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来大画面前进到当下
东西方激烈碰撞与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世界总体格局和趋势。未来经济的火车头是东方，西方积极要素要融入东方为主的体系。今天转发美国政策期刊《美国事务》2024年秋季号文章，佐证了这一个趋势：
如果我们输掉了一场贸易战，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发现？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使发达国家面临贸易竞争，还导致了发达经济体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然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个敌对外国势力的某些恶意行为：中国是从我们自身的无谓错误和经济扭曲中获利的。然而，中国企业当下正遭遇黎明前的黑暗。世界大系统的旋转变化，呈现剧烈动荡，国际战火四起，脱钩断链更有无限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当下总体呈下行趋势，外部需求减少，内部需求有限，中国公司正遭遇内外交织的困局。中国公司同时未来潜力无限。能否破局？如何破局？破局的钥匙在哪里？让企业彻底改变的力量来自哪里？
如何破局，让我想起了任正非创立的灰度哲学。
“灰度哲学”，是任正非对世界商业文明的独特贡献。2015年开年，任正非把灰度哲学应用拓展到华为全体员工。他用八个字说透了灰度哲学精华；
研究任正非灰度哲学20多年，2015年我转发任正非的《管理的灰度》文章，加了个编者按，在华为心声社区头版显要位置呆了3个多月：
站在混沌、无常、灰度这个高地，任正非看清了“一切都在反转，一切都在生成”的实相，心中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敬畏。敬畏事物发展的无常，敬畏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敬畏每一个人自性爆发创造价值的无限可能性。我研究任正非还得出了正非灰度哲学的三个基本逻辑：
第一，世界就是无限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交织的混沌态。无常。一切都在秒秒钟反转，一切都在秒秒钟生成。每个人有无限可能性，每件事有无限可能性，每一物有无限可能性，每个当下有无限可能性。第二，每个当下活泼泼的动态平衡至关重要。一刹那接一刹那平衡被打破，一刹那接一刹那新平衡在建立，一刹那接一刹那事物在向着新的方向发展。道法自然，拿捏动态平衡至关重要，而不拘泥于出发时的平衡观念和均衡点。第三，从未来大画面前进到当下，以当下“击穿微末，做到极致”的确定性，“一窍通，窍窍通”，无限融合，接通万有，塑造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中国公司经历了各种灭顶之灾的考验，面对当下的困局，中国企业家都有拥抱黑暗的定力、也有穿越黑暗的心力，更有走出黑暗的功夫。他们都会用自己黑暗中原力觉醒的生命故事，唤醒了一代代人的生命原力，把一个个濒死系统变成活泼泼的活系统，找到“人人与我”的伟大时刻。——育琨手记
【重点推荐】“中国正在获胜。接下来呢？”（参考资料）
译者按：美国政策期刊《American Affairs（美国事务）》上近期刊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中国正在获胜。接下来呢？）。作者Nathan Simington以中美大国竞争为背景，对美国的中国的经济产业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作者认为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居于下风，并正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因为美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系统性地将核心产业能力外包海外，已经丧失了本土工业潜能。作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华尔街/资本市场驱动下对股东回报的过度追求，使得企业将轻资产及劳动力外包作为当然选择。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最大化投资人回报，但却背离了美国长期的安全与发展利益。究其背后的底层逻辑，则是自由主义、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此外，美国朝野内外、社会上下对此问题都缺乏共识，拿不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和产业规划解决当前的问题。另一方面，受益于行之有效的且极具预见性的产业政策，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及技术发展成就，而中国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全部资源投入到制造业与硬科技，致力于通过壮大制造业基础以及在尖端技术领域掌握核心竞争力，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作者具体举了电动车产业的例子，并尝试说明为什么中国政府倚重硬科技而非软件/互联网。作者认为中国最大的短板是劳动人口教育水平有限及老龄化问题，而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产业也是为了克服这一短板。
这篇文章很能代表American Affairs知识分子们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他们是融合或者超越西方传统左翼或右翼政治的。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主义、朴素的全球化是持批评态度的（后全球主义者、后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政策是落伍或错误的——尤其在中国出现以后。他们主张国家应该结合自己的长期利益（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利益及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福祉）制定对应的发展战略及产业目标，在此基础上确定必要的政治手段与政策工具（例如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关税、国内税收、金融监管、企业监管等）。他们想象的经济发展蓝图更像中国而非美国。那么《American Affairs》有没有读者呢？有的。从拜登Build Back America的产业政策及基建投资举措，到特朗普重塑美国制造业的提法，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主张。据说JD Vance也是《American Affairs》的读者。应该说，American Affairs代表着一种跨越两党的前沿想法，伴随美国经济社会矛盾的加重，也许会在美国获得更多的市场，获得政客的青睐，并在技术官僚们的努力下将抽象的主张转化为具体政策。
