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如何写出改变了美国的《常识》与《人的权利》？
自由与奴役不可调和
育琨手记
改变美国的第一本书，却没人解释潘恩如何写出？
潘恩《常识》一书是“美国独立革命的教科书”，是后来世界各国争相传诵的政治学经典，也被誉为“全世界第一本真正的畅销书”。
01
那个校园里的纽约客
于是我和他在哥大历史系的系列谈话开始于潘恩，也在潘恩这个激进主义者身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思想句号。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最后一次在Fayerweather六楼的办公室会面。由于退休，方纳教授所拥有的这间从五十年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同为班克罗夫特奖得主的著名政治史家William Leuchtenburg接手过来的气场强大的办公室，即将要被清空。他的藏书一大半捐给了北大，一小部分捐给了非洲，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他坚持自己拉着手推车运回他和著名舞蹈史家Lynn Garafola教授在百老汇116街的体面而宽敞的公寓。
每年感恩节派对方纳都要烤一只金黄脆亮的火鸡，大历史学家操刀切割火鸡同样有模有样。感恩节过后他马上会回到工作状态，批复我们这些学生感恩节前发给他请教的论文。每封邮件都能在最快时间里获得答复，这是哥大历史系远近闻名的独属于方纳教授的风格。
每年感恩节方纳夫妇都要致辞。2018年的致辞主题是，庆祝哥大博士生工会获得了校方和当权者的正式认可。致辞中，他也提到我们这些曾经于2018年春聆听他在哥大广场前给工会学生演讲的博士生，并号召全场为我们的胜利鼓掌。
02
潘恩与费城的激进主义
自由劳动是理解潘恩与方纳思想的一个关键。
方纳的博士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an，1995）所深入讨论的核心主题，正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free labor ideology），以及美国内战前它如何逐渐与奴隶劳动的意识形态（slave labor ideology）形成张力，并随着美国资本主义扩张，而日益促成奴役和自由之间尖锐而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以至于成为理解内战时期南北对峙无法脱离的基本话语。而内战前的美国，劳动契约更是深化了自由与奴役之间势不两立的社会观念，并逐渐深化为后来南北内战期间自由和奴役无法调和、决不能相互妥协的意识形态冲突。方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整套信仰、价值、恐惧、偏见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他试图以劳动意识形态为切入点，理解内战前自由劳动和“阴魂不散的”奴隶制的二元对立（dichotomy between free labor and the ghost of slavery）的冲突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而这种奴役和自由的二元对立也深入塑造了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这套流行于内战前北方的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之核心，在于相信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其境遇，也在于相信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平等，这与南方的蓄奴州截然不同。
这一群人有着共同的阶层背景和社会政治改革诉求。潘恩抵达费城的时候，恰是北美殖民地本来家长制伦理下、主仆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被资本主义商业化瓦解的时刻，也是北部港口城市不自由的、等级森严的劳动力体系趋于崩溃的转型时刻。这些不具备投票权、没办法组建自己的工会、生活在贫穷边缘的人群，忽然随着美国革命的到来开始自由讨论政治权利，设计一个新的每个人都拥有选举权的新政府，这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激发了底层社会阶层的政治意识和一股独属于18世纪费城的底层社会的次文化的兴起。这是方纳通过书写潘恩这个人物所着笔描绘的，也是后来肖恩·威伦茨在讨论19世纪纽约工人阶级时论及的“匠人的共和主义”(artisan republicanism)。
《常识》所展现的激进思想正是这种匠人阶层政治激进主义的一部分。伍德曾指出，美国革命的激进性正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改变似乎在费城这个特定的工匠阶层群体中尤其明显。
方纳的研究表明，潘恩初抵费城，就和上面提及的一批费城激进主义者往来密切。在费城的小酒馆里，他们一边喝东西、一边探讨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旧式君主制的观念逐渐被转换，新的思想在小酒馆、报纸、杂志、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开始大量涌现。费城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培育出来的激进主义，开始融入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然而它从一开始就是独特的，潘恩的《常识》里透露出的对权威秩序的挑战和人人平等新秩序的设想，不仅让效忠派头痛，也搅得约翰·亚当斯等坐立不安：
