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世道艰难。但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用爱与科学，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世界。费曼|最应该警惕的，是科学精神的缺失与科学价值的滥用
“我猛然回头 他己老去”｜疫情下中国家庭透视
一年多前，为了陪孩子留学读书，A君出国定居，他的父母住在中国的一座小县城里。
据A君讲，二老身体尚好。
几天前，A君突然联系到我，语带哽咽地说，他的父母不幸感染新冠，求我帮忙找药，并托付他在国内的表姐来取药，再快递寄回老家。
A君的表姐来取药时，我劝她，如果条件允许，最好亲自飞回去送药。一来现在快递的送达时限并不稳定，至少要耽搁两天时间；二来，我听A君讲，老人的病情已经很危险了，这是救命药，病情是一天也耽搁不起的。
A君的表姐是个好人，听了我的建议，立刻拿着药去买机票了。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换位一下，如果是自己的儿女在老家生了这样的重病，身为父母，也会下意识地选择把这种救命药寄给子女吗？绝大多数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有第二个选项的，必然拿起药火速回乡，亲自将药喂到子女的口中。
慈禧当年为母亲富察氏写的诗，虽是大白话，但情真意切，也说明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约定俗成的家庭观：
不由得，我又想起，早年间在中国广东的茶馆，流行过一副很有名的对联：
这副对联在国内可能不多见了，但有朋友在温哥华的中餐厅门口见到过。
上联讲的是生意，下联讲的是伦理。
想一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虽然一直强调的是“尊老爱幼”，“扶老携幼”，“敬老护幼”，而且都是老在前，幼在后，可真到了现实里，似乎大家下意识中，都会把“幼”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过去这大半个月，我几乎穷尽了自己的能力，非常密集地帮助亲戚、朋友、同学四处找药，求医，以及处理身后事，在这个过程中，深入接触了几十个中国家庭。通过对这些亲友的帮助，以及对这些中国家庭的深入观察，我大致发现了三个问题。老人之苦：毋庸多言，国内疫情管控“放开”之后，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年人，其中又以70岁以上的深度老龄人口受到的影响最大，这个虽然还没有详尽的官方数据，但我们从新闻和社交媒体中传递出的信息，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子女之累：替父母求医问药的子女，几乎都是在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甚至还有一些如A君一样，已经身在海外。而他们正在竭尽全力为之找救命药的年迈的父母，则更多的是生活在二三四线城市，甚至还有生活在乡镇、乡村老家的。老年人与中青年人，两代人的时空距离过于遥远；医护之困：据我了解，在这些老年人所居住的小城市或城镇、乡村地区，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从最初的退烧药，到后来的进口新冠特效药，还有最近的免疫球蛋白，这些专门针对疫情的药品物资，地方上的小医院根本没有储备，更不要提让医护人员为患者指导用药了。在小城市和乡镇的医疗机构，应对疫情感染者最惯常的做法依然是打点滴、吃消炎药等常规手段。一场大疫，中国式家庭的华丽外壳彻底脱落，中国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彻底暴露。
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了50%，以14亿人口的基数来看，这个城市化的速度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几十年来，中国的中小城市也在飞速发展，高楼大厦平地起，小城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了私家车，日子越来越好，房价越来越高，消费越来越多元化。放在没有灾荒与疫情的常态年份中，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别似乎并不明显，城市街区里都有麦当劳与星巴克，小镇青年也会穿耐克阿迪国潮服装，互联网似乎拉进了时空感。但是，当突发情况出现时，城市资源禀赋让一座城市的应对能力高下立判。疫情之下，中国的公共资源均等化问题暴露无遗，这也是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过程中的一大痛点。
正是由于这种大小城市之间在公共资源上的极度不平衡，才导致了传统中国式家庭的时空感越来越大。现阶段，中国人口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老龄化趋势，但在老龄化问题之下，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户分离的比例过高。《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突破5亿，达到5.04亿人。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要知道，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4.93亿人。时隔一年，人户分离的中国人口，净增了1100万！从人口流向上看，中国人口仍在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人户分离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优质公共资源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而小城市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更多的收入、以及让下一代有着更好的教育成长环境，必然会涌入大城市。
当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大城市中，一方面享受着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优质公共资源，比如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便利的交通，另一方面，也在因为大城市中越来越高昂的房价、物价而产生了林林总总的焦虑，也就是过去一年中刷屏的“精神内耗”。平常的年份，“城里人”仅仅是在精神内耗，但是，当一场疫情突然波及全国时，精神内耗迅速照进现实生活中，让大城市里为了更好生活而打拼的中青年人，与小城市里缺医少药乃至病情告急的老年人之间那条无形的焦虑纽带，原形毕露。
