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为什么写出《我的父亲母亲》？
“面子是给狗吃的！”“不要随大流！要有绝活！”在“活下去”这个简单的念头中，寄托着任正非不凡的追求。父母亲让任正非看到了活下去的倔强。任正非曾感慨地回忆那段艰苦岁月：“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之所以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母亲程远昭舍己从人，心系家里每个人的心跳，唯独没有她自己。她敬爱任摩逊，把所有给孩子们说话的机会，都给了任摩逊。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母亲用自己的生命状态，向任正非展示了，普通人做人也可以无私、无功、无名。这是真正的厚德。
王育琨/文
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是不朽的经典。我关心他为什么能够写出《我的父亲母亲》。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莫不与儿童时期的经历有关。那是一眼往昔之井，也是一座原初的花园，所有的源头都从那里开始涌现。任正非的意识、性格、格局、思维，都可以追朔到他人生的原初花园的智慧之井。不是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和母亲程远昭说了什么指点企业江山的话，而是父亲母亲与任正非之间，有一种灵魂的应和，一种意识的传递，一种气质的生养，一种在苦难中磨砺拓展的心胸和格局，一种为人处事的原点，一种源源不断的慈悲，一种刻骨铭心的敬畏。
“面子是给狗吃的！”
父亲任摩逊1910年11月16日出生于浙江浦江县黄宅镇治平片任店自然村。爷爷任三和是金华一带颇有名气的金华火腿生产商。盖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单单雕窗花一项，就花了三年时间。任三和心气也高，给儿子起了个不俗的名字：任木生，字摩逊。大有任家“不逊于”任何人的兆头。看任摩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任三和把任摩逊送到北平上大学去了。任摩逊是任店村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任家的骄傲。
1944年，34岁的任摩逊做了对他一生有重大意义的选择：重回学校教书，并且与17岁的程远昭结婚了。任摩逊一表人才，又在北平上过大学，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程远昭生在农家，模样俊，勤俭诚实，身体好，性情好。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风景优美，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坐落在那里。1944年10月25日程远昭生下一子。任摩逊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任正非，来纪念1944这个特别难忘年份。
任摩逊给长子起名“任正非”，给长女起名“任正离”。或有“正即非，非即正”，“正即离，离即正”之意。这实际上反映了任摩逊的一种哲学理念。他给儿女种下了一颗种子：不要被是非善恶误导，别被狭小的自我圈圈套住，生活有无限的可能。不跟随主流，心里要有主流。离开主流，才是推动主流。
这是一种博大的哲学，在任正非后来的人生与事业中得到了最大的体验。正非、正离乃混沌。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别做那么多区隔。后来他还发明了管理的灰度理论，或许也可以在自己的名字中找到某些启示。
任家维持生计只有靠父亲母亲微博的工资。1960年初，为保证每个人活下去，他们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9个人只有2条被子。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任摩逊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而万劫难逃。造反派抄家时，一贫如洗的惨状，把他们都惊住了。
那些年任摩逊几乎天天挨批斗。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带高帽，满脸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有时，随同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装在卡车上游街。因受不了非人的折磨，任摩逊的老同事、老革命、学校的党委书记黄宣乾自杀了。任摩逊也想到一死了之，但在那个血统论横行的残酷环境下，一死便“自绝于人民”，儿女将一辈子背上无法洗刷的政治黑锅，死不得呀！任摩逊忍受百般屈辱和心灵折磨，活了下来。
任摩逊的口头禅是“面子是给狗吃的”！这是忍辱负重头拱地的号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代的心理按摩。这个大白话中包含着数不清的血泪。文革后被放出来，任摩逊二话没说，就出任中学校长，一直工作到75岁。他深深庆幸，终于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心想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正应了尼采那句名言：“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
