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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交时代,公共媒体价值何在?| 吴琪 @TEDxGuangzhou

吴琪 TEDxGuangzhou 2021-01-23


一年前的今天,武汉“封城”。


吴琪是武汉人,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2020 年初,她在自己生活过的土地上带领团队记录报道了武汉新冠疫情。在如今泛滥的信息海洋中,传统媒体式微。而这样的公共事件让我们看到它依然是记录和传递信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些记录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如何才是承担起了公共媒体的使命?


在吴琪看来,看到大型公共事件里具体的人,和看到个体故事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时代与系统,是公共媒体在网络社交时代存在的重要意义。



这个演讲在 TEDxGuangzhou 2020 大会中作出,并由 TEDxGuangzhou 团队挑选整理之后发布。以下是演讲视频和内容。





大家好,我是一名记者。


今年夏天,我们有两位同事去杭州采访一个还挺严肃的社会新闻。一天早上,在小区里,有一位同事把手机掏出来,刚举到和自己视线一样的位置,一群大妈和保安围了上来,“网红,网红,网红又来了。”


我们两个同事试图想解释,他们是记者,他们是做什么的,可是没人想知道,说,“看,网红,你们又来拍,拍了就是要发到网上,不用说了,我们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


这可能就是今天记者在当今的一个处境。



因为在网络社交时代,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手机,都能即刻地把你眼睛看到的、嘴巴所想说的发布出去。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以后,马上就会有人在现场把照片、视频传上去。


而像我这样的所谓的“传统媒体人”,当我到达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一个一个人地去找、去采访,去试图把破碎的拼图给拼成完整的一块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再回到北京写稿子,然后我们杂志再出来。虽然我们杂志是以一个星期为周期,它在过去是一个快速的生产(流程),但在今天,我们节奏不变,可是我们显得好像有点慢了。


所以,在好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他是一个80后的摄影记者,他说:“吴琪姐,今天你觉得还有多少人想看你写的一万字以上的长文?还有多少人想看我拍的非常静态的照片?短视频是在以秒为单位计算受众的反应,还有那些社交媒体上,凡是流量靠前的,要么是明星八卦,要么是搞笑,我们不会搞笑,我们过时了。”


他的问题在当时我回答不上,其实这几年我一直也在思考:到底,在众声喧嚣中,公共媒体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



刚好在今年年初我经历了一起大的新闻事件,我觉得它好像在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说社交媒体。我在想,如果在今天社交媒体的时代,公共媒体还有价值,它也许体现在至少两个方面。


第一是提供完整性,第二是洞察人性。 


公众报道的完整性


01 由局部的真实拼凑出完整的真实


今年 1 月 17 日我是坐高铁从北京回到我的老家武汉过春节去的,可是我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或许是因为 2003 年我当时报道过 SARS ,所以我对肺炎比较敏感,然后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组织第一批本来已经回家过节的记者到了武汉,形成第一个报道小组,住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旁边的酒店。


2 月初我们的第二个报道小组成为逆行者,进入武汉,一直到 4 月份解封。所以,我们的报道小组实际上是陪着武汉人民度过了特别特别特殊的时刻。 


事实上,我们即使(是)离武汉非常非常远的人群,都能感觉到,在那段时间每天信息扑面而来。在新闻现场,更是被海量的、破碎的、片段化的信息包围。


这个时候有那么多人都在发声,有那么多人都在想让我们听到他们,到底(该发布)哪些信息?我们该怎么操作?


因为当时我们一开始是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上推,一天能推出 3 次,加起来实际上是 4~5 篇左右关于新冠疫情的深度调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信息的筛选是非常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截图


我觉得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辨别信息的能力。信息首先分真伪,其次分量级。那么每一天,首先虚伪的信息你肯定不信。但是,信息即使是真实的,它还有片面的真实、局部的真实和全局性的真实。


我们希望的是,如果我一天推出 4~5 篇文章,读者把每一个看上去局部的真实凑在一起,有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真实,对当下的处境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全面的了解。所以这是我们做的工作的第一点。 


02 在变化中看到世界每一瞬间的模样


同时,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共媒体,当信息全部冲向你的时候,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能开放性地看到一个事情的变化。


因为新冠疫情的发展,事实上基本上推翻了我们所有人对过去事情的认知、对过去一些传染病的认知,你觉得社会发展这么久,我们这么现代化了,怎么好像是一种看似很古老的那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个时候你过去的很多经验并不再确定无疑了,你需要先尝试去看到事情的变化。


我记得在武汉封城后不久,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是流着眼泪说了一句话。他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句话后来被电视反复地播放,很多人看到的是感动。但是,作为一名武汉人,同时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内心是震动的。


为什么?因为我深知一个科学家他是高度理性的,他的眼泪是不会轻易流的,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在接受采访,所以当时武汉早期的艰难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1 月 25 日开始,一批批的援鄂医疗队出现在武汉了,前前后后是 4 万多医护人员进驻湖北,其中全国重症方面的医护人员又有相当部分的进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各个线条上的记者采到的信息有变化。


