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十大民望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罗天昊国与城    ID：Luotianhao99

大势将至，未来已来。

改革开放接近四十年，无论是全球环境还是国内时局，都孕育着面四十年来最剧烈的变局。全民亦对新的时代，怀抱新的期待。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激荡风雷激。

在中国已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向回归全球之巅冲刺的关键时刻，中国即将迎来四十年来最紧要的一次大会，这是一个巨变的前夜。整个国家，各个阶层，均在寻求未来之路之道。

代表谋于朝堂，民间龙战于野，经过广泛的民意探访，汇聚十大民望，国家不可辜负。

    （1）      实现社会公平

民众之望，首在公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曾经激发出巨大的活力。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更为美好的未来。

当下，社会的公平性日益被怀疑。

在财富领域，很多人的财富不来自身努力，而来自出身、特权等因素，对于机会不公的痛恨，引起了广泛的仇富。

在社会阶层方面，中国当下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最危险的是，中国形成了一种庞大而复杂的“新底层阶层”，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失业大学生，部分落魄的中产与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

在就业方面，“拼爹”替代了拼能力。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官员后代更容易成为官员，穷人的后代继续做穷人，代际遗传逐步加强，“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不公易开始蔓延。

　　目前，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仅不到20%，同时，很精英阶层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起点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以前穷人子弟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当下，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肉，是知识资源的严重错配。

　　社会不公不仅破坏了中国梦，也造成了全民的理想与信心的丧失。相对少数移民海外的人，留守国家的13亿人，希望在哪里？

国家必要以公平为基石。个人前途归于才华与努力，而不来于血统与依附，个人财富来自市场与竞争，而不来自践踏规则，个人荣耀来自于贡献与美德，而不来自权位与金钱。

中国急需造就普遍之公平，铸就普遍之希望。

    （2）实现共同富裕。

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不可食言。

贫富分化，触目惊心。 2016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5，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招商银行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　占总人口仅1‰的158万千万富翁，持有的资产达165万亿。几乎等于GDP的两倍。中国作为穷国，成为富人最多的国家，且财富极度集中。同时，部分人的财产来自腐败与特权，造就了广泛的不公。贫富对立情绪严重。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

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但共富并非“均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比如高额遗产税等。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时，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更多藏富于民。

从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言，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占人口 80%的平民阶层，为国家之根基。中国已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仍是一个以穷人为根基的国家。

从道义和责任上说，执政党的当年其以工农起家，后来逐步建立最广泛的阶层联盟，但是从其本质而言，仍需要以劳动大众为根基，也就是以第三阶层为根基。既激发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活力，又兼顾第三阶层的公平与权益，。

有趣的是，基尼系数与消费能力有内在逻辑关系。过去十年是中国基尼系数最高的时期，2008年达到顶点，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2009年下降到最低点，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整肃贪腐，打击政商勾结，基尼系数下降，消费能力也上升。

贫富悬殊的危害在哪里？富人消费多落脚到国外以及奢侈品市场，对于大众消费拉动作用不大，财富也没留在本土，而平民财富不足，也制约了大众消费，最后，贫富悬殊导向消费不足。

共同富裕，不仅是道义要求与国家使命，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

（3）落实核心民权

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但是在当下中国，民权的落实，却存在种种不足。尤其是财产权和人身权方面，整个社会痛感非常强烈。尤其是弱势群体。

财产权方面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土地确权，城市被拆迁户利益，民营企业家财产保护三个领域。

在农村，矛盾主要在于征地拆迁补偿不足，暴力拆迁和暴力抗拆互为因果，纠结难解。同时，农民土地权不明确，导致无法实现经营规模化，而且土地财富无法变现，禁锢了农民财富的流转，导致了农村凋敝。

在城市，十几年来，因为暴力拆迁而闹出人命的事件，触痛了整个社会的神经。

民营企业家财产安全问题，也成为巨大社会痛点。不规则的各种收费，各种管制，乃至对于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的直接侵害，引起了这个阶层的巨大不安。

人身自由权的最大痛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户籍管制以及背后的教育，社保等公共资源的巨大不公；计划生育造成了巨大人口和家庭危机。

户籍制度，是横亘在国民面前巨大鸿沟。而在户籍制度背后，附着两大核心权利，一个是教育，很多大城市都变相限制外地人的孩子上学，北京甚至拆除了不少民工子弟，同时提高了外地孩子上学的各种壁垒。一个是社会保障。城乡之间，各个城市之间，社会保障巨差别巨大，两个退休官员的退休金，可以抵上100个体制外的老农民。

