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枪一样的照相机”揭开“铁幕”后的往事
原题为《封闭时期的苏联往事》
“击敌”，1944年，摄影记者阿纳塔莉·艾格罗夫（Anatoli Egorov）拍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苏联政府要求所有人都要拿起武器为保卫“苏维埃母亲”而战，新闻摄影也绝不例外。这张照片描绘了硝烟四起的战场上，苏军下士Stepan Vasiljevich Ovcharenko在车上用机关枪扫射敌军。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师艾格罗夫在二战的战斗中负伤，也成为了英雄。
“洗澡中的无家可归者”，1927年，阿卡迪·夏科特（Arkady Shaikhet）拍摄。这张照片属于苏联早期纪录片风格的摄影作品：孩子面容肮脏，在同样肮脏的环境中洗澡，一副勉强配合的模样。照片似乎展示了那个苏共新政权鼓吹自信和理想的时代社会角落里被忽视的一面。摄影师夏科特日后声名显著，1917年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才19岁。在军队中服役归来后，夏科特于1927年创办《苏联摄影》杂志，即此组摄影作品日后刊登的平台。
不过苏联体制在它存在的数十年间并非一成不变，铁幕曾经历过开启和关闭，硬土也曾遇见松动和萌发。管制严厉的特殊环境中，文化也曾有过高涨的革新冲动、暗地里的触碰突破。
当以“看见生活，看见世界”为创立宗旨的美国著名新闻摄影杂志《生活》（Life）在西方世界畅销时，苏联也拥有过一本重要杂志，名为《苏联摄影》（Soviet Photo）。这本杂志记录了从1926年到1997年间的摄影作品。莫斯科卢米埃尔兄弟摄影中心（The Lumiere Brothers Center）曾经举办了一个摄影回顾展，展出了很多这本杂志的照片。
“开始”，1959年，摄影师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夫（Vladimir Stepanov）拍摄。1950年代后期，斯捷潘诺夫开始拍摄“开始”系列摄影。这张照片展示了一款新生产的相机。经历过二三十年代的活跃氛围后，苏联文艺的铁幕渐渐收紧。摄影工业除却二战后自德国运回的大量原材料生产出一些好东西外，其后每况愈下。到了1990年代，苏联制造的胶卷极其简陋，甚至没有塑料包装筒。斯捷潘诺夫说，他第一次拍照片是在1957年。当时年仅17岁的他正在少先队小组学习摄影，虽然相机很便宜，但是他却拍出了自己想要的照片。
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格鲁吉亚的一个集体农庄共进午餐，1963年，摄影师瓦西里·艾格罗夫（Vasily Egorov）定格下这一瞬间。当时，一度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刚过去半年，卡斯特罗在苏联全境旅行了38天之久，在当时外国领导人访苏中实为罕见。这次外交对话得到苏联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宣传。赫鲁晓夫颁发给卡斯特罗金星列宁勋章，以热情的语言歌颂卡斯特罗，“普罗米修斯把永恒之火传给了人类。你，为了自由而战的勇士，把十月革命的圣火传到了西半球。”
这些摄影反映了苏联几十年的摄影进程，堪称苏联的摄影编年史。苏联的优秀摄影家们留下了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多样且富有不同创造力的作品。其中一些摄影师堪称苏联的艺术先锋，他们的摄影作品展现了前卫和实验精神。
早期的苏联摄影作品中，摄影师们的革命热情尚未完全褪去，倾尽才华促进民众对政府理解。苏联政府甚至鼓励不同寻常乃至激进的艺术形式，因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政治巨变的一个象征。“照相机就像枪一样，是阶级斗争中一个重要的武器。”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彼时也这样宣称。那时苏联的文盲率达到70%，插画和海报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在艺术上的观点才变得保守。经历过二三十年代的活跃氛围后，文艺的铁幕渐渐收紧。