最后，可以看到，美国也在向中国学习，通过中国模式去复盘美国自己存在的问题。所以中国也得考虑，美国哪些经验应该借鉴，哪些经验要提防。像文章作者所说的，华尔街迫使美国企业为了提升投资回报而放弃持有资产、外包劳力、最终损害的是美国国家长期的利益。这种情况，即企业为了提升净资产收益率而追求“轻资产化”（包括资产和人力）的状况，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存在的，只不过程度远不及美国严重。下面，让我们进入到作者的正文。文章结合中文语言习惯和表达环境做了适当的调整。 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中国正在获胜。接下来呢？）
文/Nathan Simington
《American Affairs》（美国事务）Volume VIII, Number 3 Fall 2024): 3–23.如果我们输掉了一场贸易战，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发现？我们金融系统的活力和灵活性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正在经历中国贸易战胜利的后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使发达国家面临贸易竞争，还导致了发达经济体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然而，这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个敌对外国势力的某些恶意行为：中国是从我们自身的无谓错误和经济扭曲中获利的。我们能力的丧失以及外国出口市场的流失表明，简单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观点不足以应对中国领导层对国际体系构成的挑战。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之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处于危机之中。我们都希望有白领工作，华尔街不鼓励企业持有可能会带来麻烦的资产，因为这些资产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监管责任，或者持有成本过高，最终降低投资者的回报。一方面是数代人经历的严苛工业工作条件，一方面是对轻资产公司结构的全新关注，都为离岸生产创造了强大的激励。我们现在会条件反射地选择离岸生产，不断重复着关于劳动力成本和监管灵活性的说辞——哪怕离岸外包会损害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实现了不可能的成就：它按照自己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目标重塑了世界。G7国家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没有指导意义，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和出口的中心。同时，老的华沙条约国除了原材料之外就从没生产出任何好的东西。在二十年前撰写文章的分析人士都没有预料到中国能够独立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也没有预料到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数亿生活在贫困状况中的国民快速地城市化。
某种意义上，中国通过迟来的发展，让自己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是一场人道主义的胜利，证明了昔日全球主义者的正确。但另一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冲击。G7国家的制造业能力被削弱；技术工人和支柱产业被削弱。G20国家变成了农场和矿区，伤害了它们自己的产业化前景，巩固了它们经济殖民地的地位。
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甚至美国，都看到了对中国供应链的无比依赖。通常而言，我们是具备生产相关产品的能力的，但没有任何潜在的本土制造商能够真的获得融资并开展生产；相反，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很难受的选择，要么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能力，要么以高出中国供应商数倍的价格，浪费性地补贴本土制造者。
G7国家的分析师们经常用劳动力成本解释这一点。劳动力成本当然是一个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通常在每小时2~4美元之间。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工资处在相同的范围，而这些国家又明显缺乏中国在供应链和产品类别上享有的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他们是“接受者”而非“制造者”。这些国家拿不出持续30年的高增长率（无论国家的基数有多差），同样也无法享受中国在原材料加工、供应链、港口和物流以及先进制造技术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中等经济体有如此不平衡的贸易结构，也没有如此明确的产业计划，实质上能够导致竞争对手的去工业化。简言之，用廉价劳动力去解释中国制造业的突出地位以及中国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一种严重误导。它也假设国际贸易中存在一种能够通过金融调节的稳定状态，而这种稳定状态本质上是虚幻的。
上世纪90年代，全球主义者们认为，开放中国消费市场将为G7制造商带来丰厚的回报。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例如，无线移动公司连续几年获得丰厚的利润，许多G7国家进口商在保留知识产权和分销权的同时，获得了廉价且专业的制造服务。但总的来说，尽管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太大，大得让G7国家的企业无法忽视，但总体来说，贸易平衡是偏向于有利中国的，G7国家则通过债务和技术转让来为制造业的消费储蓄买单。
这种局面的最终出现，是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是西方金融体系的一个黑暗的镜像。因此，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是继续维持这一腐蚀性的体系，要么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以实现我们自身的社会目标。而我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因为危机在加速发展，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过去，“中国制造”指的是廉价、多余的次品。如今，从2美元的背包，到高端汽车、超现代的微芯片、世界上半数的船只，都在中国制造。中国自诩为“世界工厂”。中国外交官Victor Gao最近对英国记者Andrew Marr说，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制造国，英国并不是一个足以构成威胁的重要对手。