人身权方面的另外一个痛点，是强制性的计生。在过去几十年中，强制性的一胎化政策，曾造就了无数社会和家庭悲剧，当下虽然废除了一胎制，但是，计生还未彻底开放。

在十九大前夕，国家颁布了新的民权法典，含义深远。

振兴民权，大势所趋。也是实现民有和民享的人间正道。

（4）推行适度福利

高税收，低福利，万民疾苦。

福利权是全球公认的国民基本权利。

北欧国家自不必言，实行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其社会结构以中产为主体，基尼系数不到0.3，收入差距小，瑞典最穷的贫困人口，年收入约10万人民币，在中国算小康。安徒生童话中被冻死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从此不再存在。

美国等竞争性市场经济国家福利稍低，但奥巴马医改之后，起码在医疗方面实现了广泛覆盖。而且美国穷人发放食品券，没人饿死街头。

中国福利状况，正如著名学者秦晖所言，是负福利。福利分布两极分化：体制内利益阶层享受超高福利，体制外几乎无福利。穷人的养老、医疗几乎无人管。冻死饿死街头的事情时有发生，因为疾病而全家致贫的事情也经常出现。

赋税比欧洲高，福利比非洲低，这是邪路。中国未来需要实行适度福利。

很多人担心中国提高福利或增加赋税，这是误读。

为什么中国福利低税负却高？利益集团消耗了太多了国民财富。减税的关键，是减少利益集团的超高福利。

最坏的选择，是一边压低穷人福利，一边却纵容利益集团。

已经高赋税，再来减福利，这是欺民众。

中国的适度福利政策应有两大特征，一是结构，遏制权贵的高福利，增加穷人的福利。二是总量，从“负福利”走向适度正福利。

不奢望北欧国家的高福利，但好于当下，四大底线：不要饿死人，不要冻死人，不要读不起书，不要因病赤贫。

适度福利至关重要，部分人拿福利过度的国家来套负福利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竟然还反对福利，这与禁止一个饿昏的人吃肉以控制高血压一样愚蠢。哈佛大学的研究已证实贫穷和忙碌将降低人的智商。

适度福利对于社会有三大激励作用。一是适度闲暇，国民工作效率更高。二是不用为生存所迫而扭曲职业，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三，提高文化与技术水平，创造更好效率。瑞士失业人士可以在国家资助下读完大学，保证了全民的素质与活力。同样，中国未来可以有穷人，但不可有痴人。

（5）建成包容开放之国

大国之器，开放包容。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遥望国家复兴，已闻涛声阵阵。在此关键性时刻，考验中国未来能够走多远，关键在软实力。

开放包容，有两大衡量指标，一，人口是否多元？二，思想文化是否多元？

能执全球牛耳的国家，必有开放、包容、活力的社会特性。有多元的人口和文化。千年前的大唐，千年后的美国，都是如此。纽约，东京，首尔等均为著名移民城市。中西融合的香港成为亚洲创意中心，“东方好莱坞”。国内的深圳、广州、杭州等重镇都以开放著称。

对包容社会伤害最大的是户籍制度，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歧视，戕害了国家的开放精神。2016年北京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38%，堂堂大国首都，流动人口至少需要占50%以上才及格。又是限制外地孩子读书，又是限制外地人买车买房，北京是谁的首都？

开放多元的国家，各种新思想、新创意不会轻易被排斥。容易打破利益之争，减少内耗，改革更容易推动。富有创业创新精神，充满激情活力。

思想文化的开放，则是隐性的。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就不可能培养出创新精神。中国当下要实现制造业升级，实现技术突破，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同时，思想文化不自由，社会将严重缺乏宽容，狭隘与仇恨流行，唯有开放包容，才能造就社会的包容和对他人的尊重。

对于国家来说，没有开放包容，就没有创新精神。

对于国民来说，没有开放包容，就没有自由幸福。

有包容个性的气度，才可造就善于创新，刚健独立，自由幸福的民族。

（6） 立善法，行善治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法治的缺失，使中国社会乱象丛生。民众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人身和财产被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整个社会缺少诚信，举国皆骗，社会失序，道德崩溃。人人惶恐，民心不安，“上层逃离，中层逃税，底层逃票”。