“不要随大流！要有自己的绝活！”
1967年，重庆文革武斗升级不上课了，任正非心急火燎地扒火车回家探望。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派和车站人员的打，硬把他推下火车。半夜几经辗转步行十几里回到家。父母惊诧之余来不及心疼，催促他第二天一早就返回重庆，怕人知道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交往，受牵连影响他的前途。在父母心目中，重庆的枪林弹雨远没有政治险恶。临走，父亲脱下一双旧翻毛皮鞋给儿子穿上，一字一句地叮咛：
“不要随大流！你要有自己的绝活！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任摩逊大有把家庭托付给长子的感觉。
任摩逊历经磨难，深悉唯有放下名利、专注教育、专注科学研究，才是匹夫对国家的担当。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延续下去都需要看重的事。任正非遵奉嘱托，把心神，回收到科学技术上来了，以科教兴国为己任。华为正是沿着科技和教育这两个轨道奋力前行。
也从那时起，任正非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任何口号、理念、精神、说法、哲学，都必须分分钟呈现在现实的绝活中，才有意义。任何精神理念不与具体的产品结合起来，就是虚幻的，就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这是华为成立近30年一直不变的核心。
记得一次与任正非交流谈起稻盛和夫。我说：“人们过多关注稻盛的工具和术，而没有深刻反省他厚重的“无名之朴”。人们没有去反思，为什么稻盛和夫，一个做精密陶瓷的，能创造如此奇迹……”
任正非立刻打断我的话：“王老师，你不了解稻盛和夫！‘一个做精密陶瓷的’太过轻淡！稻盛和夫做的精密陶瓷，不是你生活中看到的陶瓷，也不是你说的价值2万美元的宝石，而是他做的电子陶瓷等功能陶瓷，已在引领一场实实在在的新材料革命，将极大地推动通讯业和互联网的发展。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精进，做到了全球第一，我们只有追随的份。我们华为拥有全球一流的数学家，但他们却拥有全球一流的化学家与物理学家。我们赶不上他！”
真可谓醍醐灌顶！任正非与稻盛和夫都是“不随大流”的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凭借在现场头拱地拱出来一片天空。他们最知道一切精神、理念、好主意、创意，都必须有一个“物形之”的载体，才可能存在。否则就只能是虚幻的空想。企业家不谈空想。他们都知道唯有抱元守一、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创造独一无二的产品才是生路。他们很看轻说法，而重在打磨产品一刹那一刹那的精进。那里既是原点，也是终点。而偷懒者，却只要一些说法和概括。结果，抽离“物形之”的基点，所有的说法最终都只能是说法！
而且，任正非还有更为深刻的把握。华为成立之后，任正非一心锻造可以“一针刺破天”战略，“深挖洞，广积粮”，锻造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技术。他深知，坚持技术第一。他深知，唯有打磨出产品这根银针，才有可能实现他“一针刺破天”的战略抱负。华为手机Tete7，功能一点不逊于苹果6，而且还提前一个月发布。在国内大部分手机厂商因为知识产权问题不敢进军欧美市场的境况下，华为把广告做到了时代广场。这份勇敢和魄力，来自于自信。
“不要随大流”，让任正非做企业有了在规模和利润以外的目的：就是以奋斗者为本创造极致的产品或“妙有”。这句话拆开来说就是做企业一是出才全的人才，二是出产品“妙有”。没有“妙有”就不会有人才，没有人才就不会有“妙有”。这是一体两面，相互推动着生成和发展。正是把握住了这个本，任正非敢于说，华为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互联网的开放而聚焦的思维。这是一个产品“妙有”，带动一个无形的体系的思维。
母亲程远昭的舍己从人：无私、无功、无名。
母亲程远昭17岁当母亲，一口气生下7个孩子，个个鲜活可爱。老公一心扑在教育上。家里8口人的生活全仗着她支撑了。8个人就是她的全部世界。战争时期的动乱，与解放后生活的艰难，8口人的吃饭穿衣就给了她一个无与伦比的挑战。
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程远昭都做到了。“舍己从人”，可以说是母亲的标签。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与劳累，父母从不多吃一口。家里实行控制所有人欲望的严格的分餐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而程远昭的一份总会跑到最需要的那个孩子碗里。这段岁月给予青少年时代的任正非最初的人生体尝是：每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学习成绩很不稳定。程远昭时常忘了家里的第九个人——她自己。她招呼一家人吃饭，还要收拾锅台，等她干完活，孩子们也吃完饭了。她就不吃了，又开始收拾碗筷。
