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走李安“精神童贞”的他是如何走上电影之路的？

上面这张图是李安在拍摄电影《色戒》处于几近崩溃状态时，他去见自己的电影偶像兼精神导师英格玛·伯格曼时被摄下的一个拥抱。

英格玛·伯格曼，瑞典著名导演、编剧、制作人，伍迪·艾伦称他是电影界的全能者，李安多次提起过他是自己的电影领路人。李安看的第一部艺术电影就是伯格曼的《处女之泉》，也正是这部电影让李安从此决定成为一名电影人，“《处女之泉》不是我最喜欢的，后来还有更喜欢的，伯格曼这个人对我来讲，他就像把我的处女拿去一样，我的世界由此变得不一样，触电了。”

伯格曼的电影是别具一格的，是公认的“只有他拍的出来”，有影评人曾说这是因为伯格曼的电影中呈现的人性的淡漠和恐惧隐射出了他自己人生的影子——这话在伯格曼的自传《魔灯》里得到了印证，他在自传中写道，他那管教严厉到几近残酷的父母，是如何给他带来了一生的阴影，他的哥哥与妹妹都在这种教育方式下走向了生活的极端：哥哥试图自杀，妹妹被迫堕胎。而他因为偶然的契机走上电影之路，得以将那些儿时压抑的情绪与灵感投射到了电影中。

本期微信，分享给你《魔灯》一书中伯格曼描写自己童年的章节，读完你或许会惊讶、会心疼童年时曾遭遇过这一切的伯格曼，然而也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生存环境的对比下，让伯格曼与电影的邂逅之路变得有如宿命般难得与迷人。

《魔灯》第一章节选

英格玛·伯格曼

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凝结在孩子、父母、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有些东西已被我们所接受，而且我们自认为已经完全理解，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 29 35991 29 10436 0 0 3512 0 0:00:10 0:00:02 0:00:08 3511着一种固有的逻辑。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着惊人的接受力。我从没有听说过自由，更不用说体验自由的滋味了。在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系中，所有通向自由的门都紧闭着。

于是，惩罚便成为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劈头盖脸打一记耳光，或是屁股上挨一顿皮鞋；也可能是老奸巨猾的文雅举止，一代一代传下去。

如果是尿裤子这类事——这经常发生，并且我总是很容易就尿湿了衣裤——那么这一天我便要穿上一件长到膝盖的红裙子，这被认为是无恶意的取笑。大错则要受到警告性的惩罚。一旦发现错误，这种惩罚便随之而来。比如，犯错误的人要在各种场合向女仆、母亲或住在牧师住宅中数不胜数的女亲戚中的任何一人反复地坦承错误。

伯格曼曾说拍摄《第七封印》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认错的后果是被晾在一边。没有一个人理睬你。据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让犯错误的人希望自己得到惩罚和宽恕。晚餐后喝过咖啡，当事者被叫到父亲房间里，在那儿又一次被审问和忏悔。然后他拿出地毯掸子，让受罚的人自己说该打多少。如数惩罚时，垫上一个深绿色的垫子，脱下长裤和内裤，全身俯卧在垫子上，有人死死地压住你的脖子，然后使劲地打。

我不会说那种疼痛难以忍受。最令人难过的是这种“仪式”所带来的羞辱。哥哥总是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过去，母亲常常坐在他的床边，给他洗背。地毯掸子已打破他背上的皮，留下斑斑的血痕。我对哥哥又恨又怕，看到他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觉得心满意足。

被惩罚后，受罚人还要被迫去吻父亲的手，请求宽恕，以减轻负罪感。虽然你睡觉前仍旧不能吃晚餐也不能看书，但所获得的解脱感是很大的。

拍摄《野草莓》时的英格玛·伯格曼

另外还有一种现成的惩罚。这对于一个受黑暗恐惧折磨的孩子是很不愉快的，即将其关在一个特别的橱柜里。在厨房做工的阿尔玛告诉我们，在那个特殊的橱柜里有一只小动物，它专吃顽皮孩子的脚趾头。我的确听见有一些东西在里面移动。在黑暗中，一切都是恐怖的。我不记得我做了些什么，可能爬在架子上，也可能抓住钩子悬挂在空中，以免脚趾头被咬掉。

