些缺陷就都可以被消灭。而在19世纪，要理解人的本质，就得尊重关于人的科学，也就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我们像牛顿研究无生命的自然那样认真地研究人。在科学的显微镜下，人的本质并不比原子分子、动物植物的世界更模糊不清、难以捉摸。孔德就曾说过，我们既然能研究“海狸和蜜蜂”的生活，就没有道理不能用同样的办法研究人类的生活。一旦弄清楚了人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能明白怎样可以让他们变得聪明，什么能让他们变得善良，什么能让他们变得幸福，什么能让他们变得自由，什么能让他们变得正义。等我们弄明白这些，下一步就是发明可以提供这些的机器，发明可以直接赋予每个人过上自由和理性生活所需的能力的手段。这单纯是个方法问题，目标是现成的。

“如果有某个非人物种像我们研究海狸和蜜蜂那样研究人类社会的话，道德科学和物理科学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孔德

18世纪的重农学派在这方面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说：“立法”是个伪概念，这个词的意思是制定法律、创造法律。可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立法”的意思不应该是通过法律，而是单纯地实行法律。制定法律的不是我们，而是自然。我们不说“创法”（legisfaction)，不这么说是对的，因为我们并不创造法律。重农学派的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尔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专制暴君是欧几里得，但没有一个人质疑几何学的真理[《政治社会中自然和本质的秩序》，1767]。那好，既然人们不否认几何学真理，用发现这种真理的方法就也能发现有关社会生活的真理。如果一个人学过二加二等于四，或者二加四等于六，就不会反对基于这两个前提得出的结论。他不会觉得自己被条条框框所束缚，不会觉得他头顶有个暴君，或者受到了专横的对待，因为在上述前提和结论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

早在勒梅西耶之前，莱布尼茨就预见到了这种看法，他的观点曾被人总结如下：

事物的秩序，以空间、时间和因果呈现于我们混乱的感觉前，它会在清晰的思想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造物主和上帝心灵中的智识秩序。［······]这个世界的事物诞生于彼此的彻底和谐之中，亦将继续显现这种和谐或相互契合。［约翰·西奥多·赫兹《莱布尼茨》，1884]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它能让你透过表象的屏障，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一种完美的和谐状态；而一旦你明白这个世界是一种完美的和谐状态，你就会明白自己该置身于其中何处，于是你就能过上一种全然理性、没有摩擦的生活。用经验式的话来说，举个例子，就是18世纪70年代的代表人物霍尔巴赫的那句话：“道德这门学问研究的是存在于人的心灵、意志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它和研究物体关系的几何学一样都是科学。”[《自然的体系》，1770]当然，这两种比方都是错的；不过，18世纪的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道德并不是研究存在于人的心灵、意志和行为之间关系的科学，几何学也并不是研究物体间关系的科学，但除了这个，霍尔巴赫的那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对于欧几里得是真正的专制暴君这一观点的典型表述。正如道德就是理解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心灵、人类的思想和意志相互之间有何关系一样，等你明白了它们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你就不会再和这些铁律过不去了——几何学会告诉你空间中的物体遵守着怎样颠扑不破的定律。好吧，几何学其实不是关于空间的科学，道德其实也不等同于心理学；可话说回来，就算真的如此，这种观点也能让我们大致了解当时的人都在想什么。它基于那个古老的信念，自从被柏拉图提出以后，它就一直在流传：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生活只有一种，一切问题都只有一套答案。“一”是好的，“多”是不好的；真理是“一”，谬误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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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说点题外话，在思想史上，有一些观念相对新一些。就拿“多样”这个概念来说，“多样”受到欢迎，而“统一”被一些人厌恶——人们认为“统一”就是单调，就是枯燥无味，就是某种比较灰暗的顺从；人们欣赏生命，欣赏多样，赞同生活应该尽可能丰富多彩——这是相对较新的观点。我想你在18世纪之前应该看不到，至少看不到太多这样的观点。

