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理论”：一桩知识传输的恢弘事件
20世纪中叶，又是一个法国思想家辈出的年代。1966年，在法国时几乎毫无交集的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和罗兰·巴特等法国学者，因为共同受邀参加一次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研讨会，而被美国学界称为“法国理论家”。在接下来的七八十年代，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相继到访美国。尽管他们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分属精神分析、历史、哲学各界，但在美国学界他们被当作一个群体来命名；他们形形色色的理论被统称为“法国理论”。
“法国理论”的旋风在美国的大学里一直刮到上世纪90年代。“几乎美国人文社科的所有领域里，都会有那么一位法国知识分子全天候与你常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埃莉亚内·达尔莫林（Eliane DalMolin）说。她是期刊《当代法国和法语国家研究》（Contemporary French & Francophone Studies）的创办者和主编之一，这本拥有近20年历史的杂志就是完全以“法国理论”为主题的。
近日，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法国文论的传播：法国、北美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达尔莫林和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授夏尔·拉蒙（Charles Ramond）一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两人都是德里达的学生，拉蒙在法国受教，达尔莫林则是在美国。“我还和德里达一起跳过舞呢”，达尔莫林笑了起来。在此特别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黄蓓老师的翻译和帮助。
“法国理论”这个词在法语里不存在
文汇报：从整体上，你们怎么看“法国理论”，怎么看作为一个群体的“法国理论”的哲学家们？因为实际上，他们都非常强调个体性，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冲突，但是我们作为外国人，会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群体，看成是同一代的哲学家。您也提到，“法国理论”这个词是一个美国发明。
达尔莫林：确实就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有着各自理论的独立个体。只是那时候有一批法国的思想家出现了。所以并不是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说他们是“一代”哲学家。他们并不是一代人，只是一群独立哲学家，碰巧都是法国人，对哲学研究有新的想法，而他们来自学术界的各行各业，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精神分析，几乎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但是，只有在他们受邀去了美国以后，他们才变成了“一个群体”，美国人为了方便称呼，就直接叫他们“法国理论家”，但是这些法国思想家们不会自称为“法国理论家”。
而“法国理论”这个词出现得更晚一些。它是一个美国来的词。拉蒙教授会谈谈这些，也就是196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见证了“法国理论”的“出世”。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邀请了德里达和拉康，当时的两大哲学家在美国相遇了。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都还没真正认识对方，但他们都受邀了，这样一来，通过美国学术界，他们被捆绑在了一起。
拉蒙：“法国理论”这个词在法语里不存在，法国人说到这个时也是用英语说“French theory”。因为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发明，一个文化现象。准确地说它不是一种思潮，而是一个时刻，一个思想史上的时刻。它正好是在这么一个时间段，这些人被聚集在了美国，他们的思想在那里能够发展、产生影响。1966年霍普金斯大学的研讨会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在这次研讨会上，德里达、拉康、巴特都被邀请了。虽然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都很不一样，但恰恰在这个时刻，他们聚集在美国。他们被统称为“French theorists”。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和文本的关系，都是非常法国式的——一方面是一种非常细致、博学的阅读，非常贴近文本；另一方面又以此为基础，提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属于阐释学传统的阅读。
达尔莫林：1968年是学生运动的高潮，学生们想要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无聊中解救出来，从戴高乐政权的庸常、保守中解放出来。年轻学生们在这个特殊的氛围下爆发了，创造了他们自称的“1968年文化革命”。
1968是一个时刻。这些“法国理论”的思想家们，都是在1966年第一次“集合”的，也就是青年学生们示威，试验性爱、摇滚乐、药物的两年之前。“法国理论家”变成了一种模式，有位学者写过一本书，说他们变成了一桩知识传输的恢弘事件，也就是说，这些在法国出生、在美国得名的思想家们，带着某种光环回到法国。这种在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知识界、思想的来来回回，是有点奇怪的，就好像一个秀一样，场面很大很壮观，像1968也是，被称为“文化革命”了。
当然，“五月风暴”那会儿，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时代，一个思想涌动的时刻。从以前那种僵滞的状态中，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想，在对自由的争取中，有新思想的创造。“法国理论”的这些思想家都是左派立场，也和这有关。
文汇报：有学者认为，美国人误读了这些法国哲学家，所以对“法国理论”这个词持批判态度？