“第12号交响曲”，这张照片代表了当时苏联人物摄影风格的转变：此前，苏联的人物摄影基本是摆拍，而这张照片由摄影师塔拉瑟维奇在作曲家演出间隙休息时，偷偷抓拍。1961年，摄影师伍瑟沃罗德·塔拉瑟维奇（Vsevolod Tarasevich）拍摄。被拍摄的人物是苏联著名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留在苏联，却是当时少数名气能传至西方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苏共政权中获誉颇丰，但也曾因为与斯大林主义冲突而遭谴责，他的作品也一度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被苏联政府禁止演出。第12号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加入苏共后，为纪念列宁及十月革命而创作的乐曲，政治宣传味道浓厚。它被称作是其所有交响曲中最不受市场欢迎的作品，过往除了在作品全集中被灌录外，鲜见单独的录音制作。
“莫斯科大剧院荧幕背后”，1983年，弗拉基米尔·维特金（Vladimir Vytkin）拍摄。维特金多次担任过荷赛奖评委，他曾尖锐批评一些荷赛奖获奖者：许多摄影冒险家几乎没接受过什么专业摄影指导，仅仅依靠简单的自动对焦，抓下痛苦瞬间。他们的镜头就像是一位毛躁的菜鸟外科医生手中冰冷无情的手术刀，生生切入尚在流血的人类痛楚和苦难之中。
现代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和画意派是苏联当时主要的摄影流派。有摄影评论称，现代主义的活跃摄影家在艺术形式上是革新的激进派。但当时，现代主义不受苏联当局待见，被批判形式大于内容，不符合无产阶级品味。一起被批的还有画意摄影派，因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没什么用。现实主义则最令当局欢迎，它能描绘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形象，反映意识形态。
日后的苏联摄影愈发受到不断变化的政局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局甚至会干预照片的内容和构图。卢米埃尔兄弟摄影中心的策展人亚娜·伊斯卡科娃（Yana Iskakova）说，最开始规定的摄影主题是死亡和苦难，以加深人们对恶劣敌人的憎恶感；后来战争接近胜利时，《苏联摄影》杂志中就出现了更多抒情和诗意的战争图片。
“军队日记”, 1989年，瓦迪姆·古斯切（Vadim Gushchin）拍摄。其出生于1963年的古斯切，1988年开始从事摄影艺术创作。他的职业生涯初期正好赶上苏共执政末期，古斯切后期的摄影善于赋予原本卑微的物件深刻的意义与强大的情感共鸣。“军队日记”以相关文字和文件为背景，结合军人照片作为一个整体拍摄，他说这种处理方式“不将他们刻意表现为英雄，而在于展示从事一项工作的普通小伙子”。
“青春年少”，1937年，鲍里斯·伊格纳托维奇（Boris Ignatovich）拍摄。当时的苏联政府强调摄影的“社会现实主义”，但又要求摄影不要止于描绘现实，而要展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这张充满阳光和活力的青年男女照片展现了摄影师的态度。伊格纳托维奇是一位苏联摄影大咖，他生于1899年，卒于1976年，被认为是苏联先锋派摄影代表人物之一。伊格纳托维奇曾为左翼艺术同盟“十月”摄影协会的核心人物，他的照片在那个时代甚为出彩，其创新视角让作品变得独特，常被誉作“摄影散文”。
到了1950年代，摄影师们被禁止从高于建筑二层的地点拍摄，摄影展的策划人娜塔莉亚·波诺玛尤娃（Natalia Ponomaryova）回忆当时莫斯科摄影爱好者的境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莫斯科拍照，经常会有苏联政府的人找到摄影师，将他们的底片曝光或者直接没收相机。摄影师只能偷偷透过汽车车窗拍摄”。总之，一切被苏联政府认为有损苏维埃形象的照片都被去除，摄影活动变得愈发困难。
其实苏联摄影师一直在夹缝中尝试新奇的方式。从1920年代开始，当时成立的左翼艺术同盟“十月”就倡导前卫派的摄影，尽管政府并不喜欢他们。策展人伊斯卡科娃说，他们既不激进，也不是很理性地看待苏联人民的生活，这为苏联所不容，这个组织最终不得不解散。到了1980年代，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摄影师又开始创作概念的、抽象的和图形的摄影作品。
现在这些历史图片可以重回世间，让人们有机会镜鉴当下，想一想生活车轮如何碾过，又将走向何处。
文/《凤凰周刊》曾鼎
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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