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背后的男人厉有为：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意见

任正非背后的男人

历有为是华为及任正非背后的男人。任正非创造了华为，而历有为成就了华为。

在冰封时代，民企冒着身家性命创业，遇到数不清的磨难。今天偶然得到历有为对《民企促进法》的意见，我喜不胜收。不仅仅是历有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还因为历有为在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一直是站在任正非和华为后面的男人。

华为民企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没有信誉，历有为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找到建行行长惠小兵，给搞了3000万元买方信贷；华为没有通讯客户，历有为跑去跟邮电部部长争论：“民企是市场力量，凭什么就不能拿到订单？！”

想让来深圳走访的朱镕基访问高科技公司华为，朱镕基当即拒绝了，后来又反复做工作，朱镕基到华为一看就兴奋了，不断赞赏华为创新搞得好，临走还主动提出跟华为现场员工合影。

华为当初注册通讯设备公司不给注册，历有为又表彰华为的集体所有制，以集体企业名义注册下来。

华为搞虚拟受限股股份制试验，深圳发改委关门的最后一个公章盖在了华为虚拟受限股的方案上，让华为的股份制创造有了合法身份。

华为思科诉讼战，历有为指派得力干部从头到尾跟思科一起谈判，最终达成和解。

1997年底，历有为还应任正非之邀，与任正非一起率队考察美国高科技公司，从而有了华为花费150亿美元“削足适履”聘请IBM团队对华为动手术。

实名举报历有为以权谋私帮助华为，报告送到了国务院领导手上，任正非正在南非跑业务，无奈叹息：

我们民企像小蚂蚁一样，要踩死我们还不是很容易嘛！

最后调查的结果，反而证明华为是一个真正高科技创新的好公司。历有为跟华为的关系也是干干净净，就是政府对民企的支持。

历有为退休后写了《沁园春·血路》，表达了他多年的心境：

电闪雷鸣，雨骤风狂，史跡泪斑。看穿行血路，左防右挡，越飞天堑，后堵前拦。探路漁村，猛摇舢舨，敢立潮头弘大观。群雄力，挽狂澜万丈，扬起风帆。 

南巡掷地宣言，激亿万黎民奔向前。做先头部队，探雷排险，行军荒野，露宿风餐。一夜新城，雄兵百万，勇拓南疆夺桂冠。新时代，握如椽巨筆，再绘宏篇。

《血路·新韵》

百年血路史空前，

万里征途未下鞍。

孺子拓荒唯实干，

兴邦伟业避空谈。

“唯实干，避空谈”！这份改革开放热血与务实结合的情怀，今天读起来依然感人。今天本频道刊登：1、历有为的《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意见；2、历有为与华为不为人知的故事；3、历有为为华为虚拟受限股定性。

好友杜臣读历有为建议写来点评：

在法治不健全时期，民营企业成长就像在没有照明的隧道中前行，有时会迷失方向，有时会碰壁，九死一生。如果有人帮助一下就会继续前进。一点点帮助就会挽救一家企业。应该向这些勇于和善于支持民企人士表示感谢！当然更希望健全法治，法上无权，法上无人。政策稳定而又连续。

行知教育集团董事长吴安鸣看了历有为建议后，也有感触：

现在出台《民营企业促进法》也是不得已。出台法律文本，有历有为这样的专家献智献策，上下重视，或有可为。《民办教育促进法》至今22年了，今天不是强化而是弱化了，我们对前途还是很迷茫。

民智已开，还是历有为透彻：

孺子拓荒唯实干，

兴邦伟业避空谈。

育琨手记

2024.2.28

（转发）关于对筹备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意见

最近得知国家正筹备《民营经济促进法》，并广泛征求意见。

我的意见如下：

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主体一一企业的立法十分重要。

深圳在获得立法权后，首先对市场主体立了四个法：《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合伙公司条例》。

这是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非按不同所有制立法。

②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有利于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内公平竞争。

③如果按不同所有制立法就要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条例》、《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民营企业条例》（或促进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优惠或约束），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巿场，易造成市场分割和不公平竞争。

④现在的问题不是对民企＂促进＂不夠，而是从根本上落实中央文件中提出的＂一视同仁＂不夠。

⑤建议修改宪法第第十二条，无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都依法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没必要存在了）。

