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怡 | 在双塔倒塌的阴影下

@洛之秋

《跨越“归零地”——21世纪美国小说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将“9·11小说”定位在

西方文学的恐怖与暴力这一传统中

加以解读

 “2001年9月12日，世界上所有作家在书桌边坐了几个小时后，都不情愿地起了换职业的想法。”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等作家都表示，他们在袭击发生后一度经历失语。个中缘由，想必除了恐怖袭击的极端性和残忍性外，还有图像媒介摄人心魄的表征能力。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著名作家选择直面恐怖袭击，用文字去对抗图像，探求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叙事形式，于是，一个叫做“9·11文学”的亚文类应运而生。这些虚构叙事或直接或间接地言说恐怖袭击，以艺术自身的价值参与话语生产。回过头来看，在过去二十年间，9·11事件不仅让小说家们极力寻找新的表征形式，也让众多学者认真反思起了“文学之用”。

但汉松新著《跨越“归零地”——21世纪美国小说研究》正是这样一部以“9·11文学”为主题的文学批评论著。作者并未如传统做法那样径直做断代研究，而是主张在奥斯维辛、广岛长崎、德累斯顿等地发生的暴力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连续体中，审视9·11事件及其文学叙事。在梳理文学与恐怖、“9·11小说”与大屠杀文学等相关学术概念的深层联系的基础上，作者重点围绕创伤、共同体、他者伦理、暴力、共情、战争书写等核心话题，深入考察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等经典“9·11小说”，分析它们如何编织异于美国主流社会的仇恨与进攻主义政治的反叙事，并以批判性视角介入9·11事件的话语生产中。他创新性地将“9·11小说”定位在西方文学的恐怖与暴力这一传统中加以解读，也深入挖掘其丰富多元的当代维度。

唐·德里罗《坠落的人》

严忠志/译

译林出版社，2010

由于“9·11文学”出现的时间尚短，许多问题依然处于探索的初期，但汉松在书中提出了借用大屠杀文学丰富的批评资源来烛照这一新型亚文类的构想。纳粹屠犹事件的规模和伤亡程度远非9·11恐怖袭击能比，但撇开各自的历史语境和发生原因不论，它们作为历史上的极端暴力事件，在文学是否可以见证、应该如何见证、如何反思共同体等问题上确实能构成类比与参考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归零地”》一书力图与著名文学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的著作《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2011）展开一场对话。

不论是集中营的毒气室，还是燃烧着的双子塔，其恐怖程度都远超普通人的想象。米勒坚持认为，尽管这些极端暴力拒绝阐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文学的见证力，在指认暴行的真实性的同时，也要从记忆走向行动。

在研究大屠杀文学时，米勒并未将关注重心全部放在如《辛德勒的名单》《黑犬》《鼠族》等“正统”作品上，而是绘制了一幅更为宏大的景象：卡夫卡的《审判》《下落不明的人》《城堡》等虚构叙事在暴行发生前就不可思议地预见了屠犹现场和共同体的焚毁，并用延迟到达、抵制阐释等技巧呈现出文学见证极端恐怖的几种艺术形式。他接着在分析四部大屠杀小说时将复杂的见证问题与小说的叙事风格等结合起来，抛出了“作家越接近直接见证，他的文体和叙事就变得越精妙复杂”的奇思妙论。最后，米勒又转向聚焦奴隶制历史的后现代小说《宠儿》，以此打通大屠杀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如此一来，奴隶制、屠犹事件、虐囚案等等发生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极端暴力事件得以相互映射，奴隶制时期的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9·11后的当前社会就被勾连了起来，而“大屠杀文学”也变成一个宽泛的能指，影射到所有关注有尊严的人被降解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义上的“赤裸生命”这一极端恐怖状况的文学叙事。

同样，但汉松也试图为严格意义上的“9·11小说”松绑。它一方面指向“归零地小说”，包括个体的创伤体验、帝国边缘的他者因恐袭而反思文化身份等叙事，同时又超越了归零地，将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尔比》和康拉德的《间谍》也囊括进来。麦尔维尔的故事讲述的是19世纪中叶华尔街一位“非暴力不合作者”巴特尔比以语言为武器对美国文化在象征意义上的“双子塔”——清教伦理与资本理性发起的一场悲壮攻击，而康拉德出版于20世纪初的小说展现的则是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大英帝国政治之间的复杂较量。

