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纪文：我在农村搞垃圾分类实践的这两年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说，“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常纪文是率先将这项时尚事业带到家乡的学者，撸起袖子加油干了两年多，他的农村垃圾分类实践之路走得怎样？近日，中国固废网再次约访了常纪文，听他讲述了实践后的新思考。

来源：中国固废网      作者：易美丽

2016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和他的朋友自筹了10多万元，在家乡湖北省监利朱河镇李沟村置办了520个垃圾桶，竖起20块宣传牌，发起了一场乡村垃圾分类的实践探索，他说，“这是出于爱家的情感，想为老家做点事情。而作为学者，如果学问不和实际相结合，那学问就是空中楼阁，出的主意也不会接地气。”（详情请点击：农村垃圾分类：一位学者的乡村实践）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说，“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这位率先将这项时尚事业带到家乡的学者，撸起袖子加油干了两年多，他的农村垃圾分类实践之路走得怎样？近日，中国固废网再次约访了常纪文，听他讲述了实践后的新思考。

“成绩有一些，但不是太好”

早在2016年3月，新一轮的城市垃圾分类潮还没兴起，从浙江金华农村调研后大受启发的常纪文，自己在家乡干起了乡村垃圾分类的实践。因为他，坐落在江汉平原南端的一个不知名的村落——李沟村，成了湖北省最早自行推进垃圾分类的村子。

“这两年，国家政策环境越来越好”，常纪文表示。

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印发，带动了垃圾分类新热潮，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也快步进入了实施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再升级。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催化下，垃圾分类工作也驶入了县市、乡镇的快车道。

李沟村所在的监利县这样的背景下也加大了农村垃圾治理力度，一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4月，监利县累积整合资金5600多万元，购买垃圾桶19万个、各类垃圾转运车辆500辆，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覆盖县乡村的三级垃圾收集处理体系。

常纪文表示，政府的投入在村里也有了体现，2016年的时候，村里的垃圾由专人用三轮车收集，现在县里给升级成了电动垃圾收集车，收集好后统一拉到县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解决了垃圾收运处置的问题。 这些改变让常纪文很欣慰。

新配备的电动三轮车

不过，在政策的红利在大速率地向乡村倾斜的同时，从实操层面讲，乡村环境治理尚处在初级阶段，要想让垃圾分类真正在农村落地生根，绝非易事。对此，常纪文没少下功夫。 

比如垃圾桶投放这件事，就很有门道。

常纪文说，“2016年，我们自筹了520个垃圾桶，但由于村里两三天收运一次垃圾，之前配备的垃圾桶容量太小，村民门口的垃圾经常堆成小山。” 怎么办？2017年12月，在常纪文的努力下，葛洲坝绿园集团出资为每户村民免费发放了两个150L的大垃圾桶，同时，在村里的主要路段也配备了200对。

每对垃圾桶包括一个绿色的和一个灰色的，上面依然编着号码，写着 “李沟村”、“可腐烂”或者“不可腐烂”的字样

“换成大垃圾桶，装垃圾就够用了。”可是没过多久，常纪文又发现了新问题：由于垃圾桶质量很好，容量也大，很多村民就把新垃圾桶搬回家当起了储物桶，还有些人直接将湿垃圾倒进垃圾桶中，造成垃圾收运困难。

前不久，常纪文组织村民代表12人前往湖南省宁乡市陈家桥村参观学习，考察了当地的垃圾分类、污水收集处理、乡村美化、民主管理、乡村产业等。过程中常纪文发现，陈家桥村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而他们的做法是在每个垃圾桶的底部打一个洞，这样既防止村民把桶拿回家，也能引导村民将湿垃圾用垃圾袋装好。但打洞也有一个弊端，垃圾渗滤液容易流出来。

常纪文等在宁乡考察

对此，常纪文说，“这些细节里有学问着呢，需要不断摸索，暂时我们村垃圾桶还没打洞，我要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办。”

