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毅力保吴明瑜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译本198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引起赵紫阳重视，在11月成立了由马洪牵头，张寿、朱镕基、吴明瑜、聂力参加的新产业革命对策研究领导小组，研究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个领导人抓住《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放弃，就要把托夫勒当作共产主义叛徒加以批判，认为新产业革命的说法是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于是提出代中央起草文件，否定新产业革命，安排中宣部新闻局长钟沛璋承办此事。
钟沛璋找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吴明瑜沟通。吴明瑜说，新产业革命的提法没有错，并向钟沛璋介绍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看法。钟沛璋接受了吴明瑜的意见，回中宣部汇报，起草文件的事泡了汤。
1986年，吴明瑜参与起草万里在软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是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都引起了那位领导不快。
1987年，中共十三大即将召开。国家科委机关推荐十三大代表，吴明瑜得票最多。那位领导却找人联名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说吴明瑜是一个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建议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方毅同志写信力保吴明瑜：
我看了中纪委整理的吴明瑜同志的材料，作为一个党员，我感到有责任把有关情况和我的意见向党报告。七七年以来，吴明瑜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科委党组过去也曾作过多次考察，我可以向中央负责地讲，吴明瑜不是鼓吹自由化思潮的人，而是一个党的事业所需要的具有改革和开拓精神的干部。
吴明瑜在“文革”中的表现，组织上先后调查过。七七年初，我到科学院，耀邦、李昌、胡克实、郁文等同志都向我推荐吴明瑜。八一年科委机关党委又进行了认真的系统调查。我还专门向耀邦、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作过了解。八四年宋健同志到科委后告我，为了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他对吴明瑜又作了调查了解。所有的调查都证明，吴明瑜在“文革”中表现是好的。调查材料都报给中组部了。我主持科委党组会议专门讨论过，中组部也派人参加。八四年底，中组部上报并经书记处批准，任命吴明瑜为科委副主任。
六六年七月，吴明瑜就作为“杜家班子”修正主义分子，同杜润生同志一起被打倒。半年后劲夫同志也被打倒，由于吴明瑜同志当过劲夫同志秘书，又作为“张杜黑店”成员，长期关牛棚。后来许多干部结合了，他还靠边站。直到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耀邦、李昌到科学院，才让他参加起草《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批邓”时，他又遭批判，直到“四人帮”垮台。
为邓小平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的吴明瑜(左)与林自新
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特点之一是思路清晰，记忆力极强。他是浙江德清人，出生于1931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曾任华东财经委员会秘书。1949年随军南下，1952年入党，50年代初调入中央新成立的地方工业部工作，在中央机关历练了多半辈子。近几十年的历史，凡是他参与或者了解的，都能如数家珍讲给你听。某个事件始末如何，某人情况如何，最后是什么结果，今天又怎么样等等，条分缕析，一清二楚。再加上他学识广博，政治、经济、文化皆有深入涉猎，还兼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所以他的同辈人或是比他年长一点的前辈，都夸他“脑子好”。最近几年，我有机会每个月和吴明瑜餐叙，真长了不少见识。吴明瑜文笔又好，早年曾任中科院政研室主任、国家科委政研室主任，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并出版过几部获奖论著。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这个讲话可非同一般，它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引起的轰动。吴明瑜告诉我，改革开放从科学领域打响第一炮，事出有因。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5月12日就约方毅和李昌谈话，24日又与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两次谈话的要点就是一个，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必须抓教育，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之后他又一再讲，我们一定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引进科学技术，要搞开放。他说：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否定了毛泽东钦定的“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的1949年到1966年，教育界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邓小平说：
“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在场的“臭老九”听得欣喜若狂心惊肉跳，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说：“8.8讲话，震动很大。”在这个会上，邓小平还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就是中共中央9月发出通知，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背景。通知下发，就开始起草讲话，一直搞到11月。大会共有邓小平、华国锋、方毅和郭沫若4个讲话，吴明瑜和林自新起草最重要的两个讲话，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吴明瑜时任国家科委政研室主任（后改为政策研究局）。我也认识林自新，他是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时任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林自新后来说：邓小平的讲话都是吴明瑜执笔的。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科委委员、科技政策局局长，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
吴明瑜说，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们研究了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的精神，还根据童大林建议，查阅了马、恩全集第26卷。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观论》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讲知识分子，马克思认为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就是在邓小平讲话中轰动一时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依据。起草华国锋讲话稿的时候，吴明瑜和林自新到中央党校请教胡耀邦。胡耀邦在1975年复出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领导了整顿科学院的“百日维新”，并主持制定了后来遭到“四人帮”批判的《科学汇报提纲》。这个《提纲》当时也是由吴明瑜起草的。胡耀邦对科学技术一直很重视，他建议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问题。吴和林一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和邓小平讲话稿的精神一致。回来之后，就按照这个思路写了讲话稿。11月，两个稿子写完。送上去之后，邓小平的稿子很快有了反响。邓小平看了这篇有9402个字的讲话稿之后说：