作者称它们为“前9·11小说”，倒不是因为它们如米勒的“前大屠杀文学”一样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即将发生之事，而是在于它们有着与“9·11小说”相似的叙事主旨：文明与恐怖的相伴相生，帝国边缘的他者对权力中心发起攻击和抵抗。作者此举意在深入“9·11文学”的“前世”，在敲打出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之时，也奠定了将“9·11小说”置于恐怖与暴力这一漫长的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论述基调。相较之下，他在处理其“今生”时则略显得保守了些，所选的文本从《恐怖分子》到《坠落的人》再到《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屈服》等，无一不是直接描摹恐怖袭击及其后续余波的经典小说。事实上，新世纪里的美国文坛既出现了许多对9·11事件的直接回应，也有大量像麦卡锡的《路》、罗斯的《反美阴谋》、品钦的《反抗时间》等居于光谱较远端的小说，它们虽未将镜头瞄准9·11事件，但读者依然能读出恐怖袭击的巨大阴影。因此，若有一两部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当代作品能入选本书的研究之列，或许更能勾勒出9·11事件的强辐射性及其文学叙事的更完整的面貌。毕竟，9·11是新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底色，它影响着更为久远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特性，我们无法绕过双塔倒塌的阴影去审视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

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

刘子彦/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创伤与记忆是“9·11小说”被论及最多的话题，但是《跨越“归零地”》的论述重心在于寻求虚构叙事和理论在文化政治层面的建设性意义。基于包括“解离”“修通”等概念在内的创伤机制和认知科学研究，但汉松让记忆研究的众多学者展开对话，努力从德里罗、弗尔、麦凯恩等人的小说中建构出创伤叙事的积极意义，以虚构叙事联系当下生活经验，这体现了他身为人文学者对文学施为性的深深信仰和期待。

恐怖袭击造成了日常生活的断裂，虚构小说在关注创伤体验和自我医治之时，也促使读者进行现实层面的反思：如此极端恐怖的暴力事件为何发生？我们要如何认识“他者”？加纳（Dwight Garner）曾撰文指出，当代美国小说表现出向先前被边缘化的声音开放的趋势，而“9·11小说”则使得“这一长期存在的趋势得以加速发展”。对此，《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和《恐怖分子》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汉松从人类学中汲取批评资源，挖掘这些小说中的他者暴力背后的深层原因。

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吴刚/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与“他们”遭遇，那么我们对“他者”是否负有责任，又负有怎样的责任？作者将下一步探索的关键词锁定在“伦理”与“共情”上。他先是带着读者在理论思潮中巡游，从列维纳斯的无限他者和绝对责任，到德里达的好客与宽容，再到哈贝马斯基于理性交往的共同体构想等等概念，只为寻找真正适用于解决“后9·11时代”里，“我们”与“他们”之间激烈冲突的可行性假设。基于这些理论铺垫，作者将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当作“9·11小说”中典型的伦理叙事来解读，探讨小说家如何将眼下的时代危机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话语结合起来，呈现关于他者伦理的后现代崇高。“9·11小说”有着何种情感维度？它能否发挥文学的共情功能，提高公众面对他者的共情能力？作者以瓦尔德曼的小说《屈服》为例阐释共情的不确定性，他相信共情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提醒读者须警惕“错误的共情”。

还有一类小说，是“后9·11时代”的战争书写。虽然这类小说并未直接描写9·11事件，但鉴于反恐战争是恐袭发生后美国长期的社会现实，不仅引发了虐囚案、非法监听等一系列丑闻，其本身也是帝国权力和霸权统治的另一种表达，所以它们往往让读者在反思战争之余，也更容易获得一种关于那次恐袭的批判性立场。但汉松重点考察了三部战争小说，在横向上关注它们相对于其他9·11虚构叙事的特色，在纵向上则将它们置于克莱恩、海明威、奥布莱恩等人的战争文学传统中，解读“后9·11时代”战争小说最为核心的艺术修辞和伦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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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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