⑥建议修改宪法第六条，无论国有经济还是民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

⑦建议修改宪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和民有经不分主次，共同发展。

⑧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段。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做工的中国公民都是国家主人，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⑨建议宪法增加政府转变职能的条款，政府由全能型转变为服务型为主的政府。对企业的生产要素配置和资源配置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市场为主导配置资源。政府退出主导地位。

以上意见供立法和修法参考。

厉有为

2024月2月26日

华为与厉有为不为人知的故事

文/向隽

来源： 百停宝

任正非曾对人说过，华为现在的崛起与早期厉有为老书记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说的是大实话。
我通过搜集和整理，今天就说几个故事与大家分享。

陈开枝 卓琳 邓小平 厉有为 谢飞

故事一：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厉有为组织市政府机关为寻找和培养有发展前途的中小高科技企业进行调研，他亲自出马率队调研。来到华为在南山的办公室，听任正非汇报，任说他们已经研制出08型程控交换机，比当时中国市场上普遍使用的04机，无论是性能、容量、性价比都遥遥领先，市场很广阔，现在的困难就是缺资金。任向厉有为保证：华为一定能成长为深圳的高科技企业，为深圳争光。

厉说：我相信你的话。你需要多少钱？

任答：最少3000万元。

厉又问：有抵押没有？

任答：没有。

厉还问：有担保没有？

任答：没有。

厉说：这就难了！第一政府不可能给你3000万，第二政府不可能给你担保，像这样大额贷款无抵押无担保，操作起来就十分困难了，我只能回去看看哪家银行看好你的产品愿意贷款。陪同厉有为去调研的深圳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悄悄的问厉有为秘书鲁毅：你老板和任正非是啥关系？

鲁答：是正常关系，没什么特殊关系。王的潜台词是：这样百来人的民营企业，要这么多贷款，而且没抵押没担保，贷款怎么可能呢？

接下来，厉有为找了好几家银行都摇头，最后找到建设银行行长惠小兵，厉说：

我认为华为可以，建议你去看看，他们要3000万，你给不给、给多少由你自己决定。

惠小兵去调研后给厉汇报说：给他3000万。我转了个弯，贷款是给四川买家的。这是华为当时拿到的最大的第一笔无抵押无担保的买方贷款。

故事二：

华为发展势头很好，需要的资金量很大，哪一家银行都难以单独满足华为需求。厉有为想让深圳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国有）支持或参与，于是派李德成（当时为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鲍德元（管财务）等去华为调研，研究怎么样支持华为，让华为发展得迅猛一些。华为任正非提出要求借5亿，李表示可考虑投资合作，但华为不想与国企合作，于是没谈成功。

接下来，厉有为和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组织多家银行，给华为银团贷款，终于达成一致，在罗湖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签订了银团贷款合同，解决了华为大额资金需求问题。在银行与华为建立了合作的信任基础之后，政府就再也不用为华为贷款操心了。

故事三：

厉有为得知，邮电部下发了文件到各省电信局，文件明令禁止购买华为产品。这是个严重事态，对华为是致命一击。当时华为尚未打开国际市场，产品只在国内市场畅销，政府部门下文件这么一卡，华为必死无疑。怎么能让一个发展势头很好的高科技企业死在政府部门的政策里呢？

于是厉有为坐不住了，亲自去北京找到了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吴说：我自己管的国有企业还吃不饱，怎么能让一个私人企业抢我们的饭碗呢？

厉说：吴部长你这话有点偏了，市场经济讲公平竞争、讲产品优胜劣汰、讲产品性价比、讲售后服务，华为在以上方面都是优秀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你管的国有企业就进行封杀，这不妥吧！

吴：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的责任是得让我管的国企吃上饭！

请示汇报无果而终。

不久后，朱镕基总理视察深圳，厉有为想让朱镕基去视察华为，顺便汇报华为产品销售遇到的困难。厉同朱讲：

我们想邀请总理去视察一下深圳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华为技术公司。

朱：你们深圳有什么高科技企业？我不去！

厉被拒绝后仍不死心，于是他交待深圳市委秘书长李统书，让李统书去做朱镕基秘书李伟的工作，请李伟动员朱总理去视察华为。这还真有成效，朱答应去了。

厉陪同朱听取了任正非的汇报，参观了华为的产品展厅，朱十分高兴，参观结束了，正往外走时，朱提出要与华为职工照相，华为马上集合在场的职工，站好队准备照相。

厉说：请总理讲几句话，鼓励鼓励华为。

朱：我看了以后，十分高兴，我真想不到你们会发展这么好⋯⋯你们若不和上海贝尔恶性竞争，你们要多少买方贷款就给你们多少买方贷款，你们要多少卖方贷款就给你们多少卖方贷款，国内市场向你们敞开大门！