比如,那个时候就有人会说,武汉在大量地征集医院的资源,因为我们要把综合性的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分开。


综合性的医院是看普通病症的,这个时候是把大量的综合性的医院,改造成具有能够接受传染病病人的医院,然后武汉大量地在建方舱医院,同时武汉大量地在征集隔离酒店。


所以很多信息汇集到一起,我们对当时政策上的 4 类人员这个话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医院资源留给重症;把方舱留给轻症;然后把疑似病人放到隔离酒店;健康人待在家里。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截图


这实际上是进入第二个阶段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我们做媒体就是看到变化之后,你要把这个变化传递给公众,而不是在抱守着在初期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媒体提供完整性的一个部分。


同时,这个事情随着发展到了 3 月底传来了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武汉终于要解封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方面武汉确实发生变化,外面的树也变绿了,武大的樱花开了,而且很多援鄂的医疗人员会说,“如果能有半天假,我就要去武大看樱花”。还有,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因为封城变得活跃起来了。


我自己很想做点轻松的东西来迎接武汉的解封,可是媒体还有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感知到正确的公众情绪。因为我又有点担心,如果我们做的内容太轻松了,武汉人民会不会觉得我们辜负了他们这两个多月承受的东西。


我的手机里当时一遍遍的放着冯翔,一个武汉本地歌手,用武汉话唱的歌。那一首叫《汉阳门花园》,他会说小时候的民主路没有多少人,他也会唱“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这个伢是指小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情绪,我们通过媒体表达出来是正确的?我不知道。直到我们记者采访到一位一线的武汉医生,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这个时候可以解答你任何关于医疗技术上的问题,我怎么救病人,但是你不要再把我的情绪拖回到前面两个月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经历对我一生意味着什么,但是此时此刻武汉终于要解封了,我可不可以只是轻松一下?”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其实就放松了,也就是说当武汉 1000 多万人口和全国各地来的帮助武汉的人,他们是一点点地克服了艰难,相当于用体温孵化了一个很厚的冰层。这个时候他不只是沉重,他终于胜利了,他还想要一点点轻松。 


所以这是我对媒体功能的第一个功能的认知,就是我们怎么完整性地看到全局并且提供报道。 


公众报道中的人性


同时媒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洞察人性。


01 千万故事中,我们写下谁?


因为在武汉疫情期间有那么多的故事值得关注,写谁又不写谁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一定要把话筒递给普通人。


因为我们认为自己跟历史学者有类似的功能,当这个事情过去之后,人家看我们的杂志,人家会通过这个了解当时的情况。


我们觉得,个人永远是命运的非常具体的活生生的承担者,个人也是我们与时代发生关联的一个重要单位,所以我们想知道普通人的故事。 


02 去找有牵挂的人吧


到了 2 月中旬,我们的记者驳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能进方舱。那个时候机会很珍贵,为什么?因为你进去就要消耗一套防护服,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进去这几个小时你能干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 黄宇


她当时就跟我商量,她说,我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最有故事的人?我跟她说,我们去找有牵挂的人吧。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多的人都有家呀,如果一个人关在方舱里头,他家里可能有人因为重症被送进医院了,他家可能也有人因为疑似被送到隔离酒店了。我们写这样的人吧。 


然后驳静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方舱围城》。为什么叫围城?对于还没获得医疗资源的人,你又是疑似,这个时候其实你是非常希望能有医疗资源进入方舱,你觉得是好事。


可是对于进去的人,出来只有两种结局,一个是你康复了,另一个是你转成重症送到医院去了。所以方舱的人是处在悬浮状态下的人,他有牵挂。


驳静进去了方舱医院之后,后来找到的故事是一个叫胡晓霜的人。这是一个 63 岁的女性,她和她的姐姐、妹妹三个人都被送到方舱。


事实上这个大家庭是分散全国各地,但是因为老父亲在武汉,今年 92 岁,她们为了给他庆祝生日,一家人特意来过春节。


可是胡晓霜的丈夫被送去医院,是重症。她最后跟她丈夫打电话的时候没人接,后来是医护人员说了“已经上呼吸机了”,她就没有再听到她丈夫的声音。


所以那个时候,胡晓霜在 2 月 13 日,她这个人性子特别急、很鲜活、嗓门又特别大,跟我们进来打招呼,来讲她的故事。


2 月 13 日的时候,她说,她以前不会用微信发字发文字,她有高血压,性子特别急,一发就上火。然后她 2 月 13 日用了半个小时学习才发出一段文字:“陆久春,你还好吗?你要坚强,我等你回家……”


2 月 14 日,是第二天,她又用了很长的时间发了一段看上去言语非常普通的话,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夫妻之间,他们表达这样看似非常普通的话,其实内心的情感是非常的深。 