潘恩和他在费城的主张激进的朋友们所提倡的，正是一些建国之父忧心忡忡的“过度的民主”，他在美国革命以后遭遇的被边缘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有其伏笔，也和1780年以后费城匠人阶层的激进主义在当时的主流政治辩论中日益被边缘化、销声匿迹的新变局息息相关。03
美国激进主义传统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总是强调各个国家历史与传统的独特性。而“美国例外论”，正是这种高度单一的叙事框架的产物。这类历史通常只能反映最低限度的历史真实，并且往往忽视了许多跨国个体的经历。潘恩就是这类历史叙事典型的牺牲品。
诚然，假设没有《常识》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潘恩一生可能都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然而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常识》在独立前夕北美殖民地发挥的巨大影响力，潘恩日益被贴上“常识先生”（“Mr. Common Sense”）的标签。在《常识》被革命叙事不断构建乃至神化的同时，其复杂和多面的形象也就隐没在常识之父的身份标签里，以至于有学者感慨道：“1776年《常识》发表以后，潘恩就仿佛在美国历史中‘彻底消失’了。”
潘恩当然没有消失。他更没有像一些同时代的攻击者所诅咒的那般，写完《常识》后就光荣地死去。《常识》只是潘恩立足文坛、进入公共视野的一个开始。潘恩在大西洋世界经历的跨国特性，值得进一步探索，而方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为何只在北美殖民地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英国人潘恩，在美国独立前夕，能够写出轰动一时、并深刻影响殖民地政治前景的小册子《常识》？早在跨国史兴起的几十年前，方纳就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方纳指出，尽管《常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至今还没有人真正解释过潘恩这个刚到美国不久的英国人是如何写出了这样一本深刻影响美利坚命运的小册子。方纳认为：
“要完整地描绘潘恩，不仅需要美国的历史，还需要了解英国、法国这一时期的科学、神学、政治哲学和激进主义运动，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大西洋的思想世界，了解潘恩在欧洲和费城的人际网络，以及像潘恩这样的热心于政治的小人物所关注的问题。”《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启发我们在英美跨大西洋的框架下，理解潘恩和《常识》写作的背景。英国不断出现在潘恩对美国革命的讨论中。方纳指出，潘恩讨论1776年的费城时，并不将它与几十年前的费城比对，而是直接和伦敦比对。
我们知道，《常识》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匿名发表的。潘恩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公开探讨英国臣民的权利，以启发殖民地人的权利意识。
《常识》的发表同样打了一张巧妙的英国牌。当潘恩了解到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以及英国国王讲话可能产生的结果时，他就开始计划要写一本小册子，预计在英国国王演说传到北美时发表，结果也正遂他的心愿。绝佳的出版时机，加之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和激进的思想内容，使《常识》甫一出版便备受瞩目。
“重修旧好此时已经是一个虚幻的梦了，而宣告独立才是唯一的办法。”
同样地，潘恩试图说服殖民地与英国母国决裂的决心：“殖民地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英国并非殖民地的母国；欧洲，而非英格兰，才是殖民地的母国。”
北美大陆是自由的避难所，这里汇聚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们，其中从英国来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将英国视为其母国是“错误、自私、狭隘和吝啬”的，而将北美变为一个自由的港口才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岛国，“由一个岛掌管一整块大陆，这无疑是荒谬可笑的”。
方纳在《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中试图将潘恩在英国、法国、美国的经历串联起来。他认为：英国的激进主义奠定了潘恩的思想底色，而另一方面，潘恩回应法国革命的《人的权利》又进一步明确了英国政治的分界线，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力不逊色于《常识》。据E. P. Thompson研究，潘恩的著作赢得了英国工人阶级普遍的喜爱，其《人的权利》等作品也成为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纲领性的文本，被奉为“书中之书”。方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潘恩发表《人的权利》以后，许多由匠人阶层（这些人和潘恩一样有特定技艺、会读会写、生计艰难）组成的英国的激进主义组织在伦敦相继成立。从《常识》到《人的权利》，大西洋两岸的跨国激进主义网络由此汇聚合流。