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贸易规模，以及中国给所有发达经济体造成的巨大贸易逆差，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制造的产品对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供应链至关重要。在某些重要产品类别里，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关键材料的唯一供应商。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出现的。邓小平著名的“南巡”打开了外国投资中国制造业的闸门，那是在克林顿（Bill Clinton）入住白宫的前一年。在之后30年的大多时候，中国更多地是基础产品的来源，但不是先进产品的来源。G7国家似乎认为，中国要么西方民主化，要么就停止在增长和先进水平的阶梯上攀登。因此，中国生产是值得庆祝的。通过降低消费品的成本，它会推动西方的生活方式。它将刺激中国对西方商品的需求，增加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同时，中国人将爬出贫困状态，在路上顺便学到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站在1992年，这些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在2012年也不无道理，但站在2024年，人们必须看到这些观点已经完全过时。中国在没有自由化的情况下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是西方企业的大市场，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个市场远小于西方市场。西方国家发现自己在削减技能，逐渐失去了基本的工业能力。此外，中国构成了一种长期的安全威胁，因为其向西方销售的一些产品被广泛认为暗藏间谍软件和紧急停止开关。
当前的趋势是灾难性的。中国正准备主导电动汽车和电信领域的革命；中国的制造能力超过了G7国家；中国具备提高其军事能力的经济深度，而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正在衰落。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将从其他发达国家逃往中国。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安全秩序的军事风险，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金融和贸易风险，也是发达国家数亿工人的生存风险：他们将发现自己从事的零工和服务业工作不足以维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站在2024年，我们必须直面艰难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中国打算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收复失地并超越他们？第一，诊断。在金融和会计方面，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已经学到了太多教训。当时各种有远见的公司——从Teledyne到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都认为能否有效利用公司资本是优秀经理人与平庸经理人的区别。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资本配置往往很差，从那以后，企业领导人通过增加股东回报获得了声誉，也获得了财富。然而，一味追求最大化资本效率最终却产生了奇怪的激励机制。华尔街心目中的理想公司是不持有资产但利润可以无限扩张的公司。造船、炼钢等资本密集型的美国大型制造企业，被鼓励将制造业务外包到海外，最终也被迫这么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或提高产量，而只是因为把制造业外包给国外第三方可以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更出色。如果做不到外包海外的话，他们就会完全放弃产品类别，同时意味着美国完全失去了这些产业和能力。回顾华尔街过去三十年的趋势，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即在华尔街眼中，对资本的最有效利用是将其投入到金融资产或软件公司。三十多年来，中国押注的是另一方。中国显然认为持有硬资产和制造能力是一件好事，不仅仅因为它们能带来即时的经济回报，还因为它们能够带来许多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协同效应：高技能的产业劳动力，更快的制造周期，以及对供应链的把控。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人们还能说中国押错了注吗？
第二，治疗方法。美国及其他G7国家盟友不能再依赖单一的一个“友敌”（frenemy）。任何合理的应对方案都必须帮助重振美国工业，减少贸易不平衡，让重要的制造业重返美国本土，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幸运的是，美国不必从头学这些。我们已经可以复制一些战略，不仅可以从我们最成功的竞争对手的产业政策中复制，还可以从美国过去的经验中复制。
事实上，过去50多年来，中国一直明确地将工业化看作安全问题。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外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没有超过0.54%；在1990年之前从未超过0.88%。直到1992年，当中国开始有意欢迎外商投资时，这个数字才猛增，在1994年达到了5.99%。而且，在这个时候，外商投资几乎完全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部门，而绝大部分其他行业和活动则受到严格的保护。这使得中国既能发展世界领先的出口产业，又能将产品本土化，还能避免对就业岗位和社会安排的冲击，保护了中国高度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一言蔽之，中国的工业化绝不仅仅是银行贷款账簿上的一些利润产物。这是一个维持结构性封闭和保护主义的经济体所做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选择。它有意避开了休克疗法。在成本和利润问题上，我们应该像中国领导层一样考虑。
第三，中国的计划。尽管人们一直抱有愚蠢的刻板印象，认为中国很神秘，共产党很神秘。但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很活跃，有很多样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也经常以公开的方式对政策进行酝酿研究。西方人对此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但中国一贯地、公开地、反复地把全部筹码都押在通过技术和生产优势实现国际秩序的革命之上。这些言论都是中国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人在重要的党政活动及内部政策文件中（未翻译成英文）作出的，所以不需要去捕风捉影：你的所见即所得。由于中国肯定打算实施这些计划，所以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计划，它们都是当今大国竞争的关键。我们不必认为它们一定是最优的，但可以承认它们确实驱动了中国政府的行动和选择。