中国的法治之失，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良法和善法，法制不健全。

最近几年，非法传销导致众多青年被打死，非法集资导致众多家庭破产，苏亨茂被逼死事件也使婚骗浮出水面。法治的不完善，使很多边缘化行为难以被制约，在社会经济和信息传播巨变的当下，法律已严重滞后。尤其最近几年，各种金融诈骗手段翻新，花样百出，竟成法外之地。而各种造假侵权，也几乎被纵容。于正、郭敬明等的抄袭剽窃行为，公然横行。毫无惩处。

各种恶法的存在，也严重伤害社会公平。户籍管制，拆迁条例，收容教育等，弊端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源配置与民众自由。伤害了民众利益。

二是法治资源的畸形布局，法不亲民，

日本人河源启一郎在中国自行车丢了，报警之后马上就找回来，而本国民众，很多时候被盗被抢，却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高官富人出事，国家公器热情服务，普通民众受到损害，国家救助则姗姗来迟。法治资源分布严重远离普通民众。

三是权贵阶层对于法治的破坏。

部分权贵子弟横行霸道，一直到舆论高度关注，无法遮挡的时候，才能得到惩治，在这冰山一角背后，有多少没有被制约的权贵？

在市场中，依靠特权与垄断致富，权钱勾结的现象，也没有完全被遏制。民怨潜伏，仇富仇官暗流汹涌。

建成法治中国，也需要改变这三个领域。

完善良法善法，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有效惩治恶行。废止恶法。让民众有安全感。

国家资源，更多向平民倾斜，法律不光为富人和权门服务，打造平民之国，大众之国。

先治官，再治民。严治官，宽待民。制约权贵，打击权钱勾结。

（7）要金山，也要青山。

左手青山，右手金山。

此前，中国经济一路狂飙突进，唯GDP主义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雾霾区高峰期影响范围达17个省市，超过国土面积的7分之一，形势严峻。

在国家层面，五大发展理念中，已经将绿色发展列入其中。知易行难，最难破解两难的，是落后地区。

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第二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第三个境界，看山仍是山。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看起来似乎一样？但是，刚出生的婴儿，与人生经历五彩缤纷的垂老之人，生命过程截然不同。

中国的发达地区正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转型，从有金山无青山到金山和青山都要。很多后发区域仍处于“看山是山”的阶段，对穷人来说，繁华世界比青山绿水的吸引力大多了。

要发展，还是要环境？这是欠发达地区的两难选择。

关键是要有“底线思维”，后发地方确实不能喝西北风，要快，但是，不能打破生态环境的极限。不能把江西、贵州这些地方，搞得跟北京一样雾霾重重。

从2011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9.2%、7.8%和7.7%，同期的单位GDP能耗，则分别减少2%、3.6%和3.7%，呈快速递增趋势。经济慢一小步，环保快一大步。

此外，如果要保持生态环境，国家能否负起责任，补偿做出牺牲的地方？例如，南水北调中线的起源地，国家的补偿到位了吗？北京出血了吗？大西北江河源头实行严格保护的地方，是否也补偿到位？

金山代表现实，青山留给未来，保持现实与未来的平衡，经济与环境的平衡，积极进取与敬畏底线的平衡，方为正道。

（8）建成阳光市场经济体系

政商结盟，国之大凶。

十几年来，中国出现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财富的创造机制，出现了畸形。部分人财富的获取，并非来自劳动与才智，而是来自腐败、垄断和特权，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最坏的选择是权贵市场经济，用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

这种半吊子市场经济，最容易产生腐败，在中国的改革后期，权力对市场干预回潮，权力寻租现象严重，政商勾结已成虎狼之患。政商勾结的重灾区，多为权力垄断领域，以及半开放行业。最显著的就是能源、地产与金融行业。

政商勾结隐含着两大致命缺陷， 一是不公平竞争。得到了权力的倾斜和照顾的企业，实际上侵害了潜在竞争者的权利。扭曲了市场，伤害了公平。二是将政治家和商人都推向了不义的境地。韩国总统和大财阀多数不得善终，中国一样，每个倒下的徐明背后，都有一个腐败高官。同样，每一个倒下的仇和式高官背后，也有不法商人的身影。

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让财富远离权力，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软着陆。腐败让人痛恨，何尝不让人痛心？商人得利时虽可心，卑躬于权力时又何曾甘心？

