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暄 | 醇醴中人浓有味，大音入耳听无声——评杨成凯《古籍版本十讲》
一
《古籍版本十讲》（以下简称《十讲》）主体包括宋刻、金刻、元刻、明刻、清刻、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丛书、初印和后印十个部分。这十章内容主要来自杨先生在《读书》《藏书家》《紫禁城》发表有关古籍版本知识的系列文章；前有导言，阐明著者对古籍版本学的总体思考，内容主要来自杨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的培训讲义；末附《赘语》，来自杨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讲座内容。全书十二章内容，大致对应杨先生的十二场专题讲座。合成一书，却自有一种著者个人独有的逻辑贯穿其中。在本书导言部分，杨先生引钱学森教授说，提倡“把我们对一个学科的点滴经验和个别的理论认识组成有理性的系统观念。”（9页），读完全书可以知道，杨先生在表面上沿用了按时代先后陈述的旧例，其实质是以印本先后、原刻翻刻为线索，贯穿传统界定的各项版本知识，使之形成有机的整体。而这些知识，在传统的版本学论著中常常割裂。从形成系统的角度看，本书可说是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作为一本版本学通论著作，《十讲》能将看似散乱的版本个案讲得富于条理，将看似枯燥的版本概念讲得灵动而有趣味，绝没有同类著作可能出现的严肃、沉闷、乏味和暮气。作为一位经术湛深的学者与趣味独特的藏书家，杨先生善于从自己日常的读书札记中发现、归纳问题，又能将他的私人收藏品、乃至拍卖市场的新见版本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处理前人未能完全解决的疑问。他重点谈及的版本个案，如明活字本《墨子》、吴刻《尔雅》、徐刻《仪礼》、赵刻《玉台新咏》、毛刻《说文解字》、顾刻《笠泽丛书》、查刻《绝妙好词笺》、王刻《梦窗词》甲乙丙丁稿等等，均与学术息息相关，成果也对当前研究有所推动。
此书先历数宋、金、元朝雕版中的问题，多甘苦有得之言。进入明、清两朝的章节，更完全是杨先生的擅场。读者只觉精彩新颖的实例扑面而来，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杨成凯先生留影
杨先生列举某个实例，往往并非简单的客观事实陈述，而是在阅读中有感而发。例如第十讲《初印和后印》提及周密辑《绝妙好词》，柯崇樸小幔亭本、高士奇清吟堂本、小瓶庐本三者为同一版片先后刷印（426页）。指出此点，是由于李一氓《一氓题跋》、施蛰存《历代词选集叙录》、饶宗颐《词集考》以三者为三种不同版刻，误说相沿而不改。三人均是学殖深厚、于词选一途甚为熟稔的专门名家，对此未能甄别则同，故著者不得不有所提示。
杨先生的表述以简洁著称，有些只给出结论，但这不等于说他自己没有下过比勘的功夫。例如第九讲《丛书》提及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开始时避讳较少，后来印本就从严处理，更多的更动原书文字。但有些书初印时有校勘不周之处，后来补校修版，文字更为可靠。”（380页）杨先生在此未举实例。2006年笔者曾与杨先生有具体讨论，得知他亲自校勘过鲍刻不同印次，上面的话具体有所指，并非耳食之谈。避讳问题，杨先生所指中必有列入《丛书》第七集的皇侃《论语义疏》，该书系鲍廷博得到汪鹏自日本长崎访得旧本，由浙江巡抚王亶望助资刻成，后印文字有整条删改；改进校勘问题，杨先生所指中必有列入《丛书》第九集的《金楼子》，该书刊成后又经吴骞手校，校出异文甚多，校勘成果被鲍刻后印本吸收。之前学者对《知不足斋丛书》的研究利用，不能注意印次差异，往往导致结论偏差。直至2012年5月南京大学马培杰博士完成其出色的论文《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由武秀成教授指导），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马博士在文中曾引用杨说，相信她在校勘过程中已感应到杨先生没有完全写出来的前行研究。