如果把重点放在手段而不是目标上的化，“产业政策”是一个令许多人担忧的词。但如果我们说，中国通过努力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确实取得了一些经济成果和政治目标，那么应该承认：中国有非常有效的产业政策。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目标，就能理解中国选择的手段。
有效的产业政策往往从土地改革开始；并不是那种布尔什维克式的改革，即将私人庄园合并为巨大且效率很低的集体农场，而是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式，通过将多余的土地或旧的地主种植园改造成密集耕作的家庭农场，比如由小农户经营的农场。这实际上相当于新成立了数百万个小企业。这种方式能够培育一个为本国工业提供需求的消费市场。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最终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当时已经很清楚，集体农场无法满足城市对粮食的需求。中国国内产业受到贸易壁垒的保护，但同时也受到出口管制。这时，企业也被迫不断改进、提升技术、制造或购买资本产品。如果它们不这样做，政府将拒绝向其提供外汇、出口补贴或经营贷款，因为这些资源将优先提供给在出口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国内企业。
就美国而言，十九世纪，美国也进行了一种粗放的土地改革，当时，国会将西部的土地开放给数百万小农。在1850年至1930年的关键几十年里，不仅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城市劳动力都依靠美国的谷物生存。这些盈余带来的收入表明:美国中西部能够支撑一个消费经济，而不仅仅是勉强维持生计。由此，生产与资本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动态关系，并推动了“美国世纪”的发展。 因此，令人震惊的是，如今的美国正在部分地退回到所谓的后现代自给自足经济。诚然，确实很少有人还在用砍刀切甘蔗，但事实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陷入了零工经济和零售业工作，这些工作与更复杂的生产力形式都毫不相干。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们曾向我们保证：高价值的服务业工作将会取代那些存在于夕阳制造行业的大规模就业。（为了理解这种观念在里根时代之后有多普遍，建议看看电影《风起云涌》（Primary Colors）中比尔·克林顿的角色，在1991年的时候建议朴茨茅斯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学习编程，因为“体力劳动将流向那些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但肯定不会在这里（美国）”）现在很明显，这个承诺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相反，我们似乎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服务业——这并不是因为服务业总比制造业要更好，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可以提供。
在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变种是，劳动者从事低技能工作是一种合理选择——尽管从国家人力资本的角度看这不是一种最优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实行义务教育的原因：让5岁的孩子呆在幼儿园里而不是擦鞋或叫卖报纸，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大多数试图实现工业发展的国家最终退回到某种形式的低技能服务经济。在最初的四十年里，中国未能理解这一点，依靠农民的劳动力艰难地实现了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现在我们必须问，在一个资本投资于生产设备不受投资者待见的环境里，对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业而言意味着什么。
往日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现在基本变成了合同采购者，尽可能地削减资产。美国劳动力已经分化为两类（a）企业里的设计人员和财务人员；（b）零售业中的零工；生产工人只是被勉强容忍，认为是某种必要的负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企业的核心资产也不再由运营公司持有，而是由投资者/股东持有。为了获得资本，你必须让华尔街分析师相信，在考虑到多元化、流动性、风险和时间周期的情况下，投资于你能够带来更好的回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华尔街迫使公司尽可能地缩小资产负债表，结果导致持有和雇佣自己的制造资源的企业走向资本枯竭。 如果我们只在本土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轻资产”可能是一种不错的企业经营方式。然而，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其证据：中国的体系在采用不同标准衡量优秀企业的同时取得了成功。最终的建议也很简单，就是尝试从中国的投资和会计中学习，通过客观分析了解中国经济的运作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摒弃一些先前接受的关于经济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
最近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的预算约束的比较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下的硬预算约束确保只有能够立即获利的项目才能得到资金，而社会主义下的软预算约束则会资助各种项目，包括高质量项目、低质量项目和长期项目。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失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种失败并不能证明：把软预算约束置于资本主义框架下就一定不能带来总体好处——尽管不少人认为对于许多软预算约束（特别是联邦政府的软预算约束）都要立即进行复盘考虑。我对发展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表明，在有效金融/财务监管和出口管制下的软预算限制，正是产业政策旨在实现的目标（尤其是汉密尔顿或李斯特模型）。如果能够防止资本涌入房地产和交易资产，转而转向工业产能，则长期的产业目标是可能实现的。如果这听起来令人怀疑，那你可以看看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产业发展史。