达尔莫林：我不太确定“误读”这个说法，因为美国也有一些很好的文学理论家，法语流利，并且将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德里达或拉康研究。当然，误读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因为一旦某样东西成为一个概念，它就失去了所有的语境背景。但是有一些文学批评家，例如我早上提到的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他的学术生命都献给了法国理论家们。卡勒写了很多关于德里达和拉康的书。他并没有误读他们，因为卡勒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就写了那些书，而这些思想家们看到后觉得，这些书很好地解读了他们的思想。
所以，很可能存在一些对法国理论家的误读，这很正常，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将其学术生命的全部投入某一位特定作者身上，这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要将一位以艰深晦涩著称的学者的全部作品加以综合分析。但是我想人们都在努力，提取观点、精炼细节，总体上还是能够得其要义。
拉蒙：举两个例子。一是，德里达在美国是用英语上课，所以他比较能够融入英语世界。另外，关于德里达的翻译问题，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说她在自学翻译德里达的时候，还不到20岁，而且还不精通法语，是拿了一本法语字典在翻译《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斯皮瓦克的这个版本在被广泛使用。
德里达和斯皮瓦克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因为，一方面斯皮瓦克做了很多工作，但德里达对她还是有很多批评。德里达有本书叫《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即是他就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阐释，做出的回应。
如果加上一点创造性，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翻译的
文汇报：您认为他们的思想可以被精确地翻译吗？因为有很多概念也许是法语中独有的。
达尔莫林：我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能被翻译。我坚定地这么认为。例如，我现在正在研究的一篇德里达的著作，就是“l'animal que donc je suis”——这里面有一个文字游戏，它至少可以作三种解释。“je suis”是“我是”，根据这个意思可以把书名解释成“我这个动物”。但“suis”还是动词suivre的第一人称变位，suivre是跟随、追逐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上，就是“我所追逐的动物”。第三，这句话是呼应笛卡尔的一句话“Je pense, donc je suis”（我思故我在），那么书名的意思就是“动物，故我是”。如果要翻译这个题目，有很多需要被传达的意思，其中有很多历史的、哲学的信息。但我认为还是有一些成功的译法，特别在英文里，可以找到相似的音节，例如“the animal therefore I am / I am following”（动物，故我是/故我追寻）。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今天上午在会议上刚刚了解到，中国对德里达的认知主要是来自英译本，中国的德里达译著不是从法语原著翻译过来的。这样的话，就多出了一个步骤，又更远离了原文一些，也就是在翻译中失去了更多东西——翻译，本就要失掉一些东西，又加上一层从英文转译，就变成了“双重的迷失”，对德里达思想的阐释也就变成了第二层阐释。这对原文是一种不公平的呈现。
拉蒙：翻译成英文已是非常困难，但不是不能尝试，而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德里达有很多文字，意义非常丰富。并不是说一个文字对应一个意思，然后把这个意思翻过来就行了。因为他的很多思想都是通过文字本身来传递的，比如说他的一本书《丧钟》（Glas；或译“格拉斯”），里面用了各种各样的词，包括“gl”，这个辅音组合。而gl这个辅音组合是人在极度悲哀或惊惧的时候，说不出话、只能喉咙发紧，发出来的音。他很多次用的就是这个gl，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关于情感的书。如果不用法语，是无法传递出这个信息的。
《丧钟》（《格拉斯》）是对理性的埋葬，因为当人们说不出话来的时候，理性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达尔莫林：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在说gl和glas对任何中国人来说都很难理解的时候，我们的翻译黄蓓老师正在做这项努力，来解释它的发音和意义。所以我想总有一条路可以走得到，声音和意义聚集的那一刻。
文汇报：所以您认为，文句里的微妙含义和游戏态度，都是可以通过极其细致的翻译来传达的？
达尔莫林：你所说的极其细致的翻译，指的是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吗？因为翻译总是会离开文本的字面意义，这是必然的，不可能是那个文本的原样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从英文翻译来阅读德里达，你已经丢失了很多含义了。而我相信，如果加上一点创造性，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翻译的。
通常我们会说，要对原文语言有完美的掌握，几乎是不可攀登的高峰。但如果根本没掌握，研究工作者就永远只是接近、浅浅涉足思想家的真实想法，不可能真的透彻研究。
拉蒙：特别要强调，就学术而言，要对某一个作者进行研究，必须要从原文来阅读。这是个必要的前提。德里达本人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阅读者，他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程度都非常好，他和福柯有一段关于笛卡尔《沉思录》中拉丁语的讨论。那么这就要求德里达的研究工作者对拉丁语也要有所掌握。
作为研究者，第二个必要的条件，就是阅读研究对象的所有作品。在没有读完足够的作品之前，是不能认为自己就理解了这个作者的。所以，如果你只是读了一本书的一部分，或只是读了他著作中的几本，你是无法对他提出什么样的见解的——不能允许自己对这个作者提出什么见解，而是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文汇报：理论的全球流通，或者说理论的旅行，实际上也不是法国理论所独有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也是和美国的大学作为中介有关，然后影响波及全世界。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
