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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事儿，还有很多你不知道......
但凡说起中华文明和现代考古学
“老家”河南屡屡“霸屏”
凭实力占据C位
今天
《河南日报》特邀了
三位著名考古专家
来给老乡讲讲
咱河南“老家”
你不知道的这些事儿
......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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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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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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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
距今约5800到5400年，以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为代表，中原地区出现明显社会分化。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中小型聚落，反映当时人口出现显著增长并集中的现象。遗址群中有数个面积在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周围有宽达10米的围沟环绕。遗址中心部位有大型建筑址，应是首领居住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有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根据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军事首领。10余件随葬陶器为低温烧制，显然不是实用器，而是专用于陪葬的明器，这是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明器。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墓葬的规模虽凌驾于其他墓葬之上，但随葬品并不丰富，这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认为，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是以首领居址规模和墓葬规模彰显地位，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统治阶层尚未占有大量社会财富。 距今约5500到5000年期间，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暗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转移至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该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槐树遗址内侧壕沟深4.5—6米，宽6—8米；中间壕沟深9.5米，宽23米；外侧壕沟宽17.2米，深9.8米；三重环壕，防御色彩十分浓厚，最内侧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其布局呈现中轴线理念的端倪，这与铸鼎原西坡遗址4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分布的格局迥然有别。高等级建筑群位于正中，几座建筑沿同一方向分布，贯穿中轴线，前后递进。最前面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已经初步显现出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布局特点，有学者认为是后代宫室制度的滥觞。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公共墓地，墓主人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品并不丰富，只有少量装饰品。这与铸鼎原遗址群的情况如出一辙，也许仍然延续着以居址和墓葬规模彰显身份的传统。在遗址内发现的形状似蚕一样的野兽头骨，该形状很像蚕要吐丝时的状态，表明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除了从事农业之外，可能还养蚕缫丝。双槐树遗址反映的情况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明显。 在距今约5000年，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集军事权力与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者及其地位显赫的家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区域文明社会。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分化加剧，带有防御性的城址开始出现。在郑州地区发现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西山城址平面近圆形，上百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环绕，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年代约距今5300到4800年。西山古城正处在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绕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且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色彩和浓厚的杀婴祭祀信仰。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 超大型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早期国家，与此同时，核心聚落便演化成国家的政治中心——都邑。根据“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早期国家的诞生就意味着踏入了文明大门。经过多方面发掘研究，我们认为，距今5000到4000年，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机制和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约4000年），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现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郾城郝家台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等，出现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与此同时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距今约3800年前后，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从这一时期以及更早之前的一些时候，中原地区已经确切地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辏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一时期的关键遗址包括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等。其中的登封王城岗遗址被部分学者推断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作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主的大型都邑遗址，文献记载“启居阳翟”“夏启有钧台之享”的地望在禹州，瓦店遗址可能与此有关。 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发现多座体现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在宫城以南，发现了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为礼乐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如玉璋、玉刀、石磬、铜铃等，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突出例证是，这些礼仪用具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甚至远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夏王朝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这表明夏代后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显著增强，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加强，这与前述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应当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逐渐融入以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的具体体现。 