权贵资本主义非正途，中国需要阳光市场经济。

国家号召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了亲商与清商的问题，既要为商人服务好，也要适当划分政商界限。从政策和立法两个方面抑制政商结盟。

政策措施包含三个方面。

一，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同时，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

二，逐步抑制政商结盟严重的一些行业。比如地产和金融投机行业。

三，严格界定政治与商业的界限，立法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使公民不用惧怕权力，不用依赖权力就能保全合法财产。依靠智慧与汗水就可致富。

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9）为民立心，文化革新

浊世滔滔，人心迷失，文化自信，定海神针。

部分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希望国家更多接受西方文明，甚至部分激进者主张全盘西化；部分人则希望复兴国学，官方在某种意义上也倡导了马克思加传统的混合文化体系。

在中国即将重返巅峰之际，国人将以何种文明立心，成为一个突兀的问题。

百年前李鸿章说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中国不仅从器物与技术方面开始落后，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也第一次开始了落后。部分国人也产生文化自卑情结。

文明的边缘，往往成为变革的肇源地。同为儒家文化圈，边缘的日本，韩国甚至越南，改革相对容易。中国作为固有的文明中心遇到的反弹强大，改革更为漫长和艰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和再造，百年来的中国梦，不仅是独立富强之梦，亦是文明进化之梦。

中华文明也存在独特性。西方文明称霸时期，未被彻底征服的传统大国，唯儒家世界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土耳其。危而不倒，一定隐藏独特的基因。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破产，亨廷顿认为未来将有多种文明冲突并存。西方文明并非永久代表最高文明。也并非尽善尽美。911的发生就是西方文明不兼容所导致的悲剧。欧美各国近年社会问题重重，战争动乱不断，也昭示其内生危机。

中国背负数千年传统，融合现代是一个巨大挑战。土耳其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成为伊斯兰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中国比土耳其更大，如能够探索出一条古今融合的新路，必造大功于全球。

上世纪90年代日本 “新东洋学”盛行，鼓吹文明中心从西方重新转移到东方。中国不应象日本一样鼓吹“中国中心论”，最灿烂的文明都是碰撞和融合的结果。

复兴是新生而非复辟，融合中西，取各自精华，方可完成文明涅槃，老树发新芽。形成博大恢弘的新文化。

实现文明的嬗变与更新，方可重朔国民心之力。造就刚健自信之国民。

（10）有牺牲精神的国家领袖

李显龙特殊时刻访问中国，在秋天的深处，两大华人国家的相遇引发了广泛疑问：新加坡和台湾都是小经济体，华人世界的当世领袖，是否可以超越光耀先生和经国先生，引领大国大邦走向现代文明？

文明更替，国运变化，内部社会矛盾集中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有具备牺牲精神的人，带领国家走出历史的荒原。

当年，亚伦作为犹太领袖之一，带领犹太人走出了埃及，但是，却纵容民众堕落，铸金牛作偶像。民众不信正道而拜物。

他将国人带出历史的荒原，却默许众人拜金牛；开启了一个拜物而失去信仰的时代；民众还没有抵达流奶与蜜的圣地，最肥的公羊祭品却落到少数贵族祭司之手；他曾在民众饥寒困顿中求得甘泉，却无法窥探更久远的未来。

大族的领袖，必另有其人。亚伦难堪大任，时代呼唤摩西。

毋庸讳言，当世也有不少手握大权的人，善谋私利，却罔顾天下人的疾苦，权柄荣耀和金钱享受都要，贪婪且猥琐。这样的传统政客，未来必被摒弃。

中国需要新的领袖，为民众立约，求天下公平与人间法则，引导民众走向德性的领袖。

中国需要有牺牲精神，敢于为时代担当的领袖。成大事不必在己。在有生之年或许都无法获得现世的荣华，但正如摩西，终身都没有进入迦南地，把责任和过错留给自己的一代人，但却把希望留给了后辈。

引领国家走向未来，为最多数的民众福祉燃烧自己，才有资格做中国的领袖。

不要善于算计自我利益的政客，要勇于牺牲的大政治家，超越经国先生和光耀先生，立极于当世。

（结语）

民心澎湃，犹如大海波涛。

倾听民声，顺应民意，才能赢得民心，凝聚民力。一个有担当的国家，必尊重最广泛的民愿，必谋求更久远的未来。

——往期经典回顾——

罗天昊国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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