后来我偶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这种惩罚方式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气氛。我在橱柜一角藏了一支发红绿光的手电筒。每当我被关进橱内，就摸索出手电筒，把直射到墙上的光束想象成正在放电影。门一旦被打开，我就马上闭上双眼躺在地板上，装出昏迷的样子。家里每个人都感到惊慌。母亲怀疑我是伪装，可没有发现证据，所以不会马上给予进一步的惩罚。

其他的惩罚方法是不准去电影院，不准吃饭，只能待在床上和房间里，做额外的家庭作业，用藤条打手，揪头发，到厨房去干活儿（这可是是十分愉快的，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没人理睬你）等等。

现在，我理解了父母的苦衷。一个牧师的家庭仿佛生活在一个浅盘上，避不开别人的眼光。牧师住宅必须得随时接受教区公众的批评和谈论。父亲和母亲可谓十全十美，承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压力。他们的工作日是无限的，婚姻却陷入困境中，自我约束像铁一样坚硬。他们的两个儿子恰恰反映出某些特性，这在他们自己身上是被不断惩戒的。我的哥哥不驯服，不能保护他自己。父亲竭力去改变他，后来证明基本上是成功的。妹妹很受宠，很得父母欢心。她以谦逊和温柔羞怯地回报他们。

我认为自己从这时开始已变成一个最好的谎言专家。我创造了一个外表的我，他几乎与真实的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如何把创造出来的我和本我区分开，这种混淆对我的生活和创造力造成了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我成年后。有时，我不得不用事实安慰自己：生活在谎言中的人才更热爱真理。

第一次有意识的撒谎仍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成为一名医院牧师。斯德哥尔摩的小－扬森林边缘有座大公园，我们搬进公园旁边的一所黄色房子里。那是一个严冬。我跟哥哥和他的朋友在公园温室边扔雪球，我们打碎了很多窗玻璃。园丁立即怀疑到我们，把此事告诉了父亲。几场审讯接踵而至。哥哥承认他和同伴干了这事。我正在厨房喝牛奶，阿尔玛在烘烤食物，女仆西里走进厨房，接手可怕的审讯。她问我是否参加了这次恶作剧，有些事在初审时我已经否认（由于缺少证据，我暂时得以开脱）。西里开玩笑似的轻描淡写地问我，是否成功砸中了玻璃。我明白，她想给我设圈套。我用平静的声音回答说我只是看了一会儿，扔了几个松散的雪球打哥哥，但不一会儿便离开了，因为脚冻得厉害。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撒谎时要说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发现。我决定采用莫里哀戏剧中的唐璜那种理智的方式，做一个伪君子。很难说我每次都成功：由于缺少经验，偶尔还有局外人干涉，我有时会被戳穿。

这个家族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捐助人，我们叫她安娜姑母。她邀请我们去参加孩子的宴会，玩魔术或做其他的乐事。她总是给我们很多昂贵的、令人垂涎的圣诞节礼物，每年带我们去动物园岛观看舒曼马戏团的公演。这些表演项目使我处于狂热的兴奋之中：安娜姑母那位穿制服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到一所明亮的大木房子里去。神秘的气味、安娜姑母硕大的帽子、管弦乐队嘟嘟的喇叭声、广场入口处红色帷幔后面准备魔术的嘈杂声、狮子和老虎的咆哮声。在一个深色空旷的圆屋顶下，一个人在轻声呼唤一头狮子出场。小丑吓唬和攻击它。我在极度兴奋中昏昏睡去，又被奇妙的音乐唤醒——一位年轻女人身着白色礼服，正骑着一头巨大的黑色种马绕场表演。