河南史前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工作的双重贡献 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河南地区大量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与河南的考古工作者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揭示出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最终冲破西方“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按照这一标准，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提出了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密切交流，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除积极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河南还积极投身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中。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贾湖遗址博物馆等一批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为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已经建成开放，黄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黄河国家博物馆等展示城市形象的特色文化地标也即将和社会公众见面，这一系列“文化圣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宣传的重要平台和教育及文化旅游的主要基地，更是展示河南灿烂文化、辉煌历史的“金色名片”，展现了河南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争做开拓者，勇当领头雁的责任担当。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史，河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与学术支撑，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为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等。河南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坚力量，围绕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逐步建立起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明晰了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文化定位。并以此为基础，担负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任务，持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出了河南方案、贡献了河南力量！
方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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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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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贡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河南，大河之南，上古文明开源之地，五千年华夏文明在此发源。从符号到文字，从祖规到礼制，聚落壮大成为王朝都邑，点亮了中华民族走向早期国家的文明之光。正是一代代河南考古人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用一铲铲泥土、一滴滴汗水，解封了中华民族关于祖先的记忆，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繁盛。 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立项。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综合性研究项目，到今年整整20周年。这20年间，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4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 20年来，河南考古人立足聚落考古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通过人与生态环境、植物和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古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学科交叉研究，进行实验考古、环境与资源调查、石器制作技术实验等，对中原核心区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融合、精神与文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 河南地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河南起步，中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至今）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研究内容复杂，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在项目正式实施之前，开展了为期两年（2002年—2003年）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预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制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及技术路线，为进一步开展华夏文明孕育的过程和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等研究奠定基础。而地域范围则放在华夏集团的中心区——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预研究共设置了9个课题，包括年代测定、古环境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和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课题。预研究选定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核心遗址开展工作。在“聚落结构反映的文明形态”课题中几个专题的考古工作包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新密新砦遗址等4处。其中有3项在河南，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亮点。 2004年—2005年：探源工程第一期。探源工程（一）设置了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研究、文明形态研究等5个课题。重点围绕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对夏文化分布范围和华夏文明起源问题开展工作。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课题确定河南灵宝西坡、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荥阳大师姑等6处遗址为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聚落，其中有5项在河南。 2006年—2008年：探源工程第二期。探源工程（二）将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展至整个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时间范围扩展至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时间上起自仰韶文化，终至夏末商初。