这两年，为提高村民垃圾分类意识，常纪文多次回乡宣讲，他的父亲、兄弟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垃圾分类推广的队伍。去年9月，常纪文又回到村里，给村委会，给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民理事会代表40人讲解垃圾分类。而在接受完这次采访的第二天，常纪文还要马不停蹄地赶回县上，给县委中心组讲生态文明建设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其中也会着重谈到农村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

 常纪文到村委会给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民理事会代表讲解农村垃圾分类

“两年半来，有一些成绩，但成绩不是太好，垃圾分类意识的提升不是一时半会能实现的，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常纪文对自己干的事坦诚而不无感叹。

钱从哪儿来

近年来，在政策的加持下，农村环境治理进度突飞猛进，遗憾的是对于谁来掏钱这件事，却一直没有被严肃、认真地对待和讨论过，自始至终，资金都是农村垃圾治理无法绕开的瓶颈之一。在不太富裕的李沟村，垃圾分类的钱从哪儿来也让常纪文感到有些苦恼。

常纪文通过调研算过一笔账。以前，李沟村每人每年收20元的垃圾处理费，如果按一个村500户，一户5人来算，整个村子一年收上来的费用大概是5万元。而实际需要多少钱呢？一个村子要配备垃圾桶，宣传板，日常环卫需要8人，再加上管理费用、运费、环卫装备投入费用等，测算下来，每人每年至少需要补贴80-100元才够用。另外，如果有机垃圾直接在村上进行处理的话，建设一个阳光房还得投入至少10万-20万元。

2018年，城镇化背景下，李沟村实施合村并点，原孙桥村共270户并入，这样一来大约需要新增垃圾桶300对。这一笔不小的费用从哪里来？让常纪文欣慰的是，如今，300对垃圾桶即将有着落，上海奥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打算赞助，目前正在洽谈中。

硬件解决之余，为了激励村民，调动村民们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常纪文还打算接下来每月或两个月对每家每户门前门后的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开展打分评比，奖励一次。“垃圾分类需要有奖惩，不过有钱才能奖惩，比如垃圾分类搞得好，可以免收一定的垃圾处理费用。因此，未来，这一块也缺一笔资金，目前还没着落。”

2015年11月，《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为提供资金保障，各级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垃圾治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垃圾治理，鼓励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将农村环卫作业中经营性服务项目推向市场。这两年，政府和社会资本担下了给农村垃圾治理投钱的主要责任，财政加大了农村综合整治投入和补贴力度，社会资本方也在大范围进入。

但在常纪文看来，单靠政府、企业或是村民出钱还不够，要想有源源不断的“活水”，还需要社会各界“各显神通”，形成合力。

因此，他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住户付费，村集体补贴，财政补助，社会帮扶或捐资捐赠等多元、长效的资金保障机制。“国家出一点、地方政府出一点，老百姓出一点，社会捐资捐赠一点，资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常纪文说。

“农村垃圾分类是综合性社会问题”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给出了一个基本论断，即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些年，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城镇化发展使得乡土性在逐渐弱化，但在广袤的农村，这一特性却依然比较明显。

农村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有利于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农民对正面激励和荣誉奖励也相对比较敏感，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农民更容易被带动，而且一户一院的居住习惯更有利于垃圾分类的收集与监管……这些都给农村垃圾分类的推行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常纪文认为，农村垃圾分类相较于城市而言会容易一些，在实践中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

常纪文说，”农村垃圾分类，有些人不屑于干，我的体会是，越干越觉得其中的学问很多，了解了垃圾分类，就了解了农村的家族化、农村的管理、农村的文化、农村的格局，也了解了农村的社会治理，垃圾分类工作不能脱离农村的社会形态而言，它是综合型的社会问题。”