事实上一直到后来,其实我们记者在写稿的时候就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可是我们在这篇稿子发出来之前,经过考虑还是删掉了这句话,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媒体的伦理。


你不希望你的采访对象是通过读你的文章,知道如此重要的一个消息,你觉得这个机会应该是留给她身边最亲近的人,在合适的时候告诉她。


所以读者一直在下面留言说:陆久春还好吗?陆久春去哪里了?我们没有回复。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截图


一直到武汉解封之后,实际上胡晓霜被送去了重症,因为重症被送去了医院,但是最后武汉解封之后,她又恢复了,和我们记者吃了一顿饭。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认识胡晓霜,当然胡晓霜是化名,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采访对象的隐私。


我们并不认识她,但是你会觉得我跟她非常熟悉,因为可能我家的某个婶婶、某个亲戚,我工作单位的某位大姐,其实就是她。她既有在顽强中的牵挂,也有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面。


当时我们就跟她说:“早知如此,你就别来武汉了。”她说,“不行,与其在外面看着一家人这么挣扎,我就要来,我来是对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在大的历史事件下,我们为什么要记录人物,同时不是碎片化的人物,不是今天谁进医院,明天谁出医院。在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一个完整的人。


03 寻找他们,也是在理解我们


这样对人性的观察,也不仅仅是在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报道中。


那今年,我刚刚提到了杭州,我们为什么要去采访?实际上对“杭州妻子失踪案”我们做了一个 4 万字的报道,但其实当时对于为什么要报道,我们是有过犹疑的。我们并不想八卦,我们如此把一对夫妻之间,他们个人的故事写得这么详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了解到他们的故事之后,我们觉得记录是有价值的。


妻子是杭州的一个拆迁户,她代表了非常多城市群体里,随着城市高楼大厦建立起来,失去原来的村庄、住进了高楼的这么一群人。


她 50 多岁,可是我们不管是采访她娘家的村庄,还是采访她第一段婚姻的村庄,两个都在杭州的当时是郊区现在是城区,隔着只有三公里,生活了 50 多年的人,你问不到她太多个人的东西。


你问:她喜欢什么?她的个性有什么特点?她有什么心愿?她的性格是激烈的?是温柔的?她对人生有什么想法?让人非常吃惊的是,社交时代,你以为所有人都在发声,所有的信息都留下痕迹,可是当你想拼凑一个活生生的人却如此的艰难。


为什么?因为在拆迁的大船上,你会发现人被数字化了。你问一个人,他会说他属于哪一家,这一家有多少口人,他们拆迁有几套房,然后他们家赔了多少钱。可是这个人是男是女,他有什么样的情感,他不被看见。


所以我们的报道其实是贴近这些人,让他被看见,包括犯罪嫌疑人,她的丈夫,他是一个从农村底层一点点奋斗上来的人,那么他既没有乡村的经验,也没有城市的经验,可是他的野心又高于自己的能力,这么一个人最后走向了一条毁灭的路。 


当我们记录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意识到我们和他们共处一个时代,寻找他们其实也是在理解我们。


我们的记录,有意义


武汉的报道还有后续。


我们帮助过的,我们记录过另一个故事,这个主人公叫张丽,她 65 岁,在我们两个记者的帮助下,把她 90 多岁的母亲送到医院。


她母亲虽然最后去世了,但是她觉得略微安慰,一个是老人进医院了,再一个就是去世在她的怀里。


但是最后,当她在隔离酒店知道自己丈夫已经在医院去世的时候,她其实就绷不住了,但是她是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记者,然后记者赶过去,两人戴着口罩,但是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后来等整个报道结束之后,张丽恢复了健康,她给我们发了一封邮件,她说:第一,我是感谢你们的单位培养了两位这么尽职的专业的记者;第二,我感谢他们的父母培养了两位如此善良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两句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她在理解记者,这个行业在今天在做什么。


第二,她还看到了这个职业背后的活生生的、心怀热血的人群。


我想,这是一群什么人?这是一群,就是(当)众声在喧嚣,我们试图保持冷静客观,我们身有傲骨,但是心怀慈悲,我们希望我们的记录会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声音。


谢谢大家。


该演讲视频属于 TEDxGuangzhou 并受版权保护,我们欢迎非商业形式的转载和分享,但需遵从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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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讲者


吴琪 Qi Wu

记者,编辑

Journalist, Editor


做过多年社会新闻报道的《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吴琪是武汉人,2020 年在自己生活过的土地上带领团队记录报道了武汉新冠疫情。


吴琪认为我们获取信息的媒体食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当代青年人对媒体的认知需要重塑,自媒体不能是唯一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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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咨询专家缪晓辉看来,武汉新建医院扩充场地固然重要,但如何调配好现有资源,快速应对,其实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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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Jimmy Tan,Dora Weng

翻译:Dora Weng

翻译校对:Lenette Lua

文章编辑:Laraine Liang, Jimmy Tan

排版:Laraine Liang

校对:Claire Lin

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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