她的心全部搁在这8个人身上。她勤劳，生孩子当天也能下地做饭，时间自然比他人多；她好动，无论是收过粮食的田野，还是路边的检漏，她的觅食的空间自然比他人广；她耐苦，忍饥挨饿成了她的家常惯饭，各种各样野菜和树叶，她都可以做成美味，张罗8个人的吃喝温暖的机会比他人大；她强梁，通过自学读完高中课程，当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可多挣一份工资养家。
临近高考时在家复习功课，任正非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复习的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他安心复习功课。但是，在同样忍饥挨饿的六个弟妹的注视中吞咽下去的时候，对任正非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的嘴里扣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正是在极度饥饿中，一家人的亲情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予任正非无穷动力。19岁时，任正非带着父母的期望，以坚强的毅力考上了大学
母亲程远昭可以走进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心里，以他人心为心，想他人之所想，而唯独没有想她自己的需求。一直到任正非做企业有点成就了，程远昭一边去菜市场捡丢弃的菜叶和买便宜的死鱼，一边又存了几万元零用钱，准备替任正非还借贷。她从来不考虑自己的需要，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显摆她做了什么。她敬爱任摩逊，把所有给孩子们说话的机会，都给了任摩逊，从来不提她是家庭的柱子这个名头。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母亲用自己的生命状态，向任正非展示了，普通人做人也可以无私、无功、无名。这是真正的厚德。
父母亲的“无私、无功、无名”的熏洗，让任正非深深体会到厚德的能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家人，爱员工，爱他们才能激发他们的能量。他把深厚的爱无保留地给了他的员工、他的协作商以及他的客户。父亲提起民国时掌柜不出钱但可分四或六成红利。任正非就据此在华为实行全员持股计划。他自己出资创办的公司，到现在仅仅持有1.4%的股份。
“活下去”这个简单的念头中，寄托着任正非不凡的追求。父母亲让任正非看到了活下去的倔强。任正非曾感慨地回忆这段艰苦岁月：“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之所以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宁静致远”。
母亲程远昭写毛笔字，写得最多的就是“宁静致远”。
无论有多大的难题，程远昭从来不抱怨。好像一切挑战和压力都是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她都可以坦然接受。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却使无米之炊也可为。她常能在没有米的窘况中，不断变换出希望来。文革中，她一方面要以降低后的微薄工资照料七个孩子的吃喝，还要精心做饭给被管教的老公送饭。日子在静静而有活力的流淌着。
母亲话少，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每做一件事的时候，都是那么聚精会神，没有机会就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说三道四。清静，这是任摩逊程远昭给任正非最好的熏习。他养成一种习惯，他不喜欢话多的人。多话常常是一种干扰，干扰了那颗做大事需要的静心。由此还形成了任正非独特的心性：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
任正非在母亲那里感受到了广博的慈爱。那是一份敬畏，那是一份恭敬，那是一份同理心，那是一股灌能的上善之水，滋润心田而又体处灵然。
清静不仅仅是话少，更是清心寡欲。她每天就是聚焦于张罗一家人基本吃饱，没有粮食就想法去弄点野菜。在别人看上去琐碎的事情上，她都有一种仪式感。让一切看上去简单直接自然而然。无名之朴虽小，天下莫能臣。
母亲善利万物而不争。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恰恰好。在难办的事，没看到她的纠结和坚韧，总是那样不声不响默默忘言，就把事情办成了。真可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母亲这样的状态，对任正非影响深远。
清静无为，上善若水。任正非传承了父母亲清静无为的根性，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和合天地万物的磁场，把华为带入了世界一流公司的轨道。
附录：
《我的父亲母亲》全文
文/任正非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2001年2月8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