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 | 中国缺少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
文汇报：中国的语言文字太过复杂，能否简单梳理一下？
徐文堪：首先是汉字系统，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其中有一些古代的语言，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国内目前也有一批人在研究。西夏文是汉藏语，跟羌语关系比较密切。契丹文是蒙古语的一支，女真文是满通古斯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突厥语，三者有可能组成一个阿尔泰语系，但是这个问题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这三种语言彼此之间有密切接触的关系，但没有亲属关系，应该分开；也有人认为，可以归在一起，甚至有的要把日语和朝鲜语也放进去。
另外一个系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阿拉美文系统。世界上最早的字母产生在腓尼基，之后传到叙利亚。在古代的两河流域，他们的文字是楔形文字，后来又变成了古代亚述文字，然后是阿拉美文，传播范围比较广。粟特文，源自阿拉美文。古代的维吾尔人使用回鹘文，这是粟特文变化过来的。蒙古文，向前追溯是阿拉美文，甚至连清朝满文的源头也是阿拉美文。这是一个大家族。中国境内有东方基督教的文书，原来用的语言是叙利亚语，里面一部分就是阿拉美文写的。另外还有希腊文，亚历山大东征打到了印度，所以对中国也有影响。大夏文，就是用希腊文的草体写的。
文汇报：国外为何热衷于语言的调查和研究？
徐文堪：16至17世纪以后，欧洲有一批研究外国语言的人，研究包括古代和现代的语言。他们远赴其他国家地区，比如亚非、美洲。一开始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传教；一是贸易，后来变成了殖民活动。以传教为例，如果要吸引信徒，就要熟悉对方的语言，会用相同的话交流。进行贸易或者殖民扩张活动，也必须对当地的情况了解。所以，他们对于语言的调查、研究，是相当重视的。西方人信基督教，因为这个关系，他们对于非西方的语言，很早就有了解，像是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的一些语言。再往东面去，知道得就很有限，比如南亚、印度与中国。后来，他们还是来到了东方。在印度，需要学习印度的语言，包括古代的语言。那时候（在18世纪以前）就有一些欧洲人注意到，印度人使用的语言跟欧洲的语言有亲缘关系，很相似，存在一个对应的关系。1786年，有一个叫威廉·琼斯的英国人就提出，印度的语言跟希腊的拉丁语、波斯语，应该是同出一源。再往后，就有很多的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所谓印欧语 （indo-european）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实际上，把欧洲人说的话跟印度人说的话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语系。18世纪以后，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欧洲很兴盛，特别是德国，像写《格林童话》的格林兄弟就是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在英语里面，“印欧语系”的表述是indo-european family，但是德国人不这么叫，他们用了indo-germanische Fmilie这个词。直到今天，德国学者还是沿用这个名称来指代印欧语系。
18世纪以后，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欧洲很兴盛，《格林童话》的作者格林兄弟就是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
文汇报：印欧语系包括哪些语言？
徐文堪：历史比较语言学有点像生物学上的谱系化理论。根据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特别是语音，确定一种对应关系，把具有相似性的几种语言放在一起，归纳成为一类，就是一个语族。一个语族，可以归成一个比较大的语系。英语、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就是罗曼语族；俄语、捷克语、波兰语，这又是斯拉夫语族。把这些语族归并在一起，就是印欧语系。除了这些语族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语言也属于印欧语系，比如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印度伊朗语。在我们中国发现的吐火罗文，也是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
文汇报：吐火罗文的发现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件大事。
徐文堪：吐火罗文的使用时间大概在4至10世纪，地点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古代叫龟兹，内容大多数是佛教文献，特别需要指出来的是，吐火罗文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而非东支。印欧语系东支的语言包括波罗的-斯拉夫语、印度伊朗语，西方的语言都是西支。以“一百”这个词为例，西支叫Centum，东支叫Satem。吐火罗文就在中国境内发现，如果说是东支的印度伊朗语比较合理，但是分析下来，并非如此，而是印欧语系的西支。这就是很奇怪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涉及到吐火罗人是从哪里来的？吐火罗文的发现把原来印欧语系的一些结论和划分打乱了。比吐火罗文的发现晚一点，叫赫梯语，这种语言的材料更多一些，出现年代比吐火罗文早得多。分析下来，赫梯语也是印欧语系的西支。
文汇报：中国人何时开始认识历史比较语言学？