在和村民们“切磋”的这两年半里，常纪文总结了不少实战经验，针对农村垃圾分类管理，他给出了自己的五点建议：

第一，民主管理。

他认为制度化仍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实现经费管理的民主化。由于当前村镇和乡镇贪腐的土壤仍然存在，因此建议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或者通过第三方监管或者给县级以上政府来统一管理经费。另一方面，人才选拔培养也要民主化。“要让人民民主选拔出有能力又真心实意愿意做实事的人来当村干部。”

第二，充分发挥乡贤的力量。

2016年，常纪文到陈家桥村调研，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陈家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做得很好。邻村“不服气”，村民批评外出工作的人太不关心家乡的建设。不甘下游的邻村发起了村民捐款，短短两年就募捐了500多万，其中一位少时离家现又返乡的“乡贤”，个人就捐助了70多万元。而今年常纪文再去的时候发现，四年来村里累积募捐的资金已达1200多万，加上财政资金已经超过1700多万。

此外，该村建设美丽乡村，环境变整洁，还建起了环保学校。为表彰做出贡献的村民，优秀村民家庭的照片被贴上了村里的宣传栏，还有卫生评比公示栏，这些做法大大鼓舞了村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

常纪文说，有的村比较富裕，有的村比较穷，村集体拿不出钱怎么办？这就需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捐款捐赠来补充，特别是乡贤的力量，要大力发现和培养乡贤。在常纪文看来，乡贤一般都是有成就、又都怀有浓浓乡情的人，他们睿智、拥有一定的财富，而且在乡村享有一定的威望，因此应该多鼓励他们通过捐钱或者参与乡村管理等途径反哺家乡，比如村民理事会等可以大力启用乡贤。

第三，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比如通过减税、立碑等方式鼓励乡贤参与，以及通过减免垃圾处理费激发老百姓分类的积极性等。

第四，从富裕的地区开始，制定战略，分级推进。

第五，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生态工程与治理工程打包等一揽子工程，摊薄成本，实现价值溢出。

“垃圾分类成功是生态文明初步建成的标志之一”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常纪文表示，转型期也是窗口期，是环境保护最好的时期，垃圾分类也正当时。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制度体系已经搭建起来，只是实施成效还没有显现。相信随着生态文明的不断推进，通过一两代人的持续努力，终究会成功。

 “我认为，如果垃圾分类分不好，那不算实现了生态文明。而如果垃圾处理干得好，则能带来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共赢。”

常纪文提到了触发他实践农村垃圾分类的浙江金华市。浙江省是全国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垃圾分类走在前列的省份之一，对于垃圾分类，浙江省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认知：它始于城市，但突破口却在于农村。金华市则是践行这一理念的高光点。

公开报道显示，2014年5月起，浙江金华市以农村为突破口，在乡镇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到2017年底，已经覆盖全市100%的乡镇和98.1%的行政村，同时还探索总结出了“二次四分”法及配套长效运行制度。垃圾治理成功了，有山有水、干净整洁的农村美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金华各地的农家乐接待游客达1990.2万人次，营业收入14.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2%和21.67%。

在这次前往湖南宁乡参观考察回来后，常纪文也感触良多，一方面，他深刻地意识到民主管理和发挥乡贤力量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相比前年他去考察时的景象，让常纪文印象深刻的是，宁乡在实施了农村垃圾综合整治后，今年村上建成了一座养老院和一座幼儿园，实现了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跨越。 

“谁先跨出这一步，谁就站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潮头”，常纪文说，小问题做大观察，虽然很多问题是细节层面的，但它反应出了国家文明的方向，我们现在正处在文明转型的阶段。

11月8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计划提出到2020年，确保完成13万个乡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等计划。伴随着农村污染攻坚战的打响，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正在一步步补齐。

“垃圾分类成功是生态文明初步建成的标志之一，预计2030年城乡都会实现。”常纪文充满信心。

“在此，也希望国务院尽快出台垃圾分类条例，让垃圾分类走入法制轨道，把地方政府的责任，企业责任、村干部和老百姓的责任界定清楚，有制度、有经费的保障，才能走得更远。”常纪文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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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汪茵、赵凡

统筹 |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