探源工程（二）设置了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的变化、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4个课题。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年代学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提出系列样品测年方法，将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年代框架进行了更新，龙山文化的整体年代下限下移了200年。在探源工程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源工程（二）采用科技手段，进行考古调查、钻探与关键遗址关键点必要的小规模试掘。深化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中心聚落，如灵宝铸鼎原（西坡）、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偃师二里头等聚落形态的研究，通过对这些中心聚落的大型建筑、贵族墓地的布局及其变化的考察，探索中心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除上述遗址外，也对郑州西山遗址、巩义花地嘴遗址等进行了研究。 2010年—2012年：探源工程第三期。重点从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研究，扩展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技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探源工程（三）课题设置有所调整，包括年代学和环境课题、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研究课题。还包括生业、经济与技术研究课题，以及冶金考古、植物考古、石器研究等子课题。与河南相关的遗址考古大体同上期。 2013年—2015年：探源工程第四期。探源工程（四）项目设置延续上一阶段的方案，既包括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研究，也包括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整个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和边疆地区。探源工程（四）“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民居研究”涉及河南的项目有：灵宝西坡遗址综合研究、以邓州八里岗遗址为中心的白河流域史前聚落研究、禹州瓦店与登封王城岗遗址综合研究、以新密新砦遗址为中心的聚落考古研究等4项。 2020年以来：探源工程第五期。探源工程（五）项目进行了整体上的结构调整，研究的重点转到区域文明化进程方面。设置了北方长城地带、中原和海岱地区、长江流域等3个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关键区域的综合研究课题。并继续采用多学科支撑联合攻关的模式，设置年代学、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生业、资源与技术、古代人群与分子生物学等相关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也有所进展。与河南考古相关的有巩义双槐树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 不同文化时期的考古成果 河南考古涉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收获颇丰，按年代和文化大体可分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一）仰韶文化时期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为仰韶文化中、晚期，探源工程选择灵宝西坡、郑州西山、邓州八里岗等重要遗址进行研究。 灵宝西坡遗址作为仰韶文化中期的重要聚落，自2000年以来经多次发掘，因大型房址、壕沟、墓地、大型墓葬和成批玉器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已发现的20多座墓葬中，6座墓随葬有玉器，出土玉器10多件，有钺和环两类，其中钺9件、环1件。灵宝铸鼎原一带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的核心区，古代文献中五帝之一的黄帝在这一带留下许多传说。李伯谦教授指出：仰韶古国走的是军权、王权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典型就是西坡遗址。 邓州八里岗遗址的考古发掘时间较早，为仰韶文化中期聚落，该遗址为南北各一排房屋，排房长约100米，在两排房屋之间的广场上发现墓地。由排房和墓地构成的聚落保存得十分完整，为学界了解仰韶时期不同等级的聚落布局和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郑州西山城址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中的重要聚落，该城址的夯筑技术十分发达，有版筑痕迹。西山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早期城址的发展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龙山文化时期 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1900年为河南地区的龙山时代，以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等遗址为代表。 登封王城岗城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土岗上，当地群众称“王城岗”。遗址面积50多万平方米，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遗址。王城岗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部的两座小型城址。龙山晚期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五渡河冲毁。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大型城址。王城岗大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和十多座“奠基坑”，这些“奠基坑”内发现埋有多具人骨。在王城岗小城内发现一片龙山晚期的青铜器残片和一片刻写了文字的陶片。此外，王城岗遗址还出土了玉石琮、绿松石器、白陶器和蛋壳陶等特殊的手工业制品。这些高等级器物由于原料不易获得或制作技术复杂，其生产、流通和使用应为社会上层所垄断。发掘者认为王城岗小城可能与夏“鲧作城”有关，而大城可能与夏“禹都阳城”有关。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0多处与王城岗龙山晚期城址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了王城岗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几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因此，面积达34.8万平方米的王城岗城址应为龙山时期颍河上游的中心聚落。 禹州瓦店遗址位于颍河右岸一西北—东南向的台地上，面积达100余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河南境内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也是龙山时期颍河中游的中心聚落。在遗址西北部发现大型环壕长达上千米，其防御是由人工壕沟与天然河流共同构成的。在瓦店西北环壕范围内，在其中部偏南处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平面呈“回”字形，面积达800多平方米，在夯土基址中发现用于奠基或祭祀的数十具人牲、数具动物牺牲以及其他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发掘者认为该夯土建筑应该是龙山晚期的祭祀遗迹，是文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真实写照。瓦店遗址以发现大型壕沟与祭祀遗存、陶列觚、刻画符号、白陶或黑陶（又称蛋壳陶）或灰陶的成套酒器、玉器、大卜骨等为代表，表明瓦店遗址在龙山晚期的颍河流域占有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文献记载夏人在今豫西地区活动甚多，特别是文献中的夏禹、启的记载大多与禹州有关，而且这个地区在古代多有称为夏地者。《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瓦店遗址或与禹之阳翟、启有钧台之享有关。 