我被这位迷人的年轻女人征服了。于是她被纳入我的幻想游戏之中，我叫她埃斯梅拉达（也许那就是她的名字）。我的幻想最终总是从一种危险的境地落入现实。在一个秘密的誓约下，我对一个在学校里和我邻桌、名叫尼塞的小男孩吐露了心声。我告诉他，父母把我卖给了舒曼马戏团，不久我将从家里和学校被带走，与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埃斯梅拉达在一起当演员练杂技。第二天，我的幻想被揭露和亵渎了。

我的班主任认为此事异常严重，给我母亲写了一封充满忧虑的信。那是一个糟透了的开庭场面。我被迫倚墙而立，在学校和在家里一样受辱。

五十年后，我问母亲，她是否记得我卖给马戏团的那回事。她说记得很清楚。我问她，面对如此大胆的想象，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赏识，或者至少是善意地觉得好笑。一个七岁的孩子希望离家出走被卖到一个马戏团，为什么没有一人询问其中更深刻的原因呢？母亲回答说，我几次撒谎和幻想已经够麻烦了。她在极大的痛苦中，咨询过儿科医生。他强调，让一个儿童期的孩子去辨别幻想和现实非常重要。他们面对的是一次无礼和明目张胆的撒谎，必须让孩子受到适当的惩罚。

我拿哥哥的鞘刀找先前的朋友复仇，绕着学校的运动场追逐他。当一个老师把我们拉开时，我差点要杀了他。

我几乎被学校开除，还被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我虚伪的朋友患小儿麻痹症死了，这使我高兴极了。按照习俗，全班同学放假三个星期，之后一切恢复正常，这些事都被遗忘了。

（《长夜漫漫路迢迢》剧照，1988）

我仍然幻想着埃斯梅拉达。我们的冒险变得越来越危险，我的爱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同时，我和班里一个名叫格拉迪丝的女孩订了婚，于是，我背叛了忠实的蒂潘——童年的小伙伴。

索菲娅皇家医院的巨大公园面向瓦哈拉大街，它的一边是运动场，另一边是工艺学院。它一直延伸到小－扬森林。当时，建筑物还不多，稀疏地散落在四周的风景中。

我逍遥自在地四处游荡，体验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公园深处，有一个砖结构的小教堂，引起了我的兴趣。负责医院和小教堂之间搬运的医院看门人和我有交情，他给我讲了大量动人的故事。同时，他还让我看了很多具不同程度腐烂的尸体。另一个绝对不允许进入的建筑物是锅炉房，里边有几个咆哮的巨大熔炉。煤被手推车运来，再被黑衣人倒进熔炉里。阿登马套着沉重的两用马车，每星期都来几次。运尸工人身着粗麻布衣，把麻袋背到打开的钢熔炉门边。他们常常秘密地把流血的死人器官和切除的肢体扔进熔炉里火化。

每隔一个星期的礼拜日，父亲总要在医院小教堂主持圣餐仪式，那里挤满身着黑色礼拜服和浆硬的白围裙的护士，索菲娅医院便帽盖在她们整洁的头上。牧师住宅对面是索尔赫姆疗养院，在那儿居住着很多为医院献出终生的老护士。她们像修女一样严格遵守修道院规则。

索尔赫姆疗养院的居民能直接看到牧师住宅，而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老实说，我真想回到童年欢乐和好奇的岁月。我的想象力和感觉都得到充分的滋养。我记忆中没有无聊的事情，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在爆发着奇迹，都有出乎意料的景观和神奇变幻的瞬间。我还想漫游在童年的风景中，重温那种光线、气味、人群、房屋、瞬间、姿势、音调和事物。这些回忆很少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就像是随意拍摄的或长或短的电影。

