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纸,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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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夏德元,新闻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
对话嘉宾 吴飞,《新闻晨报》特级首席记者
对话嘉宾 王晓虹,新闻学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夏德元:过去的几个月,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都陆续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影响。在疫情突如其来的冲击下,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秩序纷纷转轨,也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严峻的形势,一些新闻传播媒体做出了积极突围和应对,疫情期间多家纸媒暂时停刊,反而迎来了旗下移动平台两微一端的爆发式增长。二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吴飞:这个现象让我想起2003年的SARS疫情。SARS疫情正是淘宝开始爆发式发展、京东进军电子商务的标志性节点,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非典成就了中国的电商”。而这一次新冠疫情之后,许多线下业态再度受到巨大冲击,与之相对应的是又一波线上业态的大发展。比如,今春“停课不停学”背景下的2亿中小学生一起在线上课、许多CEO亲自披挂上阵吆喝带货的直播业……不少人乃至把2020年称为“在线教育元年”“直播元年”。但是反过来想,没有2003年的非典,就不会有淘宝、京东这样的电商巨头了吗?疫情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极端的场景,让用户去提前加固网上上课、网上土嗨的习惯。如果没有这个极端消费场景的出现,这些用户习惯的养成也是早晚的事。互联网时代用户习惯的改变,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对于媒体来说,其实也是一样。
王晓虹:我认为,这一现象说明报纸或许会消失,而新闻永不会消失。对信息的渴求是现代社会人们自然的本能,技术改变的是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以及信息源的扩展。疫情期间,新闻媒体进入移动平台受到追捧,这与特殊时期受众对权威信息的渴求有关。受众接受信息的心理有一个变化过程:纸媒时代信息是匮乏的,人们渴求信息,对各路消息来者不疑。互联网、移动媒体出现后,信息爆炸且呈碎片化,假新闻、谣言满天飞,人们被海量低品质信息淹没,受众感到迷茫。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格外渴求关乎生命安全的权威信息,新闻媒体凭借其权威性在此时集中火力攻占网络平台,是恰逢其时。
夏德元:我想进一步请教的是,疫情期间的纸媒停刊这一特殊试水,给广大报业同行带来怎样的启示?“新闻”和“报纸”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王晓虹:为应对疫情爆发,纸媒适时停刊的实践经验提示我们,网络海量信息的爆炸,催生出对权威性、真实性信息的高需求。网络不缺新闻,缺的是高品质新闻。这涉及如何把纷繁无序的信息整合在一起,把看似无关的、碎片化的、杂乱的信息用主线串联起来,挖掘出内在丰富的关联和意涵,赋予信息以意义和价值;怎样既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又保证新闻的可读性。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提供此类可靠的解读性信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过去纸媒时代,内容几乎免费,报纸亏本卖,靠渠道卖广告赚钱。现在转战互联网平台,机构媒体的传统渠道优势尽失,转而靠流量挣钱,靠什么吸引流量?靠内容,移动互联网时代是真正的内容为王的时代。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使得疫情防控期间类似《钱江晚报》等暂时停刊的新闻媒体在网络平台中更易被受众接受且信任呢?我认为,这还与受众对此类机构媒体象征符号的内隐情感有关。受众对新闻媒体的内隐情感不是基于某一次报道,而是与新闻媒体长期报道透露出的价值观形成的符号象征和符号意义有关。疫情期间《钱江晚报》两微一端的爆发式增长,与该机构媒体长期提供的符号意义真实、态度客观公正、可信度高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显性态度可通过自我报告显现,相对容易被测量,但是受众的内隐态度处于潜意识中难以被测量,是个一向被忽略的维度。
吴飞:如果有一天数字技术完全替代纸张,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就像当年纸张代替竹简、布帛那样自然而然。纸张只是一种工具,既不神圣,也无特殊意义。当然,这对于许多和纸媒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报人来说,从感情上或许难以接受。但媒介终究是媒介,解决媒介的永远是读者的阅读习惯。当然,现在纸作为介质,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如果你想一想,日常生活里你在哪里会用到纸?真正用来记录文字以供阅读的纸张,是不是正在变得越来越稀有?作为媒介的功能,电子化媒介的便利性是实体媒介所无法替代的。
疫情期间,全国不少报纸都停过一段时间的纸质刊物。报纸、报纸,“报”指的是内容,“纸”指的是媒介。“报”是第一位的,“纸”如今并不是必要的,必要的是媒体开发面对各种不同媒介的内容生产线。除了传统的文字照片之外,视频、H5、直播……都是需要尝试的内容。因为前面提到过,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如今不同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分层事实上已经形成。上了年纪、有一定文化层次的读者或许仍旧会订阅报纸,但大部分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电子设备成为他们获得资讯的最主要渠道。互联网传播是无视空间限制的,一条“爆款”的内容,甚至能够触及到数以千万计的新读者。放弃这样的渠道,就是放弃未来。
夏德元:王老师从理论层面揭示了传统媒体在新的平台上继续获得受众青睐的内在机制,吴老师则从实践层面敏锐地观察到“新闻内容”与“传播介质”之间的本质关系。两位能否谈谈这背后的深层逻辑?