徐文堪：汉藏语、蒙古语、阿尔泰语、突厥语，也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来研究。中国人知道这样一套方法，那就比较迟了，直到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才有初步的了解。比如中国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林语堂，他们在国外留学，首先用在汉语研究上，对于其他语言，也就学一些常见的语言，英文、法文，解放以后学德文。对于世界上许多语言，印欧语以及非印欧语，往往比较忽视。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留学时其实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不可能很系统全面地进行专业研究，因此中国人在学术史上就缺少了这样一环，没有形成气候。
除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外，还有许多新的方法可以用来进行语言类型的研究。无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不同的语言之间都可以进行比较，比如英语和汉语。3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让学生写一个梦游清华园记，另外出了一个上联“孙行者”，让学生做对子。他的意思是对“胡适之”。后来，陈寅恪对这个对子做了解释。当时有一本《马氏文通》，用西方的语法概念来解释古代的汉语。他说《马氏文通》很不通，拿西方的东西硬套中国的古文，因为汉语是汉藏语系的语言，不能套用印欧语系拉丁语的语法，这是削足适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语言规律，现在姑且用传统的办法来考试。这说明他已经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观念，在当时来说十分先进。但是从今天类型学角度看，不同语系的语言也可以比较，所以陈先生之说稍微有点不全面。
到了20世纪初年，“西方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历时和共时的区别。我觉得，中国学者一直是比较被动地接受一些外国的学术思想，但是在国内也没能真正地深入研究，导致形成了很多缺门。像前面提到的，新疆有许多的语言和文字，中国人做研究的就非常少，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来补上。“文革”期间，不用说了，“文革”以后，有些进步，一些年轻人很关心这个方面，甚至出国去留学。但总体来讲，我觉得跟国外的差距比较大，因为我们缺少一个这样的传统。
另外，语言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过去的语言学（philology），可以翻译成语文学、文献学，简单说，主要研究书面文献，不研究实际交际、口语，有一点像古书的校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们理解的语言学还是philology，中研院的英文名称也是这样。现在台湾的语言学研究所用的是linguistics一词，说明了一个趋势。
“西方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文汇报：所以，研究语言的意义不局限于语言。
徐文堪：在国外，他们对全球的语言有一个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就拿“一带一路”来讲，沿线涉及到很多语言，古代的、现代的，成千上万种，而我们能掌握的，恐怕不足1%。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去国外开展经贸活动、技术建设的投资，没有做好语言的功课，是很难在当地开展工作的。我个人感到，通过研究语言去认识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个族群的起源。现代的语言学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重要的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工智能要发展，能够理解人的语义，这个距离还很远很远。机器翻译超过50年了，到现在为止，没有真正地实现突破。谷歌、百度都有翻译的功能，但仅仅是基于统计的方法，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语言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现在显得有些边缘化，而我们掌握的世界各地的语言文字知识，又是非常缺乏的。具体说来，解放前学英语的最多，其次是日语，也有人学法语或德语，学其他语种的人甚少。解放后曾一度提倡学俄语，也培养了一些现代亚非语言的人才，如阿拉伯语等，但对国外各种古代语言一直忽视。这种情况，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才有些改变。在已故日知（林志纯）先生领导下，东北师大率先成立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克服种种困难，教授各种外国古代语言，坚持到现在。又如国内最近对古典学和印度学有方兴未艾之势，这都令人欣喜。但总的来说，还是很薄弱的。
还有，现代语言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比如，要确定一种语言属哪个语系，现在就经常借鉴数学和生命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比如种系发生学（philogenetics）等等。不少处于前沿领域的语言学家都有自然科学背景，同时兼具多方面的人文素养。今年9月24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了德国学者研究史前语言的论文，用的就是多种学科相互结合的方法。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中最接近精密科学的学科，对此我们也要有充分的认识。
文汇学人 · 专题 2015.10.16
访谈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文堪： 中国缺少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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