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城址均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遗存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不少共识和获得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其积年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三）新砦期 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800年为新砦期，主要遗存有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遗址等。 新密新砦城址、巩义花地嘴遗址是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学界认为是龙山文化最晚的遗存，或认为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遗存。由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早期，新砦期遗存是重要的一环和连接点。新砦城址以多重环壕、城内的大型建筑以及具有东方特征的器物组合等为代表。有学者认为新砦城址可能为夏启之居黄台。花地嘴遗址以新砦期遗存为主，丰富了学界对新砦期遗存的认识。新砦期遗存的性质很可能即为李伯谦教授所说是“后羿代夏”之反映。 （四）二里头文化时期 公元前1800—公元前1600年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偃师二里头遗址、荥阳大师姑遗址为代表。
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市，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的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为学术界所瞩目。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夏文化的主体遗存，二里头遗址当为夏都斟鄩之地，是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都遗址之一。同时，二里头遗址也是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荥阳大师姑城址是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一座城址，发掘者认为大师姑城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一处军事重镇，有可能是韦或顾之一。有学者认为从商汤伐夏进军路线来看，大师姑城址很有可能是昆吾城，昆吾是夏代己姓方国。汤灭韦、顾、昆吾之后，接着讨伐夏桀，夏王朝遂灭亡。 在新时期历史推进中承担更重要角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王巍教授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讲解，提出探源工程应冲破“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按照这一标准，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并提出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密切交流，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形成了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河南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支撑。譬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主要分布的豫西地区，其时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出现王权，形成以西坡为代表的仰韶古国和以双槐树为代表的河洛古国；譬如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环嵩山地区，以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城址为代表，其时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譬如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主体遗存，其时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夏王朝，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出现成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河南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之一，从考古学一诞生就肩负着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伟大使命。河南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重要时空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河南将在新时期的历史推进中承担重要角色，在新时代继承大河文明的源远流长，展望华夏气魄的雄姿英发，也将在浩浩长空中继续绽放出新的中华文明之光。
侯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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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腹地承载中华文明主根主脉
以郑州—洛阳为核心的中原腹地，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建立之始，长期作为正统王朝或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以商王朝最后一座都城安阳殷都为代表的晚期商文明，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最重要的基点。
从安阳殷都往前追溯，是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商文明，再往前追溯就是以夏王朝晚期都城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晚期夏文化。二里头夏都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总结了此前一千多年的文明成就并进一步升华，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以中原腹地为都城和核心活动区域的夏商文明，既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华文明主根主脉上最关键的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中华文明连续绵延五千年，最关键的是以中原腹地为核心的夏商文明连接的中华文明主根主脉连续不断。从二里头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看，夏王朝晚期已经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色，历史文献也表明古人认为有一个始于夏王朝的主根和主脉。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至少在二里头夏都代表的夏王朝晚期已基本形成，后经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逐渐巩固强化为以中原王朝为主根主脉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是怎样形成的？中原腹地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都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社会公众非常关心的话题。 “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出现 距今5800年前后，以三门峡庙底沟和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可以确定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其关键遗址包括灵宝北阳平、西坡、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距今5400到5100年，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向周围的扩散达到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主要地区，不仅掀起了中国史前的艺术浪潮，还促进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晚期，位于河洛之间的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不小于117万平方米，是郑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该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双槐树仰韶时代晚期聚落有三重环壕，一、二号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基址上，房屋建筑形成一个类似中轴线的布局，显然是经过整体规划之后建造的贵族居所。