杨先生所举的例子，有些似乎平平无奇，非专业人员容易漫然看过，殊不知他闲闲几笔，揭示的却是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例如第十讲《初印和后印》提及卢见曾雅雨堂刻《唐摭言》有初印、重修之别，叶德辉不知其中分别，指蒋光煦《斠补隅录》“得失以道”条与原书不合（429页），便是很重要的提醒。之前傅增湘据法时帆藏旧抄本校勘，指出卢刻初印本“任华三书”错简，可与杨说互参。可惜这些提示都未引起古籍整理者的足够重视。《唐摭言》旧有几种点校本，点校者均用文字不佳的雅雨堂刻初印本作为底本，而不知当用重修本参校。此书又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本，实以卢刻初印本为底本。姜汉椿先生陆续为此书做《校注》、《今译》，均据该点校本为底本，等于延续并放大了卢刻初印本“任华三书”错简之失。多年以来，这些学者似乎都不知道，此书还有经过修改文字更为完善的卢刻重修本存在。直到前两年，才终于听说有学者重新整理点校该书，改用卢刻重修本为底本（由中华书局出版），让人好松了一口气。
杨先生考订版本，立言最为矜慎。这在本书中，体现为个别地方叙述的游移甚至矛盾。如第四讲《明刻本》论及嘉靖徐氏刻八行十七字本《仪礼》，出自宋严州本，吴庠校勘此书，指出徐刻有初印、重修之别，叶德辉介绍影印入《四部丛刊》初编者其实是修版印本，有误改文字处。下文却说徐刻有原、翻本两种，《四部丛刊》所据是其中之一，改字“是徐本的修版还是翻版，值得认真分辨”（217页）。按徐氏刻本实有原、翻二本，翻本多有挖改，《四部丛刊》所据为翻版之改本。这一点关系到徐本文字价值与学术影响的评价，不能任其混淆，不加别白。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仪礼注疏》，点校者指阮元《校勘记》援引徐本，有不合与失校处，其实点校者所持之“徐本”是翻版（《四部丛刊》本），阮元所据为徐氏原本，点校者此处是指不误为误了（廖明飞先生有说）。杨先生于此显然已有结论，但他是极小心的人，自认有七分把握，绝不肯说八分话。故每下一断语，往往踌躇再三，以待进一步的证据。这正是杨先生个人化的写作风格，习惯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
在《十讲》中，杨先生征引的实例数量众多，兼顾宋元明清，涉及经史子集，均能要言不烦，逐一说到关键。看他调遣驱策，丝毫不紊，卓然有古名将风。大胆猜测，今后学者再想写版本学通论著作，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入困局，步步受限，因为许多最有学术代表性的实例，杨先生都已写过了，根本绕不过去。或许其中个别个案，尚有进一步丰富细节的余地；但从整体框架而言，本书在短期内难以被超越。应当承认，本书的出版，给后来者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
本书独特的语言风格，与著者特殊的身份经历有关。杨先生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师从吕叔湘先生。1981年毕业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按说语言学才是他的本职，古籍版本研究不过偶然涉及，以余力为之。但据了解，杨先生对版本倾注了极大热情，似乎不亚于语言学。二者不仅不相妨碍，语言学的专业素养更成为著者撰写本书的助力。《十讲》中娓娓动听的叙述风格，正有赖于其高超的语言学技巧。相信本书不但能拨动版本专业人员的心弦，对普通文史爱好者同样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二
杨先生生前，曾在过去单篇文章的基础上亲自修订，确定了《十讲》的主体架构，时间大致为2015年。以版本之学的基本知识内容衡量，读者可能会觉得本书现有结构不尽完整。比如，既有抄本和批校本，稿本何以阙如？既有初印与后印，何以无原刻与翻刻？虽然在抄本一讲中稿本之鉴定有所涉及，原刻与翻刻的内容几乎各讲均有论述，但作为版本学通论，对此不设专章讨论，毕竟是一遗憾。杨先生在去世前，已同意将此书出版，我疑心这是由于他当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有了不好的预感，自觉无力完成修订，因为这部稿子显然并没有达到定、清、齐的交稿要求。如果杨先生身心健康，以他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完成这种修订其实不需化太长时间。但是自当年5月起，杨先生经常发烧；8月14日，杨先生突然辞世，更彻底打乱了该书的出版节奏。从这个意义上看，《十讲》底稿的性质，应该是一部各个章节独立写就、结构粗为设定、而细部未能整合完成的未定稿。确认这一点，对今后读者正确理解、客观评价、合理利用该书很有必要。
