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00字大纲到一部剧集的诞生|《双探》总制片人肖乾操

“我觉得是命，让我错过‘孩子’的‘毕业典礼’。既然命运这么安排就接受它。”

肖乾操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表示遗憾。他即将错过第二天的《双探》影院超前观影和媒体见面会，原因是他身体的某一项指数的指数差到“医生命令”必须马上住院。

采访完的第二天，他发来一条微信：“住院太无聊了，不过可以看剧本，欠了一堆可以还了。”

“敢拼”是对他的第一印象，回想他的经历不难会有这样的感觉，从做《白日焰火》幕后纪录片导演进入电影圈，在拍摄过程被任命为制片，到后来做制片人操盘的第一部影片《暴雪将至》，拉着剧组来到自己的湖南老家，制作了一部几乎全程在下雨的片子。“这是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节奏完成的作品。”

拍摄完《暴雪将至》，他意外的接到了段奕宏的合伙邀请，“段老师抛出橄榄枝，我是诚惶诚恐的，合作《暴雪将至》的时候，他的标准极其高，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但同时也会受到鼓舞，老段都敢干，我有啥不敢干的。”

老肖与老段

创立公司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双探》。说到这个项目，他精神为之一振，老肖对这个“孩子”的热忱，让我看到的第二印象是“热烈”。

闲聊中说起家中还有2万张碟片的库存，是当时北漂的经历，他一度成为购物网站上的金牌店主等等。他对自己追求的东西的有一种热爱到热烈的程度。

87年出生的他，在业界是非常新锐的制片人，而能让他七年四部作品，更进一竿，我看到的恰恰是“敢拼”和“热烈”。

*以下内容来自肖乾操的自述

1、

我一直定位自己是“研发型”制片人。

一个项目怎么把它拍出来，之前一步工作是什么？是“拍什么”。

“拍什么”很重要。要在很早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要拍什么是有意义的，是能唤起大众情绪的，或是能代表时代发声的，它凭什么能被观众喜爱，凭什么在影展上有竞争力。

可能花费很长时间才做了一个关于拍什么的决定，拍什么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整个制片人工作的50%，剩下的精力才是怎么拍，怎么卖。

《暴雪将至》杀青照

“拍什么”就是研发型制片人在项目之初，要承担起真正意义上的策划工作。

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和新导演合作。我首先一直认为我依然是个新制片人，渴望与新导演们共同成长。制片人和导演这种共同成长的关系还是蛮重要的。

我曾在采访中提到“不做导演的保姆，也不做资本的奴隶”，其实要说的就是，如果制片人和导演是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关系，这种组合可能难以长久。好的关系一定是互相启发，互补和依存的。

而“不做资本的奴隶”更多的是说，不盲目的跟风。这个行业需要资本来激活，但资本也需要新鲜的表达，制片人则需要有准确的判断力。

制片人一脚踩在创作上，一脚踩在资本上，作为两者的关联方和枢纽，要做好两边的“翻译”工作。不能让资本觉得项目失控和不安全；也不能让创作外的“杂念”过分干涉创作者。这恰好是一个称职制片人的基础工作。

所以做《双探》的时候已经不是生手，算是一个“重犯”了。

《双探》的制片人之一陈宏有一个多年的编剧朋友，他很喜欢悬疑犯罪类题材，家里也是警察世家，大量的耳濡目染后，想写一个关于“文明与荒蛮”、“原罪与救赎”主题的故事，他就是《双探》的编剧贾长安。

勘景照片

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拿到的故事大纲最多不会超过3000字，一个3000字的故事演化成16集的剧集，是很漫长的过程。

我们当时看重高密度的精彩内容，还有一种气质和风格上的塑造。

17年开始，犯罪悬疑类剧集有了很好的发展，看到同行做的剧集也会给我们激励。在合适的时机，遇到好的文本，我们也想迈出剧集制作的这一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双探》的筹备。

片头与勘景

19年1月在大部分主创还没确定的情况下，我带着制片团队，沿着中朝边境，好好的走了一遍。东北不是我们以为的下了雪就萧瑟凋敝的样子，我们沿着边境一路北上，到了延吉，被它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观和千里冰封的林海雪原深深吸引。

后来跟同是延吉人的导演费聿竹讨论，多次聊起这个地方的人文、风俗、景观，我们都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

随着团队仔细的论证，我们确定了延吉乃至整个延边州作为拍摄地。而剧本也是随着这样的勘景在不停的丰富，制片筹备和剧本创作有一种相互交织生长的感觉。

制片人在前期首先要激发主创对这个项目的喜爱，有了喜爱更容易打开大家的想象力和才华，精力和能量。在创作的中后期，要去提升项目的安全性，使所有的才华在安全的范围内绽放。

制片人很像一个放风筝的人。风筝可以放得很高很高，但是不能让它脱线，快脱线之前要提醒大家。我们的高度要恰到好处，再高可能别人看不到，太低了则会觉得太拥挤。

老段有一个理念影响着所有人。如果说一个剧组就像一艘行驶的大船，每个人都应该是增加这艘船动力的人。

在剧组工作中，工种很细，但工作方向的选择不是按照咖位大小而依次排序的，大家需要不吝于贡献自己的才华和建议，也要很乐于接受别人的质疑和挑战。

这样论证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但一定不会是最坏的结果。所以，这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默认的一种工作方式。

