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觉到不了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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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无论走多远，胃都停留在故乡。

以前对这句话总不以为意，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五湖四海多少山珍海味等着你消受呢，家里那几盘土头土脑的菜，有什么好牵肠挂肚的。去乡日久，几年难得回家一次，渐渐才体会到阿城那句话实在是妙：所谓思乡，就是思念故乡的食物。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聚的时候，无论话题怎样开始，最后总能落于故乡的吃食，那些山阻水隔的味道在千里之外，撩拨着一只思乡的胃。只好一次次向父母念叨，一次次从故乡寄来的食物中，安顿自己。

汪曾祺定居北京近五十年，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故乡那只咸鸭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的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而北京人唐鲁孙，迁居台湾四十年，吃遍台湾街头小馆，依旧思乡难解，洋洋洒洒六万字写就《唐鲁孙谈吃》一书。另一位出生于北京的美食家梁实秋看罢这本书，打趣道：“中国人馋，也许北京人比较起来更馋。”

无他，只因唐鲁孙写出了那个味儿罢了。

味道这东西，想来实在神奇。既无具象又不可量化，却偏偏能在一个人的人生里埋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伏笔，初时不觉，等到后知后觉时，它又开始在你的记忆里翻云覆雨，一手遮天。

别说今人，就连古人也曾被味道“牵着鼻子走”。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这话一点儿都没说错。

《世说新语》曾记载过一个故事：西晋文学家张翰因见秋风起，遂想起故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为了这一味，他挂冠而去，“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虽然后人认为，莼鲈之思不过是他借故乡之味而脱离政治——真实原因是不愿卷入八王之乱——但，谁能否认，身处飘摇、秋风飒飒时，他感时四顾的那一刻，想到的不是遥远吴中的故乡之味呢？

当身处异乡，孤独时、寒冷时、困窘时、无奈时、落魄时……甚至什么困境都没有，只是因为身在异乡，只是因为不小心抬头看到了天上的月亮，只是因为下班后看到高楼上的一窗窗灯火，只是因为那天有风或阴雨……你就没来由地想念起那些味道，继而在记忆的味道里品咂出些温暖和力量，然后继续在这陌生世界里奋力前行。

记忆里的味道，如一味解药，能解千愁百绪。 

美食作家高维生在《味觉谱》中写道：我们寻找的，不是味道的记忆，而是记忆的味道。这句话应该如何解呢？“味道的记忆”，是直观的的对于味与食物的印象与回忆，而“记忆的味道”，重点不在味与食物，而在“记忆”，是被情感化过的。

如此或许不够一目了然，那就用另一位美食作家的话来做解吧。

美食作家曾颖在《川味人间》的一句话，可准确为高维生之语注解——“食物与味道，在这个时候已不是物质本身，而变成了一种情感，一种精神状态，甚至一种象征。”

就像迁居台湾的唐鲁孙记忆中的什刹海老鸡头，不见得就比南方所产鸡头米更好吃；就像定居北京的汪曾祺记忆中的高邮鸭蛋，不见得就比白洋淀鸭蛋更有味；就像暂居北京的鲁迅在日记里屡有提及的绍兴梅干菜，不见得就比四川梅干菜更诱人……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于是，竟把记忆的味道作为长线，以期拉住人生的风筝。殊不知，这些心心念念的“记忆的味道”，早已渗透了旧时光之味和人生况味，点点滴滴，酸甜苦辣，都在此味中了。

为了这“记忆的味道”，唐鲁孙写书，汪曾祺撰文，曾颖更是又写书又拍美食纪录片。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记忆的味道”。

京派作家叶广芩的方式，可就更独特了。

那时，她的先生在筑波大学做教授，她每回去日本，都是大包小包的，海关人员叫她打开箱子，里头都是些与吃相关：十几包方便的羊肉泡馍、一大包辣椒面、一大包糖蒜、两斤腊牛肉、两瓶绍兴料酒、一瓶镇江香醋……

这些不过是“明面儿上的”，暗地里她还偷偷带了香菜。根据动植物检疫法规定，这东西得报关。来回偷着带总不保险，最后干脆带了许多香菜籽过去，分发给大家来种香菜。

先生是北京人，离了家，总想着那一口炸酱面。“要小碗干炸，豆芽菜、黄瓜丝做面码，煮点儿青豆，剥一头中国蒜。”那时，中日贸易出现摩擦，日本限制进口中国葱蒜香菇一类东西，就为了这一头“中国蒜”，她得跑好几个菜市场。

先生回家，“见了炸酱面，等不得换衣服，西装革履地坐在桌前，一碗面还没拌利落就往嘴里划拉，又吸又吞……一碗不够，还得添半碗……说他什么都可以丢，唯有中国不能丢，因为中国有炸酱面。”

一碗普通的炸酱面，到了异国他乡，就是慰藉，就是寄托，就是人生的根蒂。人可以去远方，万水千山乃至远渡重洋，但味觉却到不了远方，它就像村口的老树、屋顶的炊烟，遥遥牵着你，叫你走再远也认得回家的路。

没有什么会比味觉更偏执。

无论“不时不食”，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认的，不止食物的本味，还有“记忆的味道”。那是对时间的顺应、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故乡的情感，对人生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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