同样地，比如说，还有宽容：宽容（相对于顺从）是一种新理念。我很怀疑在17世纪前宽容能被奉为一种理念。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必须引导人走向真理。而宽容则代表某种允许许多意见同时存在是某种美德。可凭什么？如果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凭什么允许犯错？

孔德几乎是最后一个公开主张那种古老传统的人。他说：既然我们在数学领域都不允许不顾定理的自由思考，那为什么要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允许自由思考？［见《社会重组所必需的科学工作计划》（1822) ]你要是接受这个前提，就等于认同它的结论；你要是觉得自己能以推导数学定理或者物理定理时据说具有的那种确定性推导出道德真理，像孔德所相信的那样，那宽容大量意见、以这种宽容为荣，乃至认为允许有不同的思考是一件好事（伯里克利可能就这么认为，他曾说，雅典人不会像奴隶一样被迫服从），就是无谓的懒惰之举了。人们甚至不会费那个劲去发现那个真理，他们不介意在错误的泥潭里打滚。唯有错误才不止一个，而真理独一无二。

还有其他一些价值是相对晚近才流行起来的。例如认为诚实是一种优秀品质这种观念：一样，这是你在18世纪之前看不到的观念。真理，嗯，真理确实是一种价值。你要是为真理而献身，像殉道的基督徒一样，那是很了不起的，可你敢为错误献身试试？你要是个穆斯林，为一堆在一个真正基督徒看来显然错到离谱的观点牺牲了，那可绝对称不上是什么英雄之举，你只会被当成蠢货。你不必仇恨做那种事的人，但是，尊重一个勇于贯彻信念的人，哪怕这人的信念明显错了也不妨碍对他的尊重，这是一种崭新的观念——我尊重一个愿为信念而战的人，不管他坚持怎样的信念，只要愿意做理想主义者，就值得尊敬，这种观念是很新的。

再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理想主义”（idealism)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我不是指它在哲学上的意义［源自柏拉图的“理念主义”或者更广义上的“唯心主义”]，而是指它的一般意义，不同于“现实主义”的那层意思。它的这层意思也是很新的。“我觉得自己恐怕更偏现实主义”在今天的意思是“我待会儿要做点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了”，或者“我待会儿要做点有些卑劣的事了”。但它并非向来都是这个意思。“理想主义”的意思是说，虽然我的想法可能很傻，虽然我可能不是很聪明，虽然我可能没把事情做成，但是我为了某种我相信的东西牺牲了自己，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发财，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出名，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取悦谁，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有人给我钱，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真的相信这件事，这件事里面有一种真实存在的理想。

这些都是非常新的观念，而这就是我想讨论的主题；这是因为，人们以为人的疾病有某种万灵药，以为有“完美社会”这么一种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东西，以为这个完美社会必然能满足所有心智正常之人，但这种观念是基于对立命题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希望某种无益于上述那个完美社会的东西，真诚岂不是就算不得美德了；如果我们要宽容的东西异于我们依据在相同情境下的惯常方法而得知的，关于人类应该如何活着这一问题的标准答案，那宽容就成了坏事了。

而且，从实际层面来说，一切人类目的都是相同的，无论个体、空间和时间——这是自然法和各种乌托邦赖以成立的前提。我们知道人喜暖恶寒，知道人喜食厌饥（大多如此），也知道人需要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我们还知道，理论家认为人需要什么，人就需要什么：比如，人需要这种宗教，需要那种生活。

在卢梭那里，人应该生活在乡下；而到了圣西门那儿，人又应该生活在城里：乌托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人们为此的意见分歧非常大。譬如，有人认为人应该被集中起来，有人认为人应该分散开。圣西门觉得，乌托邦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区，由银行家、数学家和诗人管着；傅立叶则相信，自治的人类小群体才是乌托邦该有的样子，应该避开“大”带来的坏处。马布利和摩莱里都主张过一种极端简朴、像斯巴达人那样的生活，禁止奢靡之风，强制包办婚姻，由知道谁该跟谁结婚的智者统一安排。不过，也有一些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恰恰相反，比如马克思的前辈们，他们主张过富足的生活，生产力极大丰富、社会极具创造力，财富与资源增长，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早上打猎、晚饭后从事批评工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个著名的比喻。［《德意志意识形态》1.1 ]