“底特律固特异（Goodyear）产量牌子上的坏消息，它不断显示着1982年汽车生产的灾难性数据。而这个消息的糟糕程度可能比看上去更严重，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汽车更好，工厂更新，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融洽，还意味着日本社会更加和谐，拥有更强的基础教育信念和纪律，以及个人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使得日本为即将到来的世纪做了更充分的准备。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是笼罩在美国上空更加严峻的阴霾。——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清算（The Reckoning）》今天，许多到中国旅游的人都会感叹“现代”和“高科技”的感觉。当然我们得假设他们没有到云南或贵州贫穷的传统村庄，2004年、1984年或1964年的美国人不会对中国任何地方形成这样的印象。但一点小玩意儿和手机app是一回事，即便一个落后的国家也会有几座摩天大楼。要评估“高科技”在中国的真正含义，最好看看汽车。
2024年北京车展以前所未有的电池能力、令人震惊的低价位和惊人的精密电子设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人在读关于这个车展的报道时，可能会好奇吉利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优秀的，或者做手机的小米是如何变成一家汽车企业的。他们可能还会感到不安的是，一个高级汽车企业组成的平行世界已经悄然出现，而美国媒体对此却几乎没有评论。也许我们不会很快地看到比亚迪或小鹏在美国的经销商，但如果中国汽车继续变得更优质、更便宜，我们将看到世界出口市场在我们眼前溜走：不仅仅是通用或福特，还有标致、大众和丰田。世界汽车产业的年收入约3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消费品类别，中国企业从无名之辈一跃成为竞争者。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运气。中国从未生产过一流的国产汽车内燃机（ICE）。自制内燃机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汽车行业的试金石，因为汽车传动系统是制造汽车中最困难的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的内燃机设计，所谓的汽车企业不过就是一个组装车间。内燃机是集机械加工、精密零部件供应链和电子控制技术之大成的结晶。掌握这一技术不仅能够确立一家汽车企业的独立性，也能确立其母国作为国际汽车出口国的地位。
然而，随着电动汽车（EV）行业的大规模兴起，中国未能掌握内燃机技术已经变得近乎无关紧要：电动汽车不需要变速器或燃烧动力系统，但它们需要复杂程度惊人的电池和电力系统。而在电池领域，中国是无可争议的霸主。因此，向电动汽车转型，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一举跳过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汽车产业面临的最主要制约因素。这或许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涌现出不少于五家电动汽车制造集团（合众、蔚来、零跑、小鹏和小米）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如今的中国汽车电池行业起源极为“卑微”：为外国消费电子产品（例如摄像机和掌上电脑）生产售后电池。但中国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选择，将资源投入到电池行业，这些投入是远远超出当时规模较小、技术尚不成熟的出口加工业所需要的水平的。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些城市开始强制使用电动公交车，而在过去15年里，中国企业和政府一直专注于控制锂离子电池所需的锂加工。事实上，他们远远超越了自有市场的预期，甚至通过收购其他陷入困境的矿产企业，创造了一个澳大利亚锂矿开采行业。很自然的，这些研究和加工的最终都回流到中国国内。 简言之，过去三十年，中国一直寻求从电动汽车转型中获得最大的好处。按单位销量计算，中国已经连续十六年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市场，因此其国内市场有足够的深度，能够以完全自给自足的方式单方面地转向新技术。此外，中国已经调整国内基础设施，以便电动汽车转型得到充分支持。目前在运营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约有180万至270万个（而美国只有16.2万个）。 相比之下，美国汽车产业虽然受益于对本土市场的牢牢把握，但却面临出口下滑的困境。美国在专注生产不受燃油经济标准限制的车辆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非关税壁垒，制造商附属的经销商体系也是如此。2024年5月14日美国宣布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是一种明确的贸易保护。但无论中国车企最终能否打入美国市场（通过在墨西哥组装），但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出口增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通用汽车在北美的年产量与1982年持平，低于50年前的峰值产量，约为丰田2023财年产量的60%。然而，产量数据基本主要反映美国国内市场的情况，因为通用北美仅出口了约6万辆车。全球范围内，通用汽车的销量约为丰田销量的60%，其所有子公司的国际销量约为150万辆。相比之下，中国在2020年出口汽车约100万辆，2023年出口约500万辆。北美汽车出口业绩的下滑其实可以从通用汽车在中国销量的暴跌看出：其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分别较2014年的峰值水平下降了约80%和40%。结合数量和质量的证据来看，美国汽车企业在短期内主导出口市场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这一情况属实，我们可以说美国是一个保护性的市场，其本土品牌在全球经济中日益缺乏竞争力。这种状况更像马来西亚的宝腾（Proton），而不是昔日的美国汽车巨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含糊其词：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美国汽车业雇佣了大约300万名工人，约占整个私营部门劳动力的5%。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汽车业裁员摧毁了无数价值——大城市人口流失，房地产和产业资本的贬值，大量熟练工人流离失所，美国也因此损失了数十年的潜在生产力。同时，人们不能忽视产业衰退与家庭破裂及暴力犯罪激增之间的联系。回头看，1970年代的美国汽车产业确实需要改革。