整理这类遗稿，过去学者大概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整理者只将著者完成的稿子尽可能集合起来，不做深入的加工。比如阎若璩《潜丘劄记》，著者生前有未定稿待刻，至乾隆九年（1744）由其孙阎学林刻于眷西堂。学林在眷西堂本撰有按语说：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著作稿本原貌，避免文字阙落，缺点是难免文字重复、体例不纯。第二种是整理者在著者原稿基础上，重新收集资料，放手正讹补缺，最终形成一个令整理者满意的本子。比如沈曾植《蒙古源流事证》，由张尔田整理遗稿，张氏在原稿基础上取他书增补，又辑入王国维校本的内容，后来索性改题《笺证》，著者署“张尔田增补并校”，等于将此书变成了著者与整理者的合著。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前后文字重复、错乱，缺点是整理者强势介入，以己意作增删去取，会给后人考察著作原貌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作品著作权归属的变化。两种做法各有短长，很难有其他两全其美的选择。整理者向辉君经过谨慎思考，并与中华书局编辑刘彦捷女士反复讨论，最终选择了第一种整理方法。
杨先生的版本论述遗留者不少，这些论述从出版角度说，有公开出版的、非公开出版的、未刊的；从完整程度看，既有已发表的、完稿而未发表的，也有零散的、未成文的笔记；从文本质量论，有著者自己写定的，有经他人听讲后整理的（难免间有记录错误）。这些稿件分散各处，幸得向辉君勤为拾补，已大致搜集完备。但要将这些处于不同阶段、属于不同性质的论述纳入既有框架，对于任何人来说，仍是极大的挑战。在向辉君和刘彦捷女士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十讲》终于成功编定出版，其中甘苦，恐非外人所能尽知。从已出版的本书中，可以看出他们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一）对原本分散独立的论述作整合；（二）加上原稿没有的脚注；（三）为原稿增配版本书影。
林夕（杨成凯）有关词话、古籍版本的随笔集
《闲闲书室读书记》
三
首先说文字的整合。上面已交代，整理者面对的《十讲》，是由著者修订未能卒业的遗稿拼合而成。既然是拼合而成，则重复与矛盾处一定难以避免。各讲内容原先单独讲授，没有彼此照应的要求。现在要合成一书，则需更为整体全局的考虑。整理者的做法，大概是尽量多做加法，不作减法。至于前后例证重复，则可理解为未定稿的固有特点。其实反过来想，一个例子能被杨先生在不同的章节多次使用，也许正说明该版本个案韵味悠长、值得反复深入研究吧！
本书《赘语》分两节，第一节《古籍的价值观》，内容大体来自杨先生2009年在上海图书馆所做题为《古书版本的价值观》的讲座；第二节《古籍的收藏观》来自2008年杨先生在国图的讲座。当年5月，杨先生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邀请，在“第一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上讲授版本鉴定课程，中心同志将其编辑为《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讲义》（内部资料），其中内容大部分讲版本学理论，现放入本书导言；而《古籍的收藏观》一部分内容则被调整到《赘语》。这种改动，想必是由整理者与编辑共同商定，或许还结合了杨先生生前的个人意见。经此一调整，《赘语》一章两节内容充实，彼此辉映，浑然天成。第五讲谈及金氏文瑞楼刻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一例，附入杨先生与张丽娟博士的往返通信（265-269页）。这些通信是以前没有披露过的，讨论版本差异细致入微，读来饶有趣味。金刻曾经文字挖改、书版转手，传世印本所知有五种，面目各异。以上通信结论可信，更是版本鉴别步骤的现场演示。这些都是整合成功的佳例。
整合稍有可商者，仅发现一处。第五讲《清刻本》第七节《清刻善本琐谈》谈到清刻本赏鉴的“三观”，即时代观、印制观、内容观（277-286页），读起来很眼熟。检对《藏书家》第六辑（齐鲁书社，2002年），发现有《清刻善本琐谈》文，作者署名为窦水勇先生。取对两文，文字高度一致。从风格语气看，该文确实很象出杨先生手，但既已另署名发表，处理起来便不得不有所考虑。其实这节与第六节例证多有重复，鄙意可不必并入本书。整理者也许了解其中内情，对此种选择有更为合理的解释。
杨成凯的最后一部出版物《人间词话门外谈》，
以现代观点重新评价《人间词话》
四