方纳的叔叔菲利普·方纳（Phillip Foner）曾编辑潘恩全集，他所编选的文本至今是研究潘恩必读的经典。偶尔重读方纳和他叔叔在不同时期所作的关于潘恩的旧文，总觉得自己所邂逅的，正是两百多年后这股英美激进主义潮流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捍卫者。
方纳教授最后一次约我在办公室相见之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们正开始罢工和游行。某一日，我看见他戴着墨镜，拿着话筒，摘下他的黑色礼帽，出现在哥大洛氏图书馆脚下的标志性的Alma Mater女神像前。身穿深蓝色工会T-shirt的我，和上百名与我年纪相仿的助教和研究助理集结在校园中心的广场，在蒙蒙细雨里屏住呼吸，聆听方纳教授的演讲。
面对激动的人群，方纳侃侃而谈，说起方纳家族独特的犹太左翼激进主义传统，也说到认同激进主义传统对深入理解美国民主的核心意义。他告诉抗议示威的博士生们，这个时刻，我们是在教育哥大校方，何谓“民主”。
方纳的表态丝毫不令人意外，毕竟他是著名的“方纳家族”的一分子。一年前，在方纳退休会开幕式上，他的堂妹、社会学家南希·方纳（Nancy Foner）曾经向台下的历史学家们讲述方纳的父亲杰克·D.方纳（Jack D. Foner)、他的叔叔菲利普·方纳(Phillip Foner)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往事。
右上角的相片是方纳的父亲和叔叔，同为历史学家的方纳双胞胎兄弟。
方纳小的时候，受到其叔叔和父亲的影响，他本就是听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事迹长大的；《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一书的作者、多次来访中国的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也常与方纳一家密切往来。完成潘恩一书后，他曾撰写美国内战与重建的历史。他坦言自己的思想如何深受父亲和杜波依斯的影响。
原来，当时还在念中学的方纳，听历史老师讲完内战与重建的叙事后表示不甚信服，质疑这种传统的叙事只字不提黑人在重建中扮演的作用。于是老师建议他准备一个新版本的叙事，然后站到台上演讲。回到家后，在父亲的帮助下，中学时代的方纳翻阅杜波依斯的著作，重新构建了一个内战重建的历史叙事，走到讲台前，以黑人为中心重新探讨这段历史。
今天人们或许已认可杜波依斯当时提出的许多观点，例如美国内战是与奴隶制息息相关的，黑人在内战与重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谈重建只谈白人的经历根本上是歧视性的和无视黑人经历的。但是在四五十年代，杜波依斯的观点鲜有人问津。没有人在美国史研究权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关于《黑人的重建》的书评，也鲜有学生因为更信服同龄人埃里克·方纳的解释而抛弃从中学老师那里学来的正统历史叙事。
当时的老师和同学恐怕不会想到，有朝一日，当年敢于挑战权威话语的中学生 “埃里克”会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沿着当年杜波依斯的道路继续开拓，挑战当时如日中天的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他撰写的《重建》（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一书也成为美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重建》书影
方纳家族在纽约的文化圈颇有名气。无论走到纽约的哪个角落，总会有人来问：“所以，你是那个著名的方纳家族的一分子吗？”然而这个家族因其激进的传统，经历过极为心酸的往事——在麦卡锡时代被解除教职。因麦卡锡主义和Rapp-Coudert Committee的反共调查而同时失业的方纳的父亲和叔叔曾一度拿起乐器、组建了一个名为“停职摇摆”（“suspended swing”）的二人乐队。这对双胞胎历史学家在纽约著名的地标布鲁克林桥上演奏，颇为显眼。由于演奏技术不佳，这对历史学家的乐队不久就解散了，然而这对方纳兄弟在面对人生逆境时的幽默感却留存下来，给人留下遐想的空间。
还有一个小故事，是我在霍夫斯塔特学术思想纪念会上从方纳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南希·方纳教授那里听来的。有一年感恩节的夜晚，方纳全家欢聚一堂，然而忽然间，餐桌崩裂，餐盘碎了一地；人们大概安静了两秒钟左右，然后紧接着重新开始激烈地讨论被意外中断的政治话题，在最艰难的时候，这个遭遇美国保守政治势力清算的犹太左翼家庭都没有失去对政治辩论的热情。
每年感恩节，我都站在这个美国左派家庭一面面挂满昨日老相片的墙边，找寻那对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留下的影像，徘徊于方纳夫妇精心预备的火鸡餐盘前，一边和偶尔遇到的方纳教授的画家、学者、艺术家远亲们闲话家常，一边想像着昔日方纳家族突然间分崩离析的破旧餐桌。方纳致力一生所书写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恰是美国今天保守主义回流的大局下，日益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思想传统。如果说霍夫斯塔特撰写的是“美国政治传统”的话，方纳则站在霍夫斯塔特的肩膀上，穷其一生，撰写了由托马斯·潘恩这个被边缘化的建国之父所开启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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