2、

我跟First很有缘分，与《暴雪将至》导演的相识是在2015年的创投会；《双探》导演之一费聿竹，我看过他18年入围First主竞赛单元的处女作《冬去春又来》。他拍得细腻动人，我看到了他的潜力。

而陈宙飞导演我们认识挺久的，他一直在和中国的各大导演合作。我们很多场面特别需要经验来完成，经验意味着不会出错，意味着效率。

而且在极寒天气下来拍摄，效率会变得很重要。我们在延边拍戏的时候，白天日照时长很短，下午三点半太阳就开始落山了。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戏可能要两个组来拍。

他们的工作完美互补，在监制的高要求下，他们做到了我们预期的想象。而且总体的周期是控制住的。

《暴雪将至》剧组在东京国际电影节

说到演员的选择，老段作为监制都要亲自过目。18年我们《暴雪将至》参加金马，同一届大鹏的短片入围，包括曾美慧孜也提名最佳女演员，我们在欢迎晚宴上坐的很近，有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回京后我们开始了项目的接触，他们被剧本的故事和风格所吸引，迅速并愉快的加入了我们剧组，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曾美慧孜接下角色后，开始练习射箭，她说要让自己的肌肉习惯这一切，一个守林人需要有强悍的体魄。

我不想说制作一部戏有多么困难，每个戏都有它要面临的问题。制片组就是要当机立断下决定，以及迅速安顿好所有事情，让拍摄顺利。

我们在开机11天左右，老岭（剧中雪原外景）开始下雪了，而且只能在那个阶段拍，因为如果再下，雪会积到3、4米高，去晚了就没有拍摄的可能性了。于是我们马上做出转场决定，整个组转移到老岭。

当时我们住在8个酒店，剧组人太多，我们根据项目需求安排三拨人分别住在山上、山腰、山脚。山上是演员，方便妆发与开工，山腰就是造型等组所在的地方，山脚下就是我们制片组和摄影组，方便每天开筹备会。

勘景照片

我们买了非常厚的行军级别的帐篷，再用功率非常大的热风设备放在帐篷里供大家取暖。

吃饭的时候就是几十号人同时吃，而且分批进帐篷用餐。帐篷里能同时容纳七八十号人，我们分4轮饭点，轮着来吃，先吃的吃完的先去准备下面的工作，科学安排，我们提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羊肉，吃什么浑身发热，我们就做什么。

保暖保温是必须要做到的，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大家是无法正常创作的。我要尽可能降低因为外力、外界带来的困难，影响到我们的创作。这也是老段一直强调的，保障安全，保护创作。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因为在入行时就遇见了靠谱的影视人作为领路人。

我之前是拍纪录片的，在《白日焰火》剧组是做纪录片导演。这份工作很有意思，我基本可以去剧组的所有地方，能非常近距离的观察所有人的工作方式，如果恰巧是个有心人，他们的工作方式会对人很有启发。

加上当时我的领导万娟女士有心提携，问我想不想在现场多做一些工作，于是我误打误撞接触上了制片工作。期间我看到在无数次艰难的选择中，他们的权衡和思考。

《白日焰火》的剧本刁导写了8年，而且从三个角色的视角相当于把剧本写了三遍。多年没有顺利推动的原因其实是资金问题。而制片人如何运筹帷幄把它拍出来，中间有很多次重大决定。

柏林电影节颁奖舞台

这是在我做完几部片子之后再去回望，才能真正感同身受和理解到当时他们顶着压力做出那么多了不起的决定，都是关于“拍什么”和“怎么拍”的决定。

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是比较“新”的制片人。经验上还需要加深，但从另一个维度上说，我希望保持这种“新”。

我害怕有一天人家拿剧本给我，我脑海里第一的不是创作相关，而是关于这个项目的制作、资金、审查等等该怎么做，实际上会有可能陷入某种经验主义的局限。

选择的故事还是要从本质上能触动我的。

“触动”分两个层面，这个故事和人物放在哪个年代都是有感染力的，是经典的。我们为什么每看一次《霸王别姬》都会热泪盈眶，我们又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因为它符合戏剧的规律，情感足够浓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第二个在当下，我们在完成经典叙事的同时，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能够叙述当下时代的得失，和当下时代的脉搏同频，跟上时代呼吸的节奏，引起更广泛的共鸣。

这是我们选择故事的标准，说起来很简单，做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每一步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在执行的过程中，还需要让它不能走形，每一步都要判断哪一个方向才是真正属于它的。

所以说句贪心点的话，我们想做既经典又当下的片子，实话实说是很有难度的，但它同时值得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

出品：视相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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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统筹：姜大噪

声音创意：李荟莹

采访、撰文：姜大噪

编辑：由之雅

项目统筹：Ada、Dylan、Jenni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