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邓小平只在个别段落和字句上做了一点调整。
第一部分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当时引起轰动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三部分讲了一些促进科技发展的实际措施，包括怎样领导科技工作，怎样配备干部，怎样选拔人才以及坚持百家争鸣等。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时又发展了一步：
“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在高层讨论时遇到了阻力。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的时候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毛泽东强调的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的提法，问这篇稿子为什么不用。这个压力太大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长的方毅请示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在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新闻宣传口负责人吴冷西打电话来提了两条意见。一个是建议修改一处标点符号；另一个意见是，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吴、林认为，这个修改与原文有根本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指知识分子全体，说“有了一支”，是指多大比例呢？小平同志讲话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如果改成“有了一支”，就把这个重要命题改了，就偷换了概念。吴明瑜、林自新向方毅汇报了这些看法。方毅立即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为华国锋起草的稿子一直没有回音。直到科学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任何音信，方毅和吴、林急得不行。突然，讲话稿下来了。一看就知道，吴、林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用，讲话稿另起炉灶。这个稿子出现了他们熟悉的句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讲话稿还强调说，要帮助和教育大多数知识分子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疑，这仍然是“两个凡是”的印记。另外，邓小平的讲话稿一开始就说：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而华国锋的讲话稿一开始就问：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两个讲话的内容区别太大了。吴明瑜得知，这个稿子是后来由汪东兴、李鑫、吴冷西等人主持起草的，专门与邓小平唱对台戏。同一个大会的讲话，在重大问题上却出现两个基调，如何是好？华国锋时任党中央主席、汪东兴时任党中央副主席，要把他们定的稿子打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方毅、吴明瑜和林自新都陷入了苦恼之中。好就好在，当时风头最劲、威望最高、说话算数的，显然是邓小平。党心、民心都站在邓小平一边。邓小平讲话，实际上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华国锋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3月18日，期盼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人已经泪流满面。我当时在广播中听到邓小平讲话时的解放感，现在也还有印象。现在的人也许不明白这话在当时的分量。眼下，工人最怕下岗，大学毕业生争着做白领，你要让他干体力劳动，他就见不得人了。70年代的人，则以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为最大自豪。原因在于，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作“毛”，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的。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文革”中，中国科学院80%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外国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多人没有活过来。就以文化界来说，邓拓、吴晗、老舍、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赵树理、田汉、陈寅恪、邵荃麟、田家英、李广田、周信芳……不就是因为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或是屈死了么？所以，邓小平的讲话，在当时实在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要不然，汪东兴等“凡是派”也不至于抵死反对。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来开会的时候70多岁了，听了邓小平讲话，哭得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说，我82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28岁来过。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说，邓小平讲话把过去许多争论都解决了，大家都可以放心干事情了。方毅在大会上做了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人们心里都有数，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再度复出之后，华国锋的权威已经逐渐边缘化。所以，在邓小平讲话之后7天，也就是3月25日那一天，华国锋在大会讲话中说了些什么，大家就不那么在意了。31日，大会闭幕这一天的高潮是播音员代郭沫若朗诵《科学的春天》一文。本来，这位86岁高龄的中科院院长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来日无多。可是开幕式那一天，郭沫若喃喃地说：“我要去。”医生们面面相觑，劝他不要去，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结果是中央批准他去30分钟。他坐着轮椅颤颤巍巍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个讲话，起初曾请名作家徐迟起草。完稿之后，大家觉得比较散，空洞，决定不用，改由当时国家科委政研室的一位处长胡平执笔。胡平抓住春天这个主题，写了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艰辛历程，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解放思想、培养人才等内容。文章言简意赅，富于激情。郭沫若看了很高兴，只改了4个字，就在题目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郭沫若不能到场，《科学的春天》作为书面发言，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代他朗读：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真切地道出了参加会议的科技工作者的心情。虹云后来回忆说，念几句就被掌声打断，当时都念不下去了。会后两个多月，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大会结束不久，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国务院各部门中第一个起来响应的就是科学口。方毅主持的中科院、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的“三科”干部联合起来讨论真理标准，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当时有一个科学家讲得非常生动，他说：“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自有人类四五十万年以来……’大家说，这个话能不能修改啊？根据现在掌握的知识来看，人类已经四五百万年了。随着科学发展，人类的认识在深化嘛！”这些反响，是与全国科学大会的突破分不开的。
（本文摘自《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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