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 见证中国文理并体的学术杂志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 （简称《中国杂志》）中文刊名中的“科学”和“美术”，英文是Science和Arts，另一种翻译也可以是“理科”和“文科”。把文科、理科并在一起，出版一份综合性、探索性，兼有普及和欣赏价值的学术杂志，成为苏柯仁、福开森要做的事业。从近代学术背景来看，今天人们把人类知识，大致地分为文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大学里定型的。近代欧洲学术起源时按照“文艺复兴”的理想，恢复古希腊的修辞、文法、历史、法律、医学、天文、数学等知识体系，当时都用“哲学”（Philosophia）来囊括。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介绍欧洲17世纪学科体系，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区分，称“小学曰文科”，学习“古贤名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和“文章议论”；“进于中学，曰理科”，学习“落日加”（逻辑）、“费西加”（自然学说）、“默达费西加”（算术几何）。在这里，所谓小学的“文科”、中学的“理科”合起来就称为“哲学”（“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所以，在中世纪后期的“哲学”概念下，不需要区别文科和理科，至今在综合性大学体系里，“博士学位”（Ph.D.）仍然文理不分，是那个时代学术的纪念。在1923年的“理科”（科学）昌明时代，苏柯仁、福开森兼顾“文科”（艺术），在中国办一份“文理杂志”确实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
经过16、17、18世纪的“科学运动”，到了19世纪，欧洲“科学”已经建构起自己的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主张严格的学科分工，学术研究越来越具体，学术培训也越来越专业，改变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全人教育。“文艺复兴”的理想，是做像达芬奇那样天文地理、艺术人文、工程技术都懂得的“全人”（The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到了18、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型，中世纪后期到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开始分裂。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导致原属“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和专门的学问。文、理分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是必须的。1890年，美国哈佛大学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博雅（Liberal Arts）教育，把承担本科生基础教学的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和纯科学的劳伦斯科学院合并，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FAS）。“文科”、“理科”虽然合在一个学院，但学术方法各行其是。文理分科，仍然是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主流。
苏柯仁改变方针，把筹备中的科学（生物学）专业杂志，扩展为一份文理科合体的综合性文理杂志。拟定中的“中国生物学会杂志”办成了《中国杂志》，相应的是原定用以支持杂志的学会，也从“中国生物学会”扩大成了“中国科学美术学会”（The China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按《中国科学美术杂志》1923年3月（总第二期）公布的《中国科学美术学会章程》，该会“旨在推进中国科学研究的进步，并促进中国艺术、文学和哲学及类似领域的利益”，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组织。
1926年12月提供的名单，中国科学美术学会由苏柯仁任总董（President）；福开森任文科副董（Vice President for Arts）；查得利（Herbert Chatley，上海浚浦局）任理科副董（Vice President for Science）。委员会成员则加上以下人员：玛丽小姐（Miss Mary Augusta Mullikin，1874-1964，美国画家，研究中国艺术）；万卓志牧师（Rev.George D.Wilder）；伍连德博士（Dr.Wu Lien Teh）；安特生博士（Dr.Johann G.Andersson）；包达甫教授（Prof.Willard M.Porterfield）。玛丽小姐之外，万卓志、伍连德、安特生、包达甫等成员，都是理科学者，具体专业均为生物、地质学。《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在一开始有点像综合性大学的学报，文理科合刊。杂志倾向于理科，侧重生物、地质、地理学专业，但总体上还算平衡。即使是在上海，擅用英文写作，同时还能入福开森法眼的文科学者并不多。福开森不愧是老资格的“中国通”、“汉学家”，他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文科”的半壁江山。
《中国杂志》的创办，正逢中华民国科学文化事业走上正规化建设的时期，各类文化、教育机构纷纷建立。1923年1月创刊号，就开辟了一个“学会与机构”（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s）专栏作介绍，首先介绍的是新近建立的上海化学学会（The Shanghai Chemical Society）。另一栏目“教育笔记与情报”（Educational Notes and Intelligence）专门传递文教机构的动态信息。
强调文理分科，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明清以来，自耶稣会士利玛窦以降，他们在中国传播的欧洲知识，大多是关于天文、地理、历法、声光化电。他们尽了很大努力来传播的神学、哲学，并没有取得成功。相反，“汉学家”们传扬的儒家道德、政治学说，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得到了赞扬。这样，凡对中华文明有所了解的学者，包括中国自己的很多学者，自然就有了比较，认为“西学”是“重理轻文”，“中学”是“重文轻理”。清末民初一般闭目塞听的腐儒也渐渐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的说法是:中国的道德文章世界第一，声、光、化、电等“奇技淫巧”就不妨让于“西学”，他们坚持的“中学”多半就是固步自封的原教旨主义。和这些“腐儒”相比，《中国杂志》的中华文化理念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框架。这些外侨学者天然具有20世纪的世界眼光，他们主张的文理平衡，中西并重，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格局。福开森是一位参与清朝“洋务运动”的“汉学家”，他的“中华文化”观念自然不同于“腐儒”、“俗儒”。
清末民初中国自然科学的缔造，只在天文、数学等几个领域有华人（如李善兰、徐寿）学者参与，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力学、化学、电学、光学、核物理学等专业最初都是由西侨学者帮助建立的。1867年（同治六年）只做外语教学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在美国传教士学者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帮助下，陆续建立起算学、天文、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专业。同文馆比教会大学更早开办理科，是中国近代理科高等教育的先驱。然而，京师同文馆的理科建设并不顺利，直到1906年“废科举”之前，一直没有能够取代清朝“重文轻理”的高等教育。在此期间，清代经学的“考据学派”在与“西学”的交流互动中逐渐转型。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从清代经学、考据学出发，在西方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冲击下发展现代学术。这些中国式的“文科”学者，和从欧洲、美国留学回来的华人、华裔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也相当活跃。《中国杂志》和福开森认可这一群传统学者，也是中华学术在文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走向世界的标志。
视界观（2016.1.15）| 《中国杂志》：开创“文理并体”的现代学术方向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
订阅我们！点击标题右下“文汇学人”
转载本公众号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