王晓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受众成为原创内容生产者兼消费者,这无疑对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他们转型的绝佳机会。以此次纸媒停刊为例,几个移动网络平台存在显著的受众互动,受众成为内容生产者兼消费者。用户生产(UGC)的出现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编辑如何验证受众产出内容的真实性?这需要耗费编辑大量时间精力核查验证,爱尔兰出现了独立的专门帮助媒体机构验证受众产出信息真伪的机构。技术的进步在消灭一些行业的同时,也创造了新机会。
吴飞:我大致同意王老师的分析,但是我又不满足于这样的分析。因为照理说全球的新闻业都同处一个互联网时代,可以遵循大致相同的传播规律。可是,我们仍然会看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者“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许许多多以前耳熟能详的报纸停刊关门,关门的原因大都是两点,一是放弃了代表未来的渠道,二是做不出适合新渠道传播的内容。比如,许多时尚杂志、周刊都停刊了,上海当年风行一时的《申江服务导报》《上海壹周》都难逃这样的命运。但是《GQ》越活越好,其中《GQ实验室》公众号拥有800万的粉丝,更重要的是,《GQ》定义了一种特定的互联网时尚媒体的表达方式。即使是底子最硬的央媒,他们转型的步子之大超乎想象。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4月6日,著名的央视播音员朱广权搭档带货大王李佳琦,奉献了一场叫做“小朱配琦”的直播,为提振湖北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带货。朱广权在直播间内毫不怯场,金句频出,将他说什么都能押韵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比如“烟笼寒水月笼沙,不止东湖与樱花。门前风景雨来佳,还有莲藕鱼糕玉露茶。凤爪藕带热干面,米酒香菇小龙虾。手中金莲不自夸,赶紧下单买回家。买它买它就买它,热干面和小龙虾。”李佳琦都表示自己第一次在直播里插不上话,整场直播吸引2亿用户在线观看。央视主持人团队的素质是央视的内容核心竞争力之一,近年来随着撒贝宁、康辉、朱广权这样一批“硬核”主持人的出圈,央视的可视化内容早已不局限于电视,而是遍布于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拒绝平庸才是生存之道。
夏德元:媒体机构究竟应该从何着手,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呢?
王晓虹:科学认识“纸”与“报”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新闻媒体的移动化转型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发力:
首先,新闻媒体要从披露发生了什么转向剖析意味着什么,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移动互联网逻辑和传统纸媒逻辑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对新闻消息的诉求点发生了变化。时效性是纸媒时代最主要的比拼点,而在移动网络逻辑中,机构媒体和自媒体比拼的优势不再是新闻的时效性和新奇度。因为无论新闻媒体多么努力,永远比不上全网的发现速度,在时效性、新奇度上机构媒体其实已经不具备优势。那么,机构媒体的互联网优势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对海量混沌信息的整合和高品质的解读,也即意味着从告诉受众发生了什么,转而向受众解释意味着什么,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其次,新闻媒体的移动互联网产品在产品形态和语言表述上发生了转变。纸媒的语言是庄重的、严谨的,讲究逻辑性和可读性、文学性,“文字本身就是庄重表达”。移动平台的文字更通俗化、轻松化、戏谑化,篇幅短小,这不仅与不同端点读者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有关,也与读者在使用不同端点时的情境环境和心理需求有关。但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网络新闻消费形态存在着两种逆向需求趋势:一端是渴求解读性整合性新闻,一端是追求轻松娱乐化新闻。当然,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两点之间存在一种矛盾,即既要满足高品质的整合性解读性信息需求,还要满足移动阅读的轻松化娱乐化的阅读取向。《钱江晚报》给出了她的答案,“有用,有趣,有温度”。
吴飞:“纸”可以没有,但“报”永远存在。其实,在运营方面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许多报社,发行部原来是很重要的部门,后来发现发行量的意义越来越小,这拨人就转型去做新媒体运营。但在业内大家都清楚,大部分报社的主要营收仍然是报纸版面广告。自己建新媒体矩阵,自己运营,看似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团队不专业,许多报社要推广自己的APP甚至要靠动员记者编辑做地推拉人头。所以,未来有两个发展类型:一是有资源的传媒大力发展技术,发展专业的运营团队。处于头部的央媒,其实都在这么做,技术中心、大数据中心都已经成为核心的部门。但是,大部分城市一级的媒体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源,即使有资金在手,也下不了这样的决心。专心将自己定位成内容提供商,利用众多现成的渠道和平台发布有价值的新闻内容,这样可能是他们更有效率的生存之道。在未来的网络新时代,只需要记住“报纸”姓“报”,与“纸”没多大关系。
来源: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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