顿时，华为的员工举双手欢呼。就这样，邮电部的禁购华为产品的文件让总理的讲话给废掉了。

故事四：

任正非深知，一个小企业人治可以，但是对一个欣欣向荣的大企业，用人治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一套制度，用科学的制度和机制治理企业。于是他请人民大学几位年轻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给华为设计《华为基本法》。在朱树豪的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会所召开了华为基本法研究座谈会，任正非把厉有为请去参加。厉与几位博士进行了交流。

厉提出：深圳经济特区正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条道路在企业中怎么走？我们正在几个区属国有小企业中试行职工持股制试验，使职工成为真正财产的主人，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增强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同时对社会而言，是实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股份化的试验，防止财产占有两极分化，着力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建议《华为基本法》中把职工持股作为内容写入并实施。

任正非也是邓小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不想个人单富，他竭力想与职工共同富裕。他的想法与厉的建议不谋而合，《华为基本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职工内部持股制，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的内生动力十分强大，推动企业迅猛发展。现在华为职工中累计持股人数超过10万人，形成了企业内部强大的动力机制。

在中共中央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参与十五大报告起草的高尚全前来深圳调研，厉有为请华为任正非等参加座谈。就华为实行职工持股制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

华为实行的职工持股制，是企业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财产、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应该定性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不应定性为私有制经济。

高尚全认为这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很好，一定把意见带回北京，最好能体现在十五大报告中，全国推广实施。后来，在总书记江泽民做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是集体经济，应大力推广。深圳市委在贯彻中央十五大精神时，认为十五大报告洗刷了特区姓资、洗刷了搞私有化的污名，深圳实行的财产占有社会化的试验方向是正确的。

故事五：

一九九八年华为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在国内市场算是很有名气了。但任正非认为，无论是企业技术水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都与国际大跨国公司差距很大。于是和厉有为商量，由厉有为和任正非率团，带领年轻的华为企业领导层和技术骨干去美国考察学习，他们沿着江泽民总书记访美时走过的考察路线，全是考察高科技企业和高级实验室，如lBM、贝尔试验室等，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接待，每到一处都是华为年轻的科技人员与对方用英语直接交流。考察中任正非把《华为基本法》最后的草稿给厉有为审阅，厉除了一些小的修改建议之外，都非常赞赏。

这次考察收获很大：一是认识到华为与国际先进高科技企业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必须树立紧迫感，奋起直追；二是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关系，为以后合作奠定了基础，为华为走向世界、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行业领军企业打下了基础。

故事六：

有人告华为黑状：说厉有为违法给华为巨额贷款，任正非则以职工持股的名义把银行贷款给职工分掉了等罪状。告状信到国务院主要领导那里，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批示要进行查处，于是派工作组到华为调查。深圳科技局长郝春民得知此事，便打电话告知任正非。当时任正非正在南非开拓市场，接到郝春民电话后说：

我们像小蚂蚁一样，要踩死我们还不是很容易嘛！

令人欣慰的是，调查组调查的结果不但没有调查出所反映的问题，反而发现了一个管理优秀、技术先进的高科技企业。

支持和帮助华为发展，绝对不是厉有为一个人在做，而是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带领下，整个党委政府各部门都在做，形成一个强大的为企业服务的合力，这里略举几例。

当初华为在市工商局注册时就遇到了困难：按当时国家政策，民企是不允许进入国家通讯领域的。华为从事的是通讯领域的设备生产制造，因此不能注册。任正非要求市工商局给注册为集体企业。当时负责企业注册的彭海滨考虑到华为的实际情况，于是决定给变通注册为集体企业，使华为突破了政策这一关。