关于真实的完美生活是怎样的，上述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我并不是很关心他们怎么实现完美生活，而是他们都同意一件事：以前的宗教信仰在故意欺骗人民，向他们灌输错误的观念，发现完美生活需要借助的是科学或理性的方式。原则上，所有人都可以借助引导走近它，其方式或者是等级式的引导，让聪明人管着不聪明的人，或者是基于所有人都具有相同智慧的理念，因为原则上所有人，无论种族、宗教、出身、能力，都可以在教育的帮助下变得同样理性。这是所有那些理论家的共识。

这一理念，我们权且说它到18世纪中期都相当普遍。那时还没有太多关于人类社会的憧憬设想，因而乌托邦才得以成为人们心中的完美社会。但是这种理念的地位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威胁。

首先撼动它的是18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新历史观。这个故事很长，我这里就不细讲了，何况我也讲不了（我并不是很擅长历史研究）；不过需要提的是，这场运动的领袖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赫尔德认为，法国哲学家理解错了，并不是所有个体、所有时代、所有地区、所有境况中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渴求。而且他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情况也不自然。无论是哪个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靠特定的纽带连接起来的；这种纽带之所以能够形成，靠的是统一的语言，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是共有的记忆和传统，是导致人类亲切感的所有元素。这样的社会规模不是无限的。它们有着天然的界限；如果它们的范围可以延伸到全世界，人之间的纽带、那些共有的东西，以及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就会被过分稀释。正因如此，博爱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感情：一个人能关爱的人，数量是有限的，尽管这个数字可能并不小。所以人类才会分成了不同的共同体和文化群体。

赫尔德认为，博爱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感情

赫尔德没怎么谈论过民族，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对那些事并不感兴趣——也没谈过血脉，也没谈过遗传起源。他关心的是语言和土地，他说过，很明显，如果你研究一下人类历史，会发现不同的人类群体虽然都很有创造力，但创造风格差异不小；他还说人的本质不是消费者，并非只知道追求特定的被动理想，比如幸福、享乐、安全，或者正义、智慧，而是也会追求创造。人表达自身，如果没有机会表达自身，人就会萎靡不振。而人表达自身只能借助特定的符号和武器，借助以一种有机的风格在人群中发展起来的特定手段；人为的手段是无法帮助人表达自身的。德国人表达自身时有德国人的风格，罗马人有罗马人的风格，葡萄牙人有葡萄牙人的风格，所有这些风格都同样有效。

赫尔德的主张后来催生了许多主义和信条，比如民粹主义，还有相信不同部落和民族都拥有创造天性的学说，但这对他那个时代而言还比较新。它实际上是在强烈反对18世纪流行于法国的设想：凡是有益于法国的，就有益于世界；凡是被法国科学家、诗人、作家、思想家认作真理的，就是永恒的普遍真理；这个世界之所以出了毛病，完全是由于人类以前没有获得这些真理，而这要么可能只是个意外，要么是人类的愚蠢、盲目或道德败坏所致——如果是斯宾诺莎的话，可能就会这么说。

博闻多识的斯宾诺莎相当坚信，这世上有某种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存在，能引领人类臻于完美。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找不到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构想出这种政治和社会形式的理念。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构想不出？斯宾诺莎没有解释——反正就是运气不好吧！要是古代世界有一些斯宾诺莎，要是这些斯宾诺莎是当头儿的（对，就像柏拉图希望的那样），我们可能就能规避很多邪恶、罪行和不幸，就能逃脱很多压迫和苦难了。