但它的硬着陆导致几代人陷入萎靡和被救助状态，经历了价值毁灭，因此绝不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虽然在考虑历史类比时要特别谨慎小心，但我们很难不这么认为：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底特律对大尺寸、利润丰厚的汽车的偏爱，以及对现代化设计改良的排斥态度，与我们当代面临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然而，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的规模及享受的政府支持是远远超过五十年前任何一家日本车企的想象的。简言之，中国的技术优势绝不只是手机app，或者新城市的美丽航拍照片，而是中国将成为世界汽车行业的主导者，并在过程中摧毁美国一个主要的产业。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或是“看不见的手”主导的资源自由分配的结果都极为可笑：很显然，是“有型的手”使这一切得以发生。 在中国高科技出口产业中，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复杂性上看，汽车产业都不能算作特例。中国不仅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大多人认为，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突出地位主要归因于低工资、较差的环境和安全标准，以及货币操纵。人们当然可以合理地质疑，光凭这些因素，能不能支撑其在尖端汽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但无论如何，汽车只是大图景里的一小部分。
《金融时报》最近报道称，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但中国在2023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约为美国的7倍。这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使用率相去甚远；事实上，仅中国就安装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型工业机器人。通常而言，如果自动化的边际成本低于劳动力成本的时候，自动化就会取代劳动力。然而，中国对机器人的投资远远超出了中国工资水平所能预测的水平。与全球其他地方的自动化投资相比，中国处于一种大趋势下最极端的一侧，这种趋势在韩国、日本等地也很明显。人们还应注意到，如果中国能够因机器人研究与制造之间的协同效应而获得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投资回报，则安装新机器人的成本门槛也会低于其他地方。
这一切似乎都很难用美国的投资理论来解释。实际上，美国本土的机器人投资仅为美国工资水平预测值的70%左右。这表明，在美国，用自动化取代人力工资的做法是相当谨慎的。这有可能是出于形象、“视觉”上的考虑，也有可能归因于前述提到的对资本投资的偏见。但是，中国对这些问题就完全没有敏感性吗？是否有其他因素在推动这一趋势呢？就像中国在电池领域的战略投资一样？
自由经济学和自由贸易都无法解释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但产业政策可以提供一个视角。今年3月，李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了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份关于政府工作重点和方向的陈述。这份报告令人惊讶，因为它不仅像所人们预料的那样，把扩大内需列为工作重点，而且还包括：（a）推动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b）科教兴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发展培养能够推动人类进入新的技术前沿的科研机构。这份报告让“西方观察家们难以置信”，他们还认为中国处在数年疫情政策导致的需求低迷以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影响之下。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你要押注中国产业政策失败，那么结果并不乐观。
2016年，中国共产党一份高层规划文件宣布，要让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强国”。通常而言，对于一个中等教育完成率低于50%、农村学生缺少眼镜，受寄生虫困扰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通常不会是一个优先事项，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Tanner Greer和Nancy Yu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被清朝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失败所困扰，这导致了广泛的内乱和“百年耻辱”。此外，他们还引用了中国一位知识分子政治家在1991年的宣言：“如果要超越美国人，必须做一件事：在科学技术上超越他们”。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很多政府官方教材中。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样的语言听上去可能有些偏执和自大，因为自1812年战争以来，美国一直享受本土安全；美国也在七十多年的“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中变得自满。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安全感，如果对他们想法的严肃性有任何怀疑的话，都应该以中国领导人们重要、公开且毫不含糊的言论为准。即便在那些并不好战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中国的发展规划也被视为中美制度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产业政策鼓励的几乎所有科技都属于物理技术，而非软件。确实，西方媒体无法理解中国2020~2022年对软件类公司的“打压”，因为西方已经习惯与将技术等同于软件。当美国人谈论“科技巨头”（Big Tech）时，我们指的不是通用电气或雷神公司。但当中国领导人谈论先进技术时——例如人工智能、材料科学、遗传学、神经科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和航天科技，他们指的也是物理技术。例如，连中国的人工智能都加侧重于工业应用，是计算机科学之外的一个独立学科。中国以不能更加明确的方式告诉我们，它所指的成为技术领域的霸主，意味着在超越常规的物理科学和制造业技术方面取得主导地位：这也是硬资产中最硬核的部分。 在不削弱这一宏大抱负的前提之下，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一使命宣言将如何解决中国国内的政治关切。即使中国决策者真的把未来押在了利用技术在新世界秩序中取得领导地位上，他们仍需维持公众的支持。在中国的科技现代化的话语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沉默概念是人力资本。许多人很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开始减少，许多评论家预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很快就会结束，中国也将“先老后富”（这个颇为流行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一个尚不富裕且人口老龄化的国，退休人员在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将高于高增长时期的水平。对于一个制造业经济来说，这是个坏消息，因为在制造业经济中，从事“体力工作”的人最终都会退休。但至少在明面上，人们对中国的教育水平及其对实现中国的全面发展（或推动中国确立技术领导地位）的关注却较少。