市科技局更是为高科技企业贴身服务，有求必应。先后两任科技局长郝春民和李连和都是积极组织为华为排忧解难，每当华为遇到困难，总有市科技局同事们的身影陪伴左右。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华为，任正非在给江总书记汇报时曾说：市科技局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当时对深圳的各类企业而言，已经明确取消了行政主管单位，他们确实把科技局当成自己的娘家了。找银行贷款、调入科技人员指标、征用土地指标、技术人员出国指标、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事项都有市科技局领导和同事们为他们开路。

一九九五年一月建立的深圳高新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经科技局领导协调，当年就给华为贷款2000万（无抵押无担保），用任正非的话说是李连和带着我们到处讨饭。二〇〇二年美国思科公司诉华为侵权，是当时最大的知识产权官司，是李连和带领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到硅谷思科总部经艰苦协调，达成和解。华为实行职工持股之初，李连和局长派一位副局长到华为蹲点调研支持华为职工持股工作，半年后才回局工作。

深圳的各家银行在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的组织下，给华为解决资金需求，进行银团贷款。建行行长惠小兵更是一马当先。

当时深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要调入深圳的人员要有指标控制，并要每人缴两万元的城市建设增容费。深圳人事局局长蔡永久对华为等困难的高科技企业网开一面，竟然一批就批准100多名科技人员调入华为，并全免城市建设增容费。

华为一次调入这么多的科技人员，住房成了问题，请求政府帮助，深圳市住建局局长孙大海一次就批给华为微利房50套，以解燃眉之急。

当时的外办主任白天全力支持企业人员因工作出境、出国的指标需求，对华为员工因工作需要出境、出国大开绿灯，总是大幅度超过指标限制，为华为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政府部门围绕企业转，为企业排忧解难成了一种风气，尤其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支持更是如此。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在＂三个有利于＂原则指导下，由全能政府转变到服务型政府的生动实践。

再回到此文开头时当年深圳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提出的问题：厉有为与任正非是什么关系？经多方了解，直到现在，厉有为本人、家属和亲友与华为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或业务关系。厉有为与任正非仍然是正常的友好同志关系。据厉有为讲：他捐给政府的一千多件牛雕工艺品中，有任正非从非洲给他背回来的非洲铜雕小犀牛。这真实地体现了他们在工作中结成的深厚友谊。

深圳市原市委书记厉有为27年前对华为企业性质身份的定性（定位）

来源 | 灼见 

27年前的1996年8月18日上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为公司几位领导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厉书记充分肯定了人大教授与华为公司的合作和对企业理论的积极探索，并就深圳市的高科技企业政策、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实现方式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今天转发历有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深圳市市委书记厉有为同志和人大青年学者座谈纪要

时间：1996年8月18日9：30~12：30参加人员：

1、市委领导：厉有为书记、陈波

2、人大青年学者：包政、杨杜、黄卫伟、孙健敏

包政（曾先后赴日本东海大学和日本神户大学学习经营管理。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企业管理系主任、教授）

杨杜（曾在日本神户大学学习经营管理。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并进行博士后研究。）

黄卫伟（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

孙健敏（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3、华为公司：孙亚芳、王诚、颜伟敏

厉书记：今天可以大胆地讲，年轻人的观点可以不一样，讨论问题没关系，这样可以交流。今天听你们的，今天就是座谈，不必有顾虑、随便讲，我不会给你们“扣帽子”。我说什么，也是说到哪儿算哪儿。

……

厉书记：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来深圳，我都让他们到华为来看看，特别是朱熔基副总理来印象很深，赞不绝口。他在两院院士会上作报告的时候，说了很大一段。邮电部的部长是我特别请了几次，最近已经来过了，还有巴西的邮电部长答应九月份来华为。

孙亚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是很大的。

厉书记：最近，我们把计委也说动了，国家要搞一个909工程，华为搞一个芯片研究设计中心，国家可以来投资，但你不要派人来管，你要管，很可能就管死，他们同意了。现在，银行对你们支持也很大。

孙亚芳：我们准备花二、三年时间，把“基本法”起草出来，写一本书出来，也就是中国的管理也能走向世界，将来华为还要输出管理。杨老师讲课时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两权分离的问题。经营权和所有权目前还是合在一起，而且占有公司股权的比重很大，可能是五~七百人，这样就可以把大批人调动起来；另外杨老师也总结了，这个核心层是可变的，总有那么一批人在拼命地干，我觉得我们公司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就是矩阵管理，我们中央研究部全部是矩阵结构，公共资源共享，减少很多重复工作。