龙山时代晚期的新密古城寨廊庑式建筑基址及偃师二里头夏都的一、二号宫殿等中国古代大型建筑，从布局理念上与双槐树一脉相承。双槐树的建筑布局理念甚至和后世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王朝宫殿的布局也有相似之处。 巩义双槐树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附近密集地分布着仰韶时代晚期聚落，一些关键遗址包括郑州西山古城以及郑州大河村、荥阳青台、汪沟等环壕聚落，这一系列考古材料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关键节点的强大文化影响力，表明在5300年前后以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是“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双槐树遗址为研究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王巍等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相当于黄帝时代在中原地区活动的中心聚落。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中原腹地的仰韶文化都进入了文明社会，各地区的文明模式异中有同，总体上呈现多元并存、上层互动的局面。高度发达的玉礼器和陶礼器似乎是各地区的显著特征，有了相对稳定的器物组合，可能已经形成了早期的礼制文化，而中原腹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出有明显的玉礼器和陶礼器的景观。在当时并行的文明模式中，无论突出宗教“神权”、世俗“王权”还是武力“军权”，还是两者并重或三者并重，从物化形式上来看，其他地区的物质文明都表现得非常发达，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有“四周高、中原低”的“文明洼地”之叹。通过对三门峡和郑州地区仰韶时代晚期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逐步揭示了中原地区在初始文明阶段以世俗“王权”为核心的独特模式，形成“质朴”“尚中”“务实”的理念，并被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证明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凸现 距今4500年前后，有一股各地文化因素纷纷汇聚中原腹地的潮流。例如东方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传统西进至中原腹地，南方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传统北上至中原腹地，还有其他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零星地出现在中原腹地，给人以“八方诸侯会中原”之感，甚至呈现出一种“逐鹿中原”的恢弘之势。形成这种周边文化及其代表的人群几乎同时向中原腹地流动局面的原因，值得高度重视。到底是周边地区各个“古国”挺进中原“争霸天下”呢？还是周边地区的人群“仰慕华夏”而来呢？或者是周边地区的人群在面临生存危机和发展压力时到中原腹地寻求生机呢？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并结合历史文献和气候环境的研究，才能得出接近真相的认识。这个阶段也正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逐渐出现的关键时期，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弄清楚了，对理解“何以中原”、对认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在中原腹地诞生，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腹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中华大地的文明格局和天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政治实体开始大范围整合，形成若干大的政治实体。在周边地区的早期文明纷纷衰落的背景下，中原腹地持续发展，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某种意义上说，周边地区的衰落，促进了中原腹地的崛起。在汇聚融合各地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中原地区的聚落规模扩大，形成很多新的区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古城，出现了分布密度很高的中原风格古城群，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淮阳平粮台是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布局最方正、规划最严整的古城，已按照中轴干道对称的格局营建城内设施，使用陶水管布设完备的排水系统。平粮台古城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营造理念和建筑秩序，成为后世中国古代城市营造规划的一个指导原则，开历史之先河，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这一股营造古城的风潮，也伴随着人口的普遍增长，这种人口的增长方式一方面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多元文化传统体现的外来人口涌入中原腹地有直接关系。一些学者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将登封王城岗古城指认为“禹都阳城”，将禹州瓦店古城指认为“启居阳翟”“夏启有钧台之享”的地望。种种迹象都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晚期与夏王朝的建立联系起来，群城并起和多元共存的政治文化景观表明当时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与第一个王朝建立前后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观念相互碰撞和激荡的图景比较拟合。 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期传承的强韧基因 中华文明初始阶段经过千年的实践和探索，在距今4000年前后，终于选择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统治策略。中原腹地处于天下之中的区位，既便于交通八方，又属于四战之地，中原地区崇尚世俗“王权”和武力“军权”、利用宗教“神权”的统治策略，也应当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这是最合理最有利的一种选择。 在新石器时代各个传统核心区衰落的背景下，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并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偃师二里头可以确定为夏王朝晚期都城遗址，其面积约300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左右的宫城布局严整，包含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二里头夏都的营造理念、布局规划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的文化传统，并传之后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都城营造基础。与二里头夏都的鼎盛相呼应，中原腹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高规格城邑和基层聚落分布密集，例如新郑望京楼、郑州大师姑、东赵、辉县孟庄等城邑。中原腹地在夏王朝晚期呈现出以二里头都邑为中心、周围有密集的中小型城邑拱卫的政治文化景观，并且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超过了此前任何文化，实现了广域王权国家的有效运转。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大禹、禹迹和夏王朝有浓厚的兴趣，夏王朝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早期王朝的一系列国家制度、政治经验、工程技术和文明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里头都邑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对商王朝都邑及后世都有直接影响，二里头都邑四合院式的宫室建筑，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多进院落的布局，以及由此形成的宫室制度，经商周时期的传承发展，其核心理念一直为后世王朝所遵循。