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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国有企业并不就是社会主义!

华生 王育琨频道 2024年09月17日 00:01

*华生,江苏扬州人,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华生于1978年-1982年就读于南京工学院,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1982年-1985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系,毕业后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7年入读英国牛津大学;1991年-1995年任职于英国剑桥大学;2000年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2008年5月-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2012年9月任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12月获聘为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华生主要从事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等领域的研究。

本文发表于2018年。

华生: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作者 | 华生

来源 | 识局Insight


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
那么40年的实践检验说明了什么呢?
非公的民营经济现已占据中国经济超过半壁江山,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变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实力空前强大,大多数人从吃不饱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所以2018年9月份在关于私有经济的流言四起时,我在提交的智库报告中指出,“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公有制越扩大非公有制越缩小乃至消灭,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越巩固、越雄厚。那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虚弱了,这当然是很荒谬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真去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就会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当强大的国家机器还存在时,如何消灭私有及非公经济,那样只会制造灾难,而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变革创新我们的传统所有制理论。
实际上,在有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已经可以从不争论到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楚了。
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所突破和超越。现在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也必须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现在其比例和数量上,而且要采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现形式。
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的通行证。
一些人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走不出来,其根本问题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混淆了手段和目的。
当然有人会说,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正造成贫富差距吗?
不错,看看财富榜上首富们的巨额财富,确实令人羡慕嫉妒恨。他们的一个小目标,也常常令普通人绝望气馁。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富裕,确实并不总是靠努力、天赋或者勤奋,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机会和幸运,甚至有时也不排斥阴谋和伎俩。
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少数幸运而又不乏自己奋发努力、家庭背景与普通人一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去创新创业,诱导了亿万资金流入了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洪流,从而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
要知道,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竞争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而竞争就有差距,就有胜出者。
试想,如果不论社会上每个人如何努力,都会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样的结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无论是社会上的哪个行业或哪个人,还会有人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努力的动力。
结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励努力的必要条件。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包括猿人和众多古人类种属中脱颖而出,今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让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资源为自己所用,就是因为其为自己创建了竞争的规则,包括市场竞争的规则。
而市场交换的完全自愿性、价格竞争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场在人类物质生活的领域内,成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竞争方式。
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在于消灭竞争,实现均贫富和人人相同的结果,而在于发展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护竞争中落败和落后者的基本权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权的底线,以使他们或其后代能够有继续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
再进一步看,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经济造成的吗?
其实并不然。
中国今天贫富差距确实很大,按照官方统计基尼系数也在0.47左右。民间将遗漏的未统计进去的隐性财富估算进去,还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更是远远高于东亚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0.32,韩国的0.31等水平。日本韩国实行的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我们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经济成份,贫富差距比人家还大这么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充分说明手段不等于目标的实现。
以中国今天的情况为例,我们用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的影响,因为这都涉及到很多亿人,所以权重上就特别大,成为中国基尼系数高的主因。市民与农民包括农民工之间的落差,首先又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与私有经济并无关系。其次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们的土地倒是全部单一公有制的。
我们体制内外的医疗和福利保障、退休级别待遇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差别巨大,体制内的腐败更一度很惊人。18大以来党内腐败受到严重打击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触动和改革,但应当说仍仅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还任重道远。
显然,以上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都与私有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我们的公有制和延续下来的国家管理体制安排有关。所以难怪邓小平当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
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国有企业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不明白社会主义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国家权力的替代关系;不明白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包括改革开放的精髓。
所以,怎样让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更大的财富创造、更高的权利平等和更小的贫富差距,还是一个需要从传统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铁凝,中国作协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然而,她的爱情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50岁,她才终于等来了真爱的白马王子——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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