其次说脚注。杨先生的个性，素不喜依傍前人。对于学术研究，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要是说的话都跟别人一样，那还要我干什么。”先生正式发表的词学、语言学论文，都很注意引文的严谨。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学风是否磊落的表征。不过，杨先生收入《十讲》的诸篇论文，原是为作普及性业务讲座之用，其面向为具备一定古籍版本基础的从业人员，行文力求明快活泼，并不要求严格地注明出处，因此原稿出注较少，只在涉及同时代学者论述时，于正文中说明来历。比如第四讲《明刻本》说到《诗外传》有明嘉靖苏献可通津草堂本及野竹斋本，说明是陈先行先生的结论（217页）。而对于他自己从清代藏书记载中挖掘出来例子，杨先生多不加注。这次汇为专著，面向转为更大众化的古籍爱好者，为了减少阅读及覆核的困难，整理者加上了注释，既属必要，也是一番美意。而他为此付出多大的辛劳，更是可以想见的。
例如第六讲《活字本》论及毛晋刻本《毛诗陆疏广要》有字横植，是雕版剜补字之木块脱落，匠人随手嵌入致，罗振玉《扶桑两月记》误定为活字本（307页），该条出自周作人《书房一角》；第九讲《丛书》说到黎庶昌刻《古逸丛书》的刊印经过和印刷工艺，引莫棠手书《荀子》长跋为证，该条出自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二者均属鉴别版本的佳例，但出处对于一般读者稍显陌生，整理者增入小注，不无助益。顺便说明，第十讲《初印和后印》谈及李文田手校明嘉靖闻人诠刻《旧唐书》，发现此版随印随校，屡次挖改，后印本文字较初印本为胜（431页），整理者于此未出注，其实该条出自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李文田曾举列传一百四十六卷下第十五叶“逻娑川”初刻误作“还娑川”为例，此条情况与上类似，也可出注。有些注释，整理者说明直接利用了著者的生前笔记，比如第五讲《清刻本》说到汪士钟刻《孝经注疏》之印本罕见（283页）、第八讲《批校本》谈及柳永《乐章集》文字异同（361页），均引杨先生的札记为证，文字悠长而有味，提供了原稿没有的新资料。整理者还有些注释对著者原有说法有所考证，例如第三讲《元刻本》著者谈及明版《针灸资生经》往往被误认元刻，幸而《经籍访古志补遗》中载有“正统十二年孟夏三峰叶景逵谨咨”牌记，整理者就“叶景逵”作长篇辨析，认为当作“叶景達”（175页）。按此三峰叶氏为明代闽中知名刻书坊主，所刊有朱公迁《诗传会通》等，刻在正统间。其名见于传统著录者每作“叶景逵”，而刻本卷端多作“叶景达”，二者孰是孰非，确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原文仍著者原稿作“叶景逵”，整理者出注予以说明。
整理者的个别出注稍有可商，主要体现在注释援引的版本与杨先生实际使用者不尽相合。例如第八讲《批校本》援引抄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例，并引毛扆跋语（348页），整理者于此条引《潘天祯文集》，其实潘氏此集中对毛刻《说文解字》多误会，杨先生曾有专文平议，他在日常工作中极少引用潘氏论文。据笔者所知，杨先生使用的其实是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毛刻《中吴纪闻》条；毛扆此跋，傅氏曾过录于董康诵芬室刊本（今藏国图）上，不难获见。又如导论第三部分谈到《汪刻丛书七种》，其中《曲洧旧闻》，有内封面证明为钱塘振绮堂汪氏刻，而顾广圻跋说是鲍廷博刻（44页）。杨先生此处依据其实是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1485页所收之顾广圻手跋原迹。整理者于此出注，引用整理本，本无不可。惟顾广圻跋整理本今有两种：一《思适斋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一《顾千里集》，中华书局整理本。前者初版标点破句之处甚多，后者曾经杨先生亲自审稿，整理质量较高。整理者于注3引顾氏跋文：“红豆先生手校此书，秘笈本在小读书堆。予借临于鲍君渌饮新刻本。”便是沿袭了上海古籍本的标点错误，此处当作“红豆先生手校此书《秘笈》本在小读书堆，予借临于鲍君渌饮新刻本。”整理者出注时如果过多引用著者并不使用的文献版本，客观上有可能会拉低著者的学术品味，这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五