包政：我们最主要的是跟合作者资源共享，哪怕这个合作者是竞争对手，这个胸怀是很远大的，竞争的目的是双赢，不是把对方杀死。

厉书记：听了你们的讲话，很受启发，今天这个休息日是没有白休息，收获很大。深圳最初是一个小渔村，80年建市 ，那时候工业产值才1.6亿，以农业和渔业为主，很贫穷，吃粮靠政府返销粮，农民的年收入平均129元，县城里职工年收入778元，是广东省最穷的地方。那时候是政治边防、军事边防，什么也不能往这里放，也不允许往这里发展，来这里主要是搞四清和搞运动的，全是公安系统的人。解放以来，经历了三次大逃亡，香港和宝安像一个大瀑布式的落差，贫富不用说了。最大的一次是79年，建特区的前一年，很多人淹死在深圳湾，很悲惨 。这十几年已发展起来，并且是发展很快，这主要是小平同志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如果不是这样，现在也许还象79年那样贫穷，不会改变。如果没有中央批准为特区，也发展不起来，起初发展的时候没有基础，主要吸引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甚至是污染的夕阳工业，在南油那个小半岛就有60多家印染厂，现在已经搬走了一大半。那时候没有办法。没有基础。经过发展，十几年以后，再这样干下去，深圳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产业层次非常低，素质也比较低，内地来了很多劳动力，素质也低，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效率不高，从实际情况看，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地费、水费、电费、房费各种费用都在增加，与刚来时不一样，可划块地给你，不要钱，现在寸土寸金。条件也变了，不可能搞低档次的产业，一定要搞高科技产业，所以我们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产业，制定了很多政策，并且立了法，除此以外，各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特别是知识产权的入股，经过无形资产评估然后再找合资，深圳市有很多企业是这样扶持起来的。去年全国高科技产值占工业产值的6%、广东省不到10%，而深圳市占20%，今年要达到25%，这超过全国任何城市，并已经在七大产业方面形成气候。高科技企业也有几种发展情况，一种是掌握发明的领导者。目光比较短浅，拼命为了捞钱，他们不考虑怎样发展成一个产业，怎样把企业搞得更大。一种就是把国有企业和大专院校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自己去搞 ，深圳国有企业也走掉不少，他们把技术也带走了，自己去另立门户。第三种，确实有些发明家很专一，发明了很多，但他没有市场观念，发明后还得政府支持他，他也不开拓市场。如我们的劳动模范邹德骏可以说是发明大王，获得了几块世界博览会金奖。现在他又去了，自己又没钱，我们政府给他钱，他的发明目前转化不了生产力。第四种，象华为这种类型，企业的领导人有知识、有见解，有事业心、看比较远，并且到世界去开拓、去想办法和拼搏。我们这里也有这么一批企业家，象这样的企业，我们是重点支持，重点扶持。让他们把企业机制搞好、理顺，特别是现代企业的机制。一个是帮助他们扩大生产；一个是帮助他们在技术研究上可以和国际最先进技术譬美、有竞争力，占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我们想办法支持。华为就是这种类型 ，这是我简单谈谈深圳市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由来和大致基本情况。就华为这几年的发展来说，也由于你们以上说的这些原因，我们对华为，从市委到市政府都是很支持的，并且是长期一致的。我们的支持就是提供服务和创造条件，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发展。确确实实我们不会干扰他们的经营，搞钱权交易等。市委、市政府可以说是千方百计支持他们。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受到好多限制。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听你们来华为做基本法起草工作，这很可贵。因为你们能走出院校，能够到基层来、到生产第一线、到企业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要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没有实践的理论，很难指导企业发展，这条路子对学者、理论界是必须要走的。这点我很赞成。你们不把理论当教条，立足于“扬弃”、立足于探索和发展、立足于走出新路，寻找一条适合我们国情的，符合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路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思想上已经解放，但有的人却抱着老框框；有的把理论当作教条，一辈子都不改，并且还有很多都是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把理论当作教条是害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想指导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如果我们把他教条化、我们的学者把他教条化，本身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精髓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我们要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探讨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论权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中国完全适用的，第二是一部分适用，一部分不适用的，第三种，完全不适用的。（大家都笑了）这种机械的分类，不是在开玩笑吗？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为了推动历史的发展总是“扬弃”，“扬弃”才是真正的继承和发展，所以，这是我想对你们说的，你们要继续深入下去，一定会有成果，并且是具有普遍指导性的成果。