这个观点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哲学体系的绝对核心。伏尔泰知道，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光明时代、仅有的好日子在古代雅典、共和国后期和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法国。这些时期焕发着人类荣光，艺术繁荣，人们较为宽容，神父守规矩，社会上相对而言不怎么抵触启蒙，人都很讲道理，世界尚未落入大量愚蠢迷信和野蛮残暴的统治之下。而暗黑岁月则是中世纪，那是一个蠢货与恶棍称雄的世界，偏见、迷信、暴行和谬论塞满人的头脑，大地变得乌烟瘴气，科学和知识遭到打压，反对宗教正统的人被活活烧死。

这个观点极富见地，但至少在伏尔泰看来——他的看法可见于他的《风俗论》，这部名作讲的是人类道德，在那个时代对“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做出了早期贡献一一它默认，雅典人、罗马人、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意大利人、17世纪所谓“伟大世纪” 的法国人，他们做的事大同小异。这些时代充满光明，而且它们的光彼此相类。开明雅典人、开明罗马人、赶上好时代（15世纪和16世纪）的开明佛罗伦萨人，还有17世纪中期的开明法国人，他们的观点多少有些雷同。这就是那个“一”，除此之外的都是“多”。所有时代的所有聪明人都相信同样的事。只要是思想崇尚理智的人，都知道二二得四，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知道幸福比苦难更可取，知道上帝不是专制暴君，知道主宰人类生活的并不是神话，不是古代神话也不是基督教神话。理性恒定不变，无论在何地何时。你必须将一切带到理性的法庭上接受拷问，这样你就所有问题得到的所有答案就始终是相同的。La raison a toujours raison：理性永远正确，且恒定不变、普遍存在。这就是法国启蒙运动默认的前提。

这可把德国人气坏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等于是把法国的某种恐怖枷锁强加于他们身上，束缚他们作为德国人的天性。我们德国人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凭什么就得去当三等法国人，凭什么要跟在这些人身后鹦鹉学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我们有神秘的基督教，它观照我们的内心，为人的内在生活、他和上帝的关系、他的精神生活授予至高无上的地位，除此之外，绘画也好，建奥古斯都式石柱也好，写格律严谨的十一音节诗也好，创作拉辛式或高乃依式的古典戏剧也好，还有其他的一切，都不及那三者重要。我们有波墨，我们有德国神秘主义，我们有路德和路德宗传统，我们不想要某些讨厌的世界强权来统治，无论是罗马教宗代表的霸权还是伏尔泰等伟大的法国俗世教宗。

于是，一场由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德国人发起的抵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德国人当时虽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但确实认为他们是一个讲德语的共同体，可目中无人的法国人却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穷乡僻壤的乡巴佬，根本没什么值得细思的想法。

人被这样对待，自然会觉得受到冒犯。于是，赫尔德从意识形态上回应了傲慢的法国人。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内在发展之路。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说，它首先由赫尔德发表于1774年的一本书中——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e(《关于人类发展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书名颇具讽刺色彩，因为那些年出版了好多历史哲学类的书。他的论点是，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有它自己的“重心”，这些重心各不相同。希腊人能接受的东西，罗马人接受不了；罗马人能接受的东西，德国人接受不了；德国人能接受的东西，印度人和波斯人接受不了，而且波罗的海沿岸民族、俄罗斯人、中国人······不管换成哪个民族，都接受不了。每个民族在人类文明这座花园中都是一朵独特的鲜花。赫尔德不认为这些鲜花有什么理由应该相互争斗，但它们色彩缤纷、各不相同；在他看来，强迫它们接受某种统一的理念，比如像腓特烈大帝那样，企图让它们法国化、高卢化，还找一大堆聪明的法国经济学者或者经济官员来管他们——腓特烈就是这么干的——就是在阻止他们自然有机地发展。

这正是后来19世纪那种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观点。它说得很对：帝国主义同样想要破坏和限制被他们奴役的民族自然发展。他们可能会花言巧语地说，他们是为了这些民族好，他们的动机或许很纯洁，可这么说的言外之意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过的是野蛮人的生活，我才是文明人，我应该把文明带给你，不管你想不想要，你理解不了我的理念，因为我是个成年人，你还是个孩子，所以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强迫你做我认为对你好的事，等事情都过去了，你再回过头来去想，就会感谢我的，当然你现在显然领悟不到我的好，因为你理解不了我的行为之中蕴含着怎样的智慧。