最后说书影的增配。杨先生关于古书赏鉴讲座的系列文章，发表于《藏书家》者多无图版，发表于《紫禁城》者配发书影。配发书影这一工作环节，极其考验操作者的专业素养与耐心细心，也极其耗费心神。这次汇成的《十讲》，从导论开始，每章插入古籍书影约10-20帧，全书合计配发书影160余帧。整理者化了大功夫，不仅图版数量增加，质量也较原载有所进步。比如《杜工部草堂诗笺》配发宋、元二本书影（163-164页），此条原载《紫禁城》2009年第4期118页，杂志编辑将宋本与元本图版说明互倒；《古文苑》配发清嘉庆兰陵孙氏原刻本与清光绪杨氏飞青阁翻本书影（256-257页），此条原载《紫禁城》2009年第8期111页，杂志编辑将原本与翻版图版说明互倒。此次整理者均予改回，这是《十讲》纠正原载失误的例子。又如《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配发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牌记（171页），此条原载《紫禁城》2009年第4期119页，盖用《四部丛刊》影印底本，牌记已经坊贾作伪，将“岁舍戊辰十月吉旦”八字割裂上移；整理者改用瑞安博物馆藏本，牌记作“大明正统岁舍戊辰十月吉旦”，犹是未改前原貌。这是《十讲》替换原载书影、精益求精的例子。
也有个别几处配图，与杨先生正文原意不尽相合，建议整理者再作斟酌。附记如下，聊作芹曝之献：（1）第一讲《宋刻本》提及潘景郑先生说《新刊名臣碑传琬琰集》所谓宋本实为明翻本，良是，配图说明仍作“宋刻元明递修本”（106页），应改作“明翻本”。(2）第二讲《金刻本》提及《重校正地理新书》金刻本，此条原载《紫禁城》2009年第2期125页，配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整理者改用北京大学藏李盛铎本（138页），比对二刻，李本字体已露明刊本色，当属翻版，建议仍然改回。（3）第五讲《清刻本》提及清乾隆武英殿刻《西清古鉴》附《钱录》，明说是刻本，配图说明却作铜版印本（275页），盖沿旧说。此误由来已久，杨先生曾有辨析。《中国版刻图录》载是书，已作铜版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因袭著录。但陶湘《清代殿版书目》定为刻本，当是。此处当从原文改作刻本。（4）第七讲《抄本》论及明姚氏茶梦斋抄本，配图用上海图书馆所藏茶梦斋抄本《诗集传名物钞音释》卷端叶。按该书原名《诗集传名物钞》，曾经清代坊贾割补，卷端一叶前半系以清抄配入，已经清人改题今名，第一叶背面以下，书法饶有古趣，当是姚咨原抄。此种既有作伪痕迹，取以作为反映明茶梦斋抄本的代表，显然不够理想。涵芬楼旧藏茶梦斋抄本《春秋五论》，今归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上图藏茶梦斋抄本《诗集传名物钞》原抄以下字迹一致，系姚咨原抄真品无疑，建议配图改用《春秋五论》。（5）第八讲《批校本》提及清刻本《姜白石诗词合集》，配图说是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陈澧批（365页），恐未确。按此为清乾隆张奕枢刻本，书眉批语审是鲍廷博手校，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曾予影印，徐无闻先生撰有出版说明，可参考。建议删去此图，另寻陈澧手批原本。当然，以上几处，只是白璧微瑕。就整体而言，《十讲》的配图是值得肯定的。
六
杨先生在其生命最后阶段的8月12日，曾对向辉君说起他正在思考的一本语言学著作，大意是该书基本成型，其中颇多新见（见向辉《感岁月，念哲人：杨成凯先生开示后学》文）。随着先生在两天后遽然辞世，这本著作可能就此难见天日。同样作为未定稿的《十讲》，幸而有向辉君这样毫不惜力的学者辛勤理董，有刘彦捷女士这样富有经验的责编细心审校，最终被抢救出来。作为本书的阅读者，很应该对他们的努力致以诚恳的谢意。
有一种好书，它或许未必适合于评奖，却能于荒村僻壤的夜，点燃不知名青年读者的激情，《十讲》就属于这种书。《十讲》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专业书，听著者侃侃而言，令人忘倦。它又是一本由著者苦心热血精结而成的专业论著，经得起反复阅读。尽管笔者之前已学习过杨先生的单篇讲义，但捧读此书，仍觉如饮醇醴，如听大音。也许本书并不是先生学养的全部体现，甚至不是先生心目中本书的完美表达，但就它已经显示出的学术水平而言——排除未定稿固有的前后重复、内容混杂等干扰因素——个人以为，《十讲》无疑是中国目前已出版的、最好的古书版本学通论著作之一。可与之竞爽者，也不过一二种而已。
遥记当年笔者在京，参与评审珍贵古籍名录，工作之暇，得与杨先生讲论疑滞，研赜是非，以烛嗣日，怡然自得。今先生去世已近八年，回首前尘，犹如昨日。展阅此书，不胜人琴之感。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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