达尔莫林：我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专家，但如果说到个体的理论家因为美国能提供各项便利而迁徙流动，我觉得这实际上有点是在讨论美国本身。美国就是建立在这些人的基础之上：他们被自己本来的宗教、国家或社会环境所驱离。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集合了各种独立个体的声音，并给他们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的地方。
因此，这一情况也就不仅仅适用于“法国理论”，而是适用于任何思想。当然各式思想并不一定都会去美国，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国理论”的例子显示了，在美国，任何理论都可以找到一个家、一个栖身发展的环境。
美国是一个无论你的种族、性别、宗教、生存境遇如何，都能发声的地方。你的声音可以被听到，然后返回原来的民族、国家、家庭等等。可以说是在美国这片土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法国，那些思想家的声音不是那么突出，但在美国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形成一种思潮。这个思潮不是这些思想家本人形成的，而是通过把他们邀请到美国去，美国人把他们组成了一个他们个人并不认同的思潮。这样他们的声音就集中起来了，在法国，声音则比较分散。
今天，关于边界和界限的概念都有些松动了，很多严格的边界都已消失。思想和文学一样，能够更轻松方便地旅行，而且，这一定是一种在全世界多重的移动流通——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单一的居所，而是为了让各个国家的人都易于获得。
“法国理论”在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领域都埋下了根
文汇报：2015年是罗兰·巴特诞辰100年，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图景已经大为改观了。今天，你们怎么看巴特的理论遗产？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巴特是唯一能解释唐纳德·特朗普现象的人。
达尔莫林：我没读过这篇文章，但我想，罗兰·巴特之所以是讨论美国现在这种反常现象的上佳人选，和他对文化感兴趣有关。他写了很多关于文化、时尚、神话学的书。在法国理论家的群体里，他可能是最以文化为导向的那位。当然，他也是一个写作风格极为优雅的作家，他可能对特朗普的态度比较温和。但如果是其他人，比如德里达或拉康，对这么一个政治小丑一样的人物，可能就不会那么好声好气了。
拉蒙：巴特是符号学家，在《神话学》这本书里，分析了社会很多微小的符号信息，所以你刚才说的也符合这个。
文汇报：特朗普讲话总是政治不正确，有很多侮辱性的话，但反而让他有更多活跃的空间。他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是不是“法国理论”可以解释这个文化现象？
达尔莫林：这就是所谓的媒体人格吧，他太多地暴露于聚光灯下，总是上杂志封面。他是一个大戏院里的演员，人们看他是取乐。他是选战中最没有政治性的一个。如果要解释……可能只有让罗兰·巴特复活了。
拉蒙：我不能肯定哲学的任务是对这些事情做出评价。哲学不是跟着现实走，而是在现实之前。
德里达在《电视的超声波检查》（É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这本书里，很严厉地批评了罗兰·巴特。我们在讲的“法国理论”，好像是一个思潮，但其实它的内部有很多讨论甚至争执。像德里达就是一个特别喜欢争论的人，他对福柯，对巴特，对列维-斯特劳斯，对列维纳斯，都提出过批评。这些人还都是他那个时代的，更不要说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他一个一个地批评过来。德里达批评得最严厉的是针对一个美国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 Searle），他在那本《有限公司》（Limited Inc）里，把瑟尔劈头盖脸地批判了一通，瑟尔没办法回应，就选择不回应。
文汇报：你们是否同意，法国知识分子现在的影响力衰落了？因为法国的理论现在正在越来越向内转，和巅峰时期也许三四十年前比起来。另外，现在法国还有伊斯兰问题，是不是法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对这个问题看法很分裂？
达尔莫林：“法国理论”确实已经过了黄金时期。有那么一个“时刻”，那些思想、头脑聚集在一起，现在衰落了。但它并没有消失，根基仍然在，愿景也还在，甚至是在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领域都埋下了根。因此，这一宏伟壮观的知识能量里，生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全球化又具有在地性的东西。
我不太确定你说的“法国理论”、法国知识分子影响力的衰落和现在法国的伊斯兰问题有关，也许拉蒙教授可以在这方面多说一些。我知道左翼知识分子巴迪欧是法国理论家里有最多著作被译成英文的，几乎就是他每出一本就自动翻译过去了。他是世界范围内关注度非常高的思想家。
拉蒙：我觉得这样说是不妥当的，因为在法国，德里达、福柯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法国理论”的继承者们还是非常活跃。所以不能说这股思潮已经过去了。在被称为“法国理论”的这一代人里，德里达已经去世，但没有去世的还有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之后比他年轻一点的，还有巴迪欧、朗西埃，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他是哲学家、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曾做过一个引用的排行榜，其中全世界前三名引用率最高的哲学家，就是福柯、德里达和布尔迪厄，第九名是拉图尔。引用最多的前十名里有四位是法国人，而且前三名都是法国人，说明法国思想方兴未艾。
哲学的时间不是以年代计的，而是以世纪计的，不然我们现在也没必要再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了。他们不是像明星那样，一阵一阵的，他们会持久下去。
对伊斯兰问题，法国的左派思想家确实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地位，这主要和法国的历史有关。因为这些北非伊斯兰国家和法国都有些关联，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原来是法国殖民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反殖民的。殖民的历史让法国左派思想家有负罪感，所以出于负罪感，他们觉得很难去直接批评伊斯兰教，这样的话好像把他们摆在一个殖民者的立场，或至少是一个战争的，或有等级、有高下的姿态。所以左派面对伊斯兰问题时，如何发言，说什么，就成为一个微妙复杂的问题。
专题（2016.1.8）| “法国理论”：一桩知识传输的恢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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