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我只是个商人
言有宗，事有君。很难断定这是李嘉诚自己写的文章，因为它缺魂，没有凸显李嘉诚“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境界。
这篇文章有点拖沓，用词过大，而且直奔敏感政治词汇。我的感觉，从李嘉诚把握事物总体观的能力、用词的简洁和力道看，这篇文章不是李嘉诚亲为。李嘉诚不会那么急着摘清自己。他深知越描越黑，事与愿违。
而这篇文章的价值依然不可抹杀。这篇文章首登在“东方财富网”上，一时间广为传播。这是一个熟稔李嘉诚生意经和人生阅历的人，能够静下来，把李嘉诚商业的质感呈现出来。其中许多个点都很准确地刻画了当下一大批企业家的心态：
“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在艰难抉择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王育琨记
原文：李嘉诚首度回应国人：不要试图让商人承担国家政治经济责任
东方财富网
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
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
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
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
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
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
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
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
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
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
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
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
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
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
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
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
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
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
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
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
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
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
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完——
李嘉诚事件回顾
自2013年起，华人首富李嘉诚“抛售大陆物业和资产”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李嘉诚通过转让资产或其他方式套现近800亿元人民币。那么李嘉诚是如何完成800多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撤离的。
北京青年报采写
两年来李嘉诚出售人民币资产近千亿
北京青年报记者查询相关的资料，较早的关于李嘉诚抛售人民币资产的报道是在2013年。当年8月，李嘉诚先以25.78亿出售广州西城都荟广场和停车场；当年10月，李嘉诚将小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心整栋出售，交易价格71.6亿元。
当时中国房价处于高位，社会对经济总体形势较为乐观。市场并未对李嘉诚的撤资有除商业以外的其他解读。
在接下来的一年，李嘉诚旗下公司抛售人民币资产的速度明显加快。
2014年2月，李嘉诚旗下长实参股的ARA资产管理公司以24.8亿元出售南京国际金融中心，此项交易是长三角地区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有稳定收益物业的整栋交易。同年4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以57.6亿元将北京盈科中心出售。2014年8月，ARA以15.4亿元出售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甲级写字楼盛邦国际大厦。
最新一宗抛售是2015年7月底，当时上海媒体报道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上海陆家嘴的综合体世纪汇，报价高达200亿元，目前已经有多家境外基金与长实地产接触，但尚未达成收购意向。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1月份至2015年4月，李嘉诚通过转让资产或其他方式套现逾738亿元。如果加上正在出售的陆家嘴项目，李嘉诚出售的人民币资产将超过千亿。
李嘉诚名下上市公司注册地全部外迁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部分舆论对李嘉诚的指责中，其名下的上市公司注册地全部外迁成为了焦点。
2015年初，李嘉诚宣布经将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进行重组，新成立的长和持有长江实业集团及和记黄埔集团的所有非房地产业务，同时另外成立一家长江实业地产，已经于今年6月在香港上市。在一系列的分拆重组背后，有媒体敏锐地观察到，这些行动的背后都涵盖了注册地的变更。通过分拆和重组，李嘉诚将旗下的公司注册地由香港迁往了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李嘉诚曾否认变相迁移注册地，而是为企业获得更大财务弹性。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在这些离岸中心，当地政府对这类离岸公司很少征税，只收取少量的年度管理费，并且无外汇管制。国内大量的互联网公司也选择在这些离岸中心注册。李嘉诚的理由也并不是完全无根据。
《人民日报》称“斯人已去不必挽留”
李嘉诚的解释并没有阻挡外界将其行为解读为“从中国撤资”。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的署名罗天昊的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将这种情绪引爆。文章认为，李嘉诚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在大陆的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表现。
文章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某门户网站有数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对文章的观点支持和反对几乎各占一半。
随后，李嘉诚长和集团否认撤资，强调有买有卖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应该如何看待李嘉诚“投资路线图”的转向？针对有人将此解读为李嘉诚看空中国的信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在法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我们应该更加包容，更加自信。“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让李嘉诚走才能吸引更多外商
本段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最近，香港首富、商界超人李嘉诚的举动备受关注，继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世纪大重组”之后，他再主导长江基建吞并电能实业。此次交易完成后，庞大的李氏长和系企业注册地将全部迁离中国，这被外界解读为李嘉诚撤资并看空中国，以至于又衍生出挽留或阻止李嘉诚撤资的争议。
可能受此影响，9月17日晚间，李嘉诚通过长实地产2015年中期报告公开表示将继续看好中国经济。李嘉诚称，内地方面，尽管金融市场出现短期波动，鉴于支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因素，以及中央政府多项稳定经济措施，预计内地经济运行可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地以“一带一路”为中国对外主要经济战略，将缔造无限商机，预计香港也可因此受惠。
在这全球化的今天，无论企业注册地迁移还是商业项目的抛售，或者是资本的跨境流动，都是商业世界正常的现象，并不值得过度解读，更不能对此进行道德审判。如果李嘉诚抛售中国资产投资海外就有失厚道，那现在我们推行“一带一路”，鼓励中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联手走出去，这岂非自相矛盾。更何况当前中国不少知名企业都在海外注册，难道背后都在看空中国？
李嘉诚撤资中国更像是一个伪命题，资本并没有国界，它在全球流动都是追寻利润的最大化。每年有上千亿美元外资投向中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累计使用外资上万亿美元，这些资金逐利而来、获利而去，背后哪有看空“母国”意味！资本的进出、项目的买卖是最基本的商业自由，没有人有资格对商人的合法行为做道德审判。
李嘉诚抛售一些商业资产和项目，同时，也有各种背景的资本接盘，据此认为这就是看空中国难以令人信服。李嘉诚并不是神，他也可能判断失误，他卖出的项目如果不好，其他企业何必要买？即便李嘉诚真的看空中国，泱泱中华大国，难道因为有人看空就“空”了，或者因为有人看多就“多”了？这样的逻辑也颇为荒诞。
若李嘉诚的资本确实大规模撤离中国，我们不应苛责李嘉诚为什么不留下，这是人家的商业自由。我们应该分析：若这是个案，那无关大局；若外资批量撤离，则需反思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政策调整了，或者商业环境恶化了，抑或出现了其他侵害外商权益的事情等。
退一步说，李嘉诚抛售中国资产、转移注册地就是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这可能对一些外商继续投资中国有负面影响，那些想方设法阻挠李嘉诚撤资，甚至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挽留李嘉诚，这才是最不可取的。
留“人”要留“心”，而不是留“钱”，我们不能做掩耳盗铃的事情。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资本的跨境流动，要将市场可发挥作用的交还给市场，尊重并遵循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规则，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共识。
只要中国还有大量商业机会，对资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吸引力。中国当前正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最近的数据也表明，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中国依然是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拦住一个李嘉诚不让走，而是要留住千千万万的李嘉诚，越尊重他们离去的自由，才越可能吸引更多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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