展示一张显示各地人均GDP的中国地图会让大多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北京的人均GDP超过2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7,000美元）；上海接近27,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4,000美元）。但在中国的33个行政区中，有10个行政区低于10,000美元，其中甘肃最末，低于7,000美元。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更加明显，有约3.88亿的中国人生活在类似于纽约州与密西西比州之间的落后地区。
此外，中国贫困省份的居民缺乏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基本机会，即在全国范围内随意居住。中国保留了户口制度，在法律形式上限制个人在原籍省份以外长期居住，也限制了他们在外省拥有财产、上学或享受其他公共服务的能力。美国人惊叹于中国城市工人在春节期间进行的返乡大迁徙。这不仅仅是一项传统——对许多城市打工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年中见到父母和孩子的唯一一次机会，因为他们的亲属可能无法合法地在打工人工作的地区长期居住。因此，在中国是无法实现“大迁徙”的。
因为，中国的流动劳动力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受社会冲击的影响（比如被迫居住在新兴城市的贫民窟，或与祖籍村落的脱钩），但另一方面也会看到发展机会受限。人们可能会将这个制度与美国行比较和对比：但请注意，本文不是要去论证中国的制度是否更差或存在不公平，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农村生活和教育在发展程度方面落后于城市。政策是一部分的原因，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就在过去一两代人的记忆里，中国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国家，毕竟只有不到一半的中国劳动力完成了中等教育。 通常情况下，教育程度有限的国家发展前景黯淡，因为它们很难在价值链上爬升，往往停留在低水平的制造业——例如血汗工厂或加工厂。这种水平的产业，虽然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几乎没有机会发展技能和技术基础以升级到一个完全发达的经济体。许多中国观察人士正是这么预期的，认为1990年代新开放的中国大陆会停滞在这个水平，或者说至少停滞一段时间，直到它能达到与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爱尔兰、台湾等已经全面发展的经济体相当的教育水平。没有人能够确信中国会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诚然，它只是在若干地区实现了目标。但考虑到政府的力量、根深蒂固的户口体制和流动劳工制度，中国承受区域不平衡的能力要强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但人们还使得考虑这一体系的长期稳定性。 当然了，中国可以继续对未实现现代化的内陆省份进行投资，但要改变劳动力状况还需要很长时间。即使中国能够在今年立即实现18岁年龄组100%的中学毕业率，并确保之后每一届都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把劳动力的未完成率从40%减少到30%（仍然不够理想的）也仍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时间表仍然达不到提升人口教育水平所需的节奏。
回到中国的产业。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许多领域的生产能力与世界任何其他竞争对手至少同等先进。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一个典型中等收入国家内部的资本化、教育水平和生产复杂程度差异很小。相反，中国是一个高度差异化的国家，它有比安哥拉还要贫穷的地区，也有与波兰或葡萄牙相当的地区，还有能经常性生产大量科学研究和连续六年获取数学奥林匹克金牌的地方。更不用说的是“X因素”，例如海外华侨，能够贡献专业知识和数十亿美元私人资本；天文数字般的贸易顺差，以及对海外资源生产的深度参与。 综上，只要对中国人口结构和区域差异有所了解，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一边大力呼吁发展技术与制造业，一方面又让诸软件公司的市值减少了一万亿美元，同时这些行动又不影响中国在电信、芯片设计或出口制造方面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认为，保持制造业和出口的领先地位才是关乎其生存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进一步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尚无法达到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水平，因此，它决定将智力资源和投资资本从软件和金融领域转移到它认为能够人为提高普通中国工人生产力的应用领域——如果没有这种干预的话，则许多普通中国工人的最佳选择实际上是停留在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厂和装配车间。这是一种形式最为高级（同时风险也最高）的产业政策。它揭示了中国领导层对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和“正和博弈”国际贸易的态度。如果将经济交由这样一套体系，将无法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实现经济发展成果。而作为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国内经济发展成果又是中国政府维系公信力和可持续能力的根本因素。
美国是时候承认自己有“中国问题”了。即便不认可或不相信对方的意识形态，也不应妨碍你看到这些价值能够真正地激励他们，以及他们确实会照此行动。然而，美国领导人没有做到这一点。
关于“不公平贸易竞争”的抱怨和贸易本身一样古老。当前，美国和欧洲加征汽车关税又在掀起新一轮的抱怨。西方国家以中国产业补贴为由加征关税，而中国则称西方的关税和出口管制不公平。与其在什么跨国仲裁庭上讨价还价，不妨各自问问对方的愿望是什么。