在偏远的农村，一如《白鹿原》显示，民国时期是由家族宗老绅士主理村民伦理；解放后是人民公社村委会或生产队主理；改革开放以后的偏远不发达地区，则进入无人管辖的状态。《喜丧》电影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背景。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农村家庭伦理价值观的塌陷，缺乏有效公共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最近半个多月，“城里的年轻人”为老家年迈的父母求医问药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局面又有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而更多的情况是，子女没办法放开现在的工作，或如A君一样身在国外，远隔重洋，无法第一时间回国尽孝。就我了解到的情况，已经有一些家庭，人在他乡的子女来不及见到父母最后一面，给生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和终生遗憾。是的，始自岁末年初的这一波疫情中，我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事。
疫情当下，在这样一个逐渐放缓的社会环境中，过往那些浮华的泡沫破灭之后，名校也好，高薪也好，最终都会被人性中最内核的真实情感所替代。夜深人静，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才是自己可以抓得住、摸得到的幸福？
想想，人这一辈子，少年求学，背井离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打拼，名利富贵，房子车子，以为自己得到了幸福，但就在转瞬间，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尽孝，曾经将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的父母正在渐行渐远，甚至一夜之间，突然永远的离开，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意义何在呢？我们知道，中国家庭的生活重心都是倾向给孩子的，考虑孩子的教育和发展，而对于父母的关照太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家庭，也都是这样过来的。而这种模式的背后，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中国人的死亡观。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教育里，一直是避讳死亡、衰老与疾病的。“死亡观”一直是中国式教育中比较欠缺的板块，很多中国家庭都不愿意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参加葬礼、扫墓等与死亡有关的活动，认为这是不吉利的。突然面对生死时，人们心中的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得到疏解的，如坠入深渊。这场让人人自危的疫情，或许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看待生死，重新审视到底何谓亲情？“父母在，不远游”，当然是一个与中国城市化进程部分相悖的伦理观点。疫情的爆发，是不是会有一种可能，让中国城市的资源分配更趋向均等化，让更多的中小城市和城镇、乡村享受到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红利，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天伦之乐，人间美好，才会让“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悲剧尽量少的发生。与此同时，疫情也让两代、甚至三代人终于有了一个共同、共通、共情的视角，可以一起审视在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个幸福的家庭到底应该如何关爱彼此。年轻人，不要等到父母已经疾病缠身时才“猛回头”，是否可以每年为父母做定期体检？老年人，是否也应在国家养老体系的搭建过程中，更加积极地适应老龄化软硬件环境？政府的公共政策体系，是否应该更大力度向社区推行社区分级诊疗体系，以及由互联网端口发起的网络家庭医生平台？A君在得知父母收到药后，又联系我表示感谢，闲谈中，他突然说了一句：“猛一回头，突然觉得我的父亲老了。”
为什么要“猛一回头”呢？是不是我们在过往的忙忙碌碌中，早已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直到事情发生，才要回头去看。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就在我们的点滴生活里，时间不会跑，跑的，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内耗着的精神脚步。疫情总会结束，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疫情管控虽然放开，但疫情远未结束，而且在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中，这场疫情还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异过程。
藉由疫情的防控和救治，中国家庭都应当做好一个更长期的思想准备，一次阳过，不代表永远阳康。子女也好，父辈也好，大家都应该有一个积极学习与适应的心态，从储备药物、健康防护、个人卫生、身体锻炼等多个维度上做好准备，这都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吸收并学习乃至加以利用，将会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对反复的疫情时，变得更加从容。但愿，从这场疫情中勇敢挺过来的中国家庭，可以学会更多，珍惜更多，理解更多。
费曼|最应该警惕的，是科学精神的缺失与科学价值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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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进入新阶段
国际国内环境等巨大不确定性时刻，
中国企业该咋办？
在巨大不确定性中， 发现自己，拓展自己！
任正非的野望：磨好豆腐给最亲的人吃，开启人人天赋潜能，以生命铸成技术大美绝活，为人类创造价值。任正非三个法宝：1. 敬畏团队创造的无穷性，连接无穷性；2. 一切都在反转，一切都在生成，以无穷性的未来拿捏当下的动态平衡；3. 从未来前进到当下，以当下拿出大美绝活的确定性，穿越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铸造成器。无论怎样不被理解，都要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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