第三点，就是对所有制的“度”的把握，我不是搞研究的，主要是搞实际工作。现在理论界认为，所有制形式不是“私有化”，就是“公有化”，这个争论已经是落后了、落后时代，他应该向前发展。我有这么个想法，（注：只是交换意见，今天只作学术探讨，先把性质定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所有制界限在什么地方？在所有制方面和生产资料占有的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如果极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如果是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度”，多数生产资料是个“度”。超过这个“度”就可以判断，谁是资本主义？谁是社会主义？（杨杜：这个观点是非常让人深思的，你把资本主放这头，社会主义放那头，一条连续谱上的两端，不是以前的二元化，非此及彼。）

我想说的第四点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现在我们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全社会占有制，这个观点你们刚才说过了，这和职工个人、经营者个人之间利益关联“度”太低，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国有资产增值多少，利润多少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打工，甚至还不如给私有老板打工的工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很明显，这个所有权是理论上的“所有权”、理想化的“所有权”，说的可能严重了一点。因为马克思那个时代是他的设想，资本论里面提的是设想、没有实践 ，他是设想社会主义将来是这样，他认为全社会是一个工厂，企业是车间，直接分配，没有商品和货币，他的设想没有实践依据。通过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可以说这种公有制形式不成功，不是说“公有制”不成功，是这种公有制社会化实现形式不成功，说得更明白点，公有制也有成功的，法国的电力公司就是公有，以色列几乎全部公有。我说的“所有制”就是要把一部分公有和全社会公有区分开。要把理想化“所有制”就是要把一部分公有和全社会公开区分开。要把理想化“所有制”，变成真实占有的“所有制”，这个真实占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是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而是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这种占有制，那分配就公平了，社会就公平了，马克思主张的就是社会公平。不要说社会主义，连资本主义政治家也懂得这个道理。前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是实行了‘普选权’，二十世纪我要实现的是财产的‘普有权’；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是必然趋势。但还有一些权威认为非公有制、股份经济或者是混合经济，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我们中国现在之所以欣欣向荣，主要得益于中央的政策，让多种所有制并存，允许私有制发展，允许外资进入，外资也是私有的。所以，这得益于混合所有制比单一的公有制发展得快，国家才这么快地繁荣兴旺，这肯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但是不敢承认。所有权是几权结合，包括所有权、经营权、财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在现代的生产里面，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但必须要和财产的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相适应，否则，是 空的、不实际的所有权。现在我们就是空的所有权，不实际化和理论化的所有权。所以，在企业里面也要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贡献大的和不大的，这个差别肯定要拉开。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的大款这么多，是个问题，怎么办？要限制？要打倒？不要发展？我们说不怕大，也不怕多，可以用法律来制约。中国的道路，只有依靠法律来治理，如继承法，继承一次交一次税。继承三、四代就完了。如果只能限制在某个范围内，生产力怎么发展。我们现在私有经济存在两个倾向，一个是挥霍，反正赚的钱够花，去买房子，买高级车子，吃、喝、玩、乐等；另一个倾向是往国外转移、找靠山。这是最主要是国家的政策不明确、引导不明造成了。应该鼓励企业去投资、去发展，这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历有为考进吉林大学机械系

-END-

版权声明

图文素材来自网络，转载仅供交流与思考。

如涉版权，请联系后台。

小编微信：gao940716

大美绝活是一种绝对信仰

如何让我还没有存在的天赋潜能，真正存在的时候，真正的富足和丰盛才会出现。深入把握这片土地上中国人的痛点开始。拿出解决这些痛点的大美绝活，给消费者创造真正的价值，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接近美，接近神”。“大美绝活是一种信仰”！与众不同的绝活或好产品，造福消费者的宽度、广度、深度和敏感度，决定了“与众不同的绝活”之“大美”的程度，也决定了个人和企业的未来。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消费者的每一笔购买，是对企业的投票，决定了企业的前程。

让我们跟着任正非一起走一个过程

打开思维，打开心灵，打开意志

王育琨频道 商务合作

微信 | gao940716

QQ:2116117593

投稿：[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