中国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能够成为国际汽车贸易的主导者，当然会希望中国企业赢得巨大的市场，在国际贸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并让数亿辆装载着各种传感器、无线电和固件的车辆行驶在全球每一条道路上。单是信息和情报方面的收益就无法估量，对于那些中国时常称之为地缘政治对手的国家而言，如果能够控制他们的市场，中国就能削弱这些国家，使其因经济动荡而陷入内部纷争，同时为中国拟定为国家优先发展技术领域的产业学习持续提供资金。美国的利益也是显见的。短期来看，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虽然狭隘，但在政治上总是受到欢迎。人们肯定希望这不会蜕变为服务缺乏竞争力的本土产业的贿赂性保护主义（但从长期来看，保护主义永远是输家），而是作为应对美国社会危机的一种产业政策。只要谈到中国的产业学习和产业政策时，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北京政策对美国的“去技能化”及其他镜像效应。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制造业就业下降的背后，是不是美国国家利益所需的本土技能和产业能力的流失？如果这些本土技能无法轻易放在资产负债表上，那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将这些工作外包出去？或者我们只是将外包归因于市场配置的结果？换言之，我们必须问自己，美国是否存在某种隐性的甚至可能是无意的“去工业化政策”，而对于国家的前景而言，在多大程度上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同时要注意:美国的出口是一个奇特组合，涵盖了大宗原材料、尖端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可以这样总结：以前从来没有被认为可以进行贸易的经济部门已经成为我们的贸易行业，美国设计超高端高科技设备的能力也依然强大。与此同时，我们的进口和出口状况都不能称之为健康，因为我们存在许多不理想的进口依赖。因此，下届政府（无论哪个党派）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决定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将生产回归本土。如果把美国比作一家企业的话，我们会说，它在供应商关系上过度集中于单一一家供应商，这种情况十分危险，必须找到多样化的方法，避免在经济上被“芬兰化”。没有任何负责任的行动者会主动选择陷入这种境地，也没有任何成功的政府能够允许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像二战后的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我们需要管束我们的资本和商业机构，以免我们在睡梦中陷入地主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以及更大的灾难。
中国不仅仅推行产业政策，还在实施明确的地缘战略计划，这些计划通过国家机构和各种场合以中文发布（未进行翻译），旨在通过在多项技术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来改变世界秩序。中国明确计划利用贸易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中国本土政治需求决定了其不倾向于进口制成品，而是倾向于进口原材料，再将原材料加工成增值出口商品。 许多美国领导人和专家们将这些发展解释为“看不见的手”的产物，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补贴。以前也许有些道理，但现在肯定不再适用了。纠正这些危险趋势的工作只进行了一半，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考虑对国防的影响；然而，除非我们也能从国家能力和人力资本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时，任务才能真正完成。我们必须彻底理解我们体制中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得我们自己的机构急切渴望削弱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健康。同时，美国和其他G7国家在军事工业能力方面也存在明显缺陷。很明显，这些缺陷在弹药制造、造船等传统经济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不能开发先进的无人机或飞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快速地制造炮弹或无人机，而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却可以。在和平时期和军事生产之间是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的，因此这应被视为我们制造能力不足的一个迹象。
冷战时期的美国是绝不可能从华沙条约国家手中采购物流和电信领域的关键零部件的。我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苏联并不生产西方国家想要购买的任何成品。但如果他们确实能提供，则把苏联的产品融入美国的基本社会功能会被认为过于荒谬，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与中国长期的和平关系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这种不可接受的依赖状态。
中国内部的话语已经清楚地向任何严肃的美国观察者表明，只有在稳定贸易、恢复实力的前提下，美国才有能维持与中国的和平。因此，任何新上任的政府都必须准备实施一个再工业化计划。这个计划要远远超过临时补贴的范畴，要能回到根本，回答我们为什么在一开始失去工业能力的更深刻问题。这个计划应当把关税和豁免作为针对战略产品和行业的精准工具，但也必须解决税收、会计和金融规则等更广泛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助长了不利于产业投资的大环境。最后，推动这项计划必须有足够的决心和意志：通过重新分配联邦政府的支出，提升美国的实力，并最终让美国通过实力维护世界和平。 过去五年，在电信、物流和交通等主要产业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国际格局调整。现在是时候认真对待这些变化了。美国人民也应该要求看到解决方案了。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示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世界秩序下的贸易和产业模式，我们要避免我们的盟友因为我们未能提供替代品而转投中国。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外，失败都有巨大的社会代价，将影响一代又一代尚未出生的人的生活。我们到底能否迎接这个挑战？
作者Nathan Simington：自2020年以来，Nathan Simington一直担任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此前，他曾在商务部工作，并担任一家国际电信设备公司的高级法律顾问。-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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