二里头都邑创造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发现的成组青铜礼器群，形成了基本的礼器组合和青铜礼器制度，为此后商周王朝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禹铸“九鼎”成为后世王朝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九鼎”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王权的象征。 郑州商城是商王朝早期王都，其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期商文化；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同时并存的两座王都。郑州商城内城约300万平方米、外城不少于1000万平方米，是商王朝早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王都，文化面貌呈现出四方来聚的多元风格。郑州商城继承了二里头都邑的核心政治与文化遗产，如城市规划、宫室制度、建筑技术、铜器铸造技术及相关理念等，也即文献中的“殷因于夏礼”，同时又在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内进行大范围的文化整合与社会重组，迎来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早期“商文明”时代。 商文明对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开启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传承的新阶段，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期传承的文化基因。商王朝早期都城和四方的城邑继承了很多夏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基因，并有很多新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核心文化和都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此后三千余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夏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基因一直被传承和发展。 夏商都城文明成为根脉文化泽及久远 安阳殷都作为商王朝晚期的都城，其所发现的数十万计的甲骨卜辞、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祭祀场所、大型王陵等考古遗存，不仅实证了商王朝的历史是信史，更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提早了500多年。中国现代汉字正是经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行书、楷书演化而来，前后一脉相承，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光辉历程。安阳殷都的数十座大型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依次排列，沿袭夏王朝及商王朝早期都城规划的理念并进一步优化，体现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乐器、生活用具等，将夏及早商的青铜冶铸技术进一步发展创新，形成以青铜礼器与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将中国的青铜时代推向顶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西周王朝的东部行政中心成周位于洛阳瀍河两岸，是西周时期的东都，是周王朝经略天下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周之名见于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把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域”或“中国”。从区位选择到都城营造，成周都继承了此前夏商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传统。《逸周书》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表明成周范围非常广大。《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之记载，不仅反映了成周王城布局和都城设计思想，更是中国早期都城营造理念的写照，并影响此后历代王朝的城市营建。 东周时期周天子从西土迁到洛阳王城，王城的布局是内城外郭、宫殿区中轴对称，继续承载着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重任。 东汉至北魏的帝都洛阳城，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规划理念，形成了一些新风尚，引领了此后都城规划的潮流。北魏在东汉北宫基础上营建的太极殿，与廊庑、宫院、宫门等附属建筑共同构成东西约340米、南北约310米的大型宫院；纵深近15里的铜驼街是全城的中心大道和中轴线，两侧分布重要中央官署，在全城形成棋盘式道路网。北魏洛阳城代表的单一宫城制更是改变了中国古代都城的空间布局，并直接影响隋唐洛阳城等都城的规划布局，如迄今发掘所见最早的宫城门阙阊阖门，开启了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乃至故宫午门门前置双阙的先河。北魏宣武帝时期开创的整齐划一的里坊布局，也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城市营建开创了先例。 隋唐洛阳城由宫城、皇城、郭城以及东城、含嘉仓城、圆璧城和曜仪城等小城构成，全城共109坊。其都城选址沿袭西周初年周公择都的选址理念，将都城选在伊、洛盆地的“天下之中”。城内纵横交错、宽窄相配的街道，以及由街道分割成众多的里坊，形成棋盘式的城市布局，隋唐洛阳城最重要的街道定鼎门大街是全城的主干道，这些便是对汉魏洛阳城都城规划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其中代表古代城门最高建制的应天门，双向三出阙，东西两边共计十二出阙，此种建制对北宋东京城的宣德门和明清故宫的午门影响深远。 北宋东京城由皇城、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重城式布局，明确的中轴线从州桥到御街一直纵贯到大内，总体上还是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并进行了创新发展。北宋东京城在城市管理上打破里坊的限制，施行开放的街巷，沿街为市，沿巷作居，坊市结合，开创了一套新的城市新格局，并以此促进了北宋经济社会的发展。金中都的规划理念便直接来自北宋东京城，元大都继承了金中都的城市基础并参考了《周礼·考工记》的理想规划，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和营造理念继承了元大都，这样就把明清北京城与中原王朝的主脉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了。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都城选址与营建理念，中原地区自仰韶时代的“河洛古国”到北宋时期的东京城，其城市规划理念一脉相承，不断地进行传承创新，形成一套独特的城市规划理念，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根脉文化并泽及久远。以安阳殷都、西周成周、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城为代表的都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主根主脉赓续发展的关键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求“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自仰韶时代起就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皆以中原为王都，更是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起到关键甚至决定作用。因此，广大历史和考古工作者更要潜心研究、逐本探源，做好中原腹地的考古发掘与历史研究工作，更好地阐释中原腹地在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想必对咱“老家”又有了新的认识吧？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为家乡的悠久历史自豪
也期待家乡的明天越来越好河南老乡们，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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