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姚洋：​“双减”可能好心办坏事，教育差距反而被拉大

   来源：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

上周，我们推送的一篇吐槽浙江首考（首次高考）题目难倒考生的文章，被读者热议。👇👇

甚至有些大侠认为，这篇推文在反对双减，贩卖焦虑，认为高考题目难和双减没有关系。

其实，作为一个小学生家长，对双减再期待不过了。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天天关在房间里刷题？哪个家长不喜欢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阳光下奔跑？

但是，看到高考难倒一大片的现状，又怎么敢“减”？

除非家有天生牛娃？

或者娃“天赋异禀”能搞个无人自行车发明去获个丘成桐科学奖？

一个新教育政策疾风骤雨不惜代价地全面推行，影响的是一代孩子。作为家长，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成为成为那个“代价”。

探讨和思考“双减”是否真的能促进教育公平，真正为孩子减负这个问题的不止有家长，一些顶级的教育精英人士也是思考这个问题。

近期，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举行。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在“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发表演讲，就提到：双减，可能好心办坏事。

下面就将姚教授的演讲精要分享给大家，供思考。

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 姚洋

教育跟共同富裕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不太理解。教育与共同富裕的根本关系在于教育是富裕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只要不是靠着石油等自然资源富裕起来的现代经济体，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发挥，都是知识和技术造就的经济增长，而知识和技术都以现代化的教育为前提。

因此，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既然富裕的关键是教育，共同富裕的关键当然就离不开教育公平。

就我们目前的教育情况，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尽管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在提高，但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仍然没有缩小，情况依然非常严重。

我们根据CFPS的相关数据，得出关于教育流动性的一组研究结果也很能说明问题。比如，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教育与其父辈所受教育之间的相关性约为0.6，应该说相关性非常高。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这一相关性已经降到0.35以下，应该说相关性已经非常低，甚至低于当时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教育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其教育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重新上升至0.5以上。这样的一个U型大回转，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这些数据说明教育的城乡差距没有缩小，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流动性在下降。比如，在现在北大学生中，父母双方都是农民的比率已经非常低。

我每次上大课时都要做个小调查，满足上述条件的学生占比大概在1%-2%左右。当然，这限于我教学的班级，可能有标本的偏差。然而在我上学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一占比能达到三分之一。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双减”可能治标不治本。雷晓燕老师的研究成果也说明，“双减”落地后，部分高收入群体的家长开始聘请私教。然而低收入群体家长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教育差距反而在无形中被拉大，我们的政策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制度入手，从中小学开始入手。目前，高考仍然是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种客观事实暂时无法改变，但各地都在积极地落实一些有益举措。

比如江西省在降低考试难度的同时，增加了考题的数量，这样的考试其实是在考验人的智商，与知识掌握程度关系不大。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减压。

以上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解决这一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我看来，可能要等到我们大学入学率达到80%的时候才能解决，而我们现在的入学率还不到60%。

关于如何缩小教育差距，姚洋提出了两点，一是普及高中教育，二是改革大学收费。

在现行选拔机制（比如高考）短期内不会有所变化的前提下，姚洋认为“中小学就别选拔了”，普及更长时间的教育，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有财力的地区，比如浙江，可以直接普及12年义务教育，把3年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地区“可以把小学缩减到5年；初中和高中一贯制，从6年缩减到5年，也别中考分流了。只增加一年的义务教育，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大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

图片来源：摄图网_500606499

对姚教授的观点，你怎么看？留言区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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