童年的特权是在魔术和燕麦粥之间、在无限恐惧和极度欢乐之间自由地遨游。除了模糊的而且常常是无法理解的禁令和规则外，我几乎无拘无束。例如，我知道自己不能理解时间概念。“你必须真正学会遵守时间。给你一只表，你应该知道怎样认识时间。”但时间并不存在，会有什么东西告诉我，可能是饿了，因为肚子在咕咕叫。

要区分出想象和所谓的真实之间的差别是困难的。如果我付出努力，也许真的能留住现实。但是，假如有鬼魂和幽灵，我该对它们怎么办呢？那些英雄传说故事都是真的吗？上帝与天使呢？耶稣基督呢？亚当和夏娃呢？圣经里的洪灾呢？事实真像亚伯拉罕和以撒那样吗？他真的要割断以撒的喉咙吗？我恐惧地直盯着多雷的版画，以自身的感受去体会以撒。圣父要去切开英格玛的喉咙。如果天使来晚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时，他们只有哭泣。英格玛阴冷地微笑着，鲜血直流。现实。

后来，发生了电影放映机的事。

圣诞节前几周。家境殷实的安娜姑母家那位穿着制服的司机，扬松先生，已经送来大量礼物。他们通常将圣诞礼物放在楼下橱柜的圣诞礼物篮里。一个包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它是褐色的，有棱有角，在包装纸上有“福斯内尔”的字样。“福斯内尔”是位于港口大街的一家摄影器材商店，不仅出售照相机，也出售真正的电影放映机。

我对拥有一台电影放映机的渴望胜过一切。去年，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关于一匹马的影片。它是由一部名著改编的，好像叫《黑骏马》。影片在斯图雷电影院放映，我坐在半圆形看台的第一排。对于我，这就是开始。我沉浸在一股经久不息的热情之中。无声的人影转过他们暗淡的面孔朝向我，用无声的语言与我心中最神秘的感觉对话。六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变，我依旧如此狂热。

那年晚些时候的秋天，我去看一个学校里的朋友。他有一台电影放映机和几部影片。他尽心尽力地为我和蒂潘放映了一部影片。当主人和蒂潘搂抱的时候，我被允许给机器摇手柄。

圣诞节是一次疯狂的发泄。母亲用她那双有力的手指挥一切。在这一连串款待客人、准备膳食、拜访亲友、准备圣诞礼物和安排教堂活动等等的背后，一切都经过细心周密的组织和安排。

圣诞节前夜我们全家在十分宁静的氛围中度过。教堂敲响5点钟时，开始圣诞祈祷，然后是一顿快乐又必须有节制的便餐，接着点燃树上的蜡烛，朗读圣经故事，早早就寝（因为我们第二天必须要早起做礼拜，那时真的起得很早）。什么礼物也没有得到。但那天晚上是令人欢欣的，是激动人心的圣诞节庆祝活动的序曲。教堂点燃蜡烛，吹响号角，做完早祷仪式之后，圣诞早餐便开始了。到此，父亲的职责已履行完毕。他脱下法衣，换上短外套，以最快乐的情绪向宾客作即席诗文演讲，唱应景的歌曲，以荷兰杜松子酒向每个人致意，模仿同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有时不免会想，原来父亲也有开朗有趣的一面，包括他那仁慈友善的心以及喜欢热闹的倾向，但这一切都被他平时的严厉、残忍和冷漠无情所掩盖了。我想，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对父亲的判断经常是不公正的。

早餐后，人人都去睡上几个小时。家中的规矩必须照旧执行，到2点钟——黄昏刚刚降临的时候——供应午后咖啡。我们为所有人打开家门，欢迎他们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在牧师住宅里过上一个欢乐的圣诞节。有几个朋友是职业音乐家。午后的庆祝活动，通常是一场即兴音乐会。然后，圣诞节辉煌的顶峰到来了：晚餐。晚餐在我们宽敞的厨房里进行。在此，社会等级暂时被抛在一边。所有食物都摆放在一个供餐桌上，桌上铺着手工刺绣的桌布，圣诞礼物分发就在餐厅桌旁举行。篮子被搬进来，父亲叼一支雪茄，端着一杯甜利口酒主持仪式。他分发着礼物，高声朗读圣经诗文。人们鼓着掌议论着。所有的礼物上都配有圣诞诗文。

