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教不出诺贝尔奖，更是在浪费孩子的生命。深度好文！

截止到昨晚，2018年诺贝尔奖所有奖项全部揭晓！依然没有中国面孔。

上一次中国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三年前。

诺贝尔奖的主旨是奖励给那些在物理、化学、医学和生理学上有最重大发现的人，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在当下，在世界范围内，诺贝尔奖仍是是所颁奖的领域内最重要的奖项。

中国作家莫言、医学家屠呦呦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分获诺贝尔文学和医学奖。两人虽然领域各异，成果不同，但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就是小时候学习成绩都不那么优秀。

莫言，小学没毕业，屠呦呦当年初中时，也只是考60分的中等生。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的主题词，是“发现”、“创新”，事实上，这也当是我们当下教育的主旨。

但讽刺的现实是，我们的教育却在为考试所绑架，考试分数成了孩子学习优劣的标志。

学习是数牛毛还是认识一头牛？

在当下，我们的考试，考的都是课本知识，其分数多寡并不反映孩子学习的全部。如果把整个学生阶段的知识体系比作一头牛，课本里的一个一个知识点就是牛毛。孩子们的学习就如同认识这头牛，只要掌握了牛的总体骨架、特征，见到这牛的时候能够认识，就可以了，至于牛身上的每一根牛毛，如果不是做专门的研究，就完全没有必要让孩子去数，

不仅浪费孩子的精力，更可能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顾此只有失彼，你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正事自然就无法去干。

如果我们单纯用考试分数测评孩子学习，就得让孩子倾尽全力去数清牛身上到底有多少根毛，数不清牛毛的根数，就无法考一百分，就得不了第一名。数牛毛教育的结果就是要么我们的孩子只会数牛毛，考个满分；要么就是再也不愿数牛毛——厌学，制造出一个差生。

以考试、分数为目标的教育，就是把教材知识全部刻进孩子脑子里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把教材当成“例子”，让学生学会“渔鱼”，而是把学生的大脑当成硬盘，将大大小小的“鱼鳖虾蟹”全装进去。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只不过是个会呼吸的电脑，知识再多，也只是机械的旧知识、死知复合，不会“发现”，没有创新，就像“书本里种不庄稼”一样，考试的分数再高也不会堆出诺贝尔奖。

你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

可能是在浪费生命

我们来认识一个下面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中村修二，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

1. 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 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 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他曾经犀利地抨击了当下东亚的教育体制：认为当前整个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是在浪费生命！我们来看看他的观点：

你习以为常的教育模式

还停留在19世纪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 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1. 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 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 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 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扭曲的现代东亚教育

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举模拟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而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考试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一年一度的考试。

复习，是扼杀学生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 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

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十七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

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

所以东亚国家的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

物质稀缺匮乏心态下的教育

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

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阶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

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当下的教育制度

和工厂流水线没什么两样

在二十世纪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

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

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

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东亚的教育体制，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

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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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田妈，责任编辑：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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