这一套要是放在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可能还行，尽管也不总是讲得通；可要把它当作法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那就不合适了——赫尔德所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道德重心，其观点正是来源于此，我们千万不能以一个民族为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如果你想了解古代的德国人，你必须得理解他们，理解他们想做什么。德国人想做的是德国人的事，意大利人想做的是意大利人的事，二者有很不一样的观点。因此，赫尔德才会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应以18世纪启蒙时代的标准来评判它，从而认为《圣经》就是一大堆神话故事。你得把自已想象成在犹太山地游荡的犹太牧羊人，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圣经》，这样你就会明白，这部书是古犹太人的民族史诗，要理解它，必须考虑他们的地理环境，考虑这些出没于山峦之间的牧羊人的独特社会生活，它丰富多彩地表达了一种独特的生活观，一种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气候环境中的这样一个民族才能表达出来的生活观。

如果你好奇北欧的那些萨迦都讲了什么，你不能把它们看成拉辛更擅创作的那种作品的低级版本。（这在他那个时候还很新颖。）如果你像我一样——这里的“我”是赫尔德——曾经漫步于波罗的海的风暴之中，见过那些剽悍的水手，虽身处于严酷的绝境，却悍然敢与天地争雄，你最终就会领悟到，原来维京人整天面对的就是这恐怖的风暴、嶙峋的海岩与无边的黑暗，你会明白，这些北欧萨迦——芬兰、挪威、冰岛····不管是哪儿的——描写的背景是怎样的自然环境，然后你就会从内部参透它们的精神。

这就要谈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同理心”，谈到“心理透视”，也就是换位思考，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象别人的处境，尝试理解他们在那个生活条件下的所思所想，给自己套上他们的性格和观念。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到，冰岛人有一套统一的做事方法，无论是立法、写诗、系鞋带，还是打理头发、宗教信仰等。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冰岛人权界”（Icelanderdom)，而且不唯冰岛人，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权界”，葡萄牙人有葡萄牙人的“权界”。这些东西并不一样，你不能强迫他们套用某种规矩标准，把他们都变成一个样儿；你要是这么干了，就是在折磨他们、痛批他们、残害他们，这是绝不被允许的。

40年代

雪莉 · 摩根、以赛亚和好时巧克力，牛津，1946年

于是，赫尔德开足火力抨击每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因为推行帝国主义相当于用你的脚践踏某些不做反抗的民族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讨厌古罗马，因为他认为罗马人很可能满怀好心地糟蹋了无数亚洲文化，对这些文化，我们本来可能有所了解，现在却一无所知，因为罗马人太自大了，觉得世界上就数他们那一套最好，所以其他人都得跟他们一样。结果，今天的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些可怜的卡帕多西亚人、米希亚人和比提尼亚人当时都信什么了。现在依然能看到的只有犹太人，而他们让我们知道，犹太人和希腊人是有区别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同样可贵。

随后，赫尔德说：去了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吧。亚里士多德确实是位很伟大的哲学家，可他不是我们德国的哲学家，我们的哲学家是莱布尼茨。苏格拉底也很伟大，可他一样不是我们的，康德才是。去追溯你们民族自己的思想脉络，发展你们自己，不要学古人：古人属于古代，把他们当古人就好。

这些现在已是耳熟能详的道理了，是众多文化民族主义所以存在的根本。后来，它们招来了不少麻烦，但在赫尔德那个时代，它只是提出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显著推动了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总体上也促使人们更能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事物了。但是，倘若赫尔德说的是真理——容我把他的观念向前推一步——那么“有一种模式、有一种完美社会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这种想法就不可能正确，因为你不可能既是一个正宗的法国人，又是一个正宗的德国人、正宗的葡萄牙人、正宗的中国人，这些民族彼此根本不一样，没有任何一种理念能同时满足所有民族的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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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pr

伯 林 文 集 （21种） 已 出

“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同样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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