就在这时，电影放映机事件发生了，我哥哥得到了那台放映机。

我立即嚎叫起来。人们大声责骂我，我钻到桌下不出来，在那儿继续发疯，他们命令我立刻安静下来。我冲进育婴室，发誓和诅咒，盘算着离家出逃的计划。最后由于悲伤而疲倦地睡着了。

晚宴在继续。

晚些时候我醒了。格特鲁德正在楼下唱一支民歌，夜明灯放射着光芒。一张耶稣诞生的场面和牧羊人祷告的幻灯片投射在高五斗橱上，画面闪烁着暗淡的微光。活动白桌上放着哥哥的圣诞礼物，其中之一就是那台放映机。它带有一个弯曲的灯罩，黄铜镜头和放电影胶片的齿条是那样美丽。

我迅速地做出一个决定。唤醒哥哥，提议用我的一百个锡兵交换那台放映机。由于哥哥达格拥有一支庞大的玩具部队，而且经常和他的朋友们玩打仗的游戏，于是协议达成，双方满意。

那台放映机属于我了。

这机器并不复杂，光源来自煤油灯，曲柄上有一个嵌齿轮和一个马耳他十字。在金属箱后面有一面简易的反射镜，镜头后留有缺口，是放置彩色的幻灯片用的。这套仪器还包括一个紫箱子，里面装了一些玻璃幻灯片和一段深褐色的电影胶片（35毫米）。它大约有3米长，卷成一圈。根据盖上的说明，这部影片名叫《霍利夫人》。这位霍利夫人是何许人无人知晓，但我后来才明白，她在地中海地区受爱戴的程度相当于爱神。

第二天早上，我躲进育婴室一个宽敞的衣柜中，把放映机放在一个糖盒上，点燃煤油灯，光线直射在雪白的墙上。然后我装上了幻灯片。

一幅草地的画面出现在墙上。一个显然穿着民族服装的年轻女人躺在草地上。然后我转动把手！对此我是难以描述的。我无法以确切的言词表达我的兴奋。但在任何时候，我都能回忆起幻灯机烤热后金属发出的气味，衣柜中尘埃和樟脑丸的气味，以及手握曲柄时的那种感觉。我能看见墙上晃动的矩形画面。

我转动曲柄，那个女人醒了，坐起身，慢慢地站起来，伸展开她的双臂，转身消失在右边。如果我继续转动，她将再次躺在那儿，然后，又完全精确地重复同样的动作。

她在移动。

《魔灯》

[瑞典] 英格玛·伯格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魔灯》是世界电影巨匠英格玛·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写于作者拍摄完《芬妮与亚历山大》，宣布结束自己的电影生涯的五年之后。与他的影片同样，本书充满了生动的细节，透露出强烈的内省。伍迪·艾伦称之为“天才之声”。

在这“仅有的一部投入了自己全部文学抱负”的作品中，伯格曼以彻底 的严肃性，试图将自己的创作源头与历程和盘托出：童年，父母，宗教，剧场，婚姻与工作。这又是一部现代《忏悔录》，作者坦陈自己的缺点、恐惧、愤怒，青春期时对于纳粹的迷恋，对于性的痴迷，以及导演工作所带来的别样愉悦。二十世纪电影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在作者回顾自己的生涯时一一重现，他与卓别林、葛丽泰·嘉宝、卡拉扬、英格利·褒曼等同时代人的交往，和对于塔可夫斯基、费里尼等同行工作的评论不时闪耀其间。

《魔灯》这部反传统自传，在记忆中前后闪回，仿佛一幅视角宏伟而手法细腻的镶嵌画，拼贴出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乡间的年轻人成长为艺术大师的过程，使读者得以近距离一窥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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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麻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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