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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江平活出了自性智慧之光
诗人的奔放热情和法学家的严谨理性已经水乳交融成生命呐喊：“中国提倡私法精神，也就应当提倡具有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样，是一种从封建制度中走出来的启蒙精神，让人获取自由的精神。”
——吴敬琏
2018年1月 吴敬琏与江平在新京报年度好书活动现场对谈
2023年12月20日
江平教授在年轻时代曾是一位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据他自述，他在高中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进入燕京大学时选择新闻专业，都是因为心中怀有强烈的争民主、争自由的理念，矢志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斗争。由于为共产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口号所吸引，他在高中毕业前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江平在读新闻专业时认为：
“新闻像我的性格一样奔放、激情”。以致于在闻知组织上委派我去苏联学习法律时，竟然因为厌恶这将使自己‘面对由一条条僵化难懂的法律条文而筑起的高墙’，而有望而却步之念。”
根据江平教授的自述：
由此可以说，在成熟时期的江平教授身上，诗人的奔放热情和法学家的严谨理性已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论是他主要在蒙难期间写作的诗词，还是近年来提出的“只向真理低头”、“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我的理想是法治天下”等动人心魄的口号，都是这两种精神的体现，或者说，是由两种精神汇合而成的呐喊。
江平：经济下滑，
更要警惕法治倒退
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我们的道德也在下滑，而我们的道德下滑跟我们的法治有密切的关系。
文 | 江平
第一是市场自由。市场自由的法治是讲权利的法治状况，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政府对市场参与者应有权利是否尊重，这是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我觉得不太理想，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距离还很远。举例来说，最近经济学界有个争论，大家可能知道，关心民法、商法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争论，就是关于产业政策的问题。
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法律吗？哪部法律规定产业政策？我所看到的法律没有一个。中共的文件里有产业政策，地方的文件里可能也有产业政策，但这些都不能称之为法律。
其实产业政策与国家供给侧改革有密切关系。所谓供给侧改革是国家在供给方面应该改变，不能只讲需求，供给如果太多，钢产量、煤产量那么多，怎么办？所以，产业政策要调整。那么马上面临一个问题，调整谁？现在对于中小企业产能比较低，要去产能。有学者主张国家权力本位，他认为用国家“一刀切”的办法或过去山西煤矿重组的办法，把民营企业都砍掉，合并到国有企业中，这个做法我是非常反对的。
但是实践中就这么做了，多少人呼吁也没起作用，这些私营企业家原来的矿非常小，但有自主权，现在合并到大国有企业，只是5%、10%的股权，没有决策权了，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产业政策符合不符合中国的发展需求？实际上这种政策是歧视政策，就等于是保护国有的，砍掉民营的，这种产业政策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权利保护之争。如果产业政策不是平等地来对待，而是有歧视，就是不符合法律。
第二是市场秩序。市场秩序是市场法治的灵魂，市场秩序等于是保证市场的安全性。
可是，大家看得到，现在国民经济调整，经济下滑，GDP从原来的11%下降到现在不到7%，大家也承认现在经济碰到了一定的困难。在困难的情况下，更多出现的问题是欺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
现在的欺诈几乎成了市场的一个主流现象，从电信市场开始，到处都是欺诈，这是市场法治的严重倒退。
所以，我常常说，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的法治一般说来是向上发展的，同样情况下，经济要下滑的时候，很多破坏法治的现象出现了，所以在很多领域都能看到犯罪现象，中国在经济问题上更能体现出法治的问题。但有些国家经济虽然困难和下滑，或者失业现象严重，犯罪现象不像我们这样表现得这么严重。
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我们的道德也在下滑，而我们的道德下滑跟我们的法治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系2016年10月10日，江平先生在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江平击水奖学金捐赠仪式暨交流会”上，回答青年学者有关法治现状提问时的发言。
清酒一杯敬江平
作者：刘胜军
来源：刘胜军大局观
作为大师，江平对法治的理解非常深刻。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期间，笔者曾聆听江平讲授的法律课程，江平说：
“改革开放40年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市场，二是法治，两者相辅相成。就法治而言有两个任务，一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二是制约政府权力。中国改革需要制约公权力，否则就无法建立市场经济，也无法保障私权”。
其中两句话印象深刻：法治的本质是约束公权力
法治的关键是保障私权利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江平说：
• 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尽管人生多磨难，但94岁也属于长寿。江平的长寿秘诀在于：心态乐观吃好睡好。
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
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
不许弯大弓。
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
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
唯唱大江东。
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题写的“法治天下”石碑，是他最宝贵的遗产。他曾这么说过：“我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