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 | 苗青：社会企业不是用来“套的”，而是重在“用的”

写在前面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

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

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

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

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

善达网执行总编 马广志

本期受访嘉宾：苗青

嘉宾简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核心成员。近年来致力于开展公共领导力、公益慈善、社会企业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著有《社会企业：链接商业与公益》、《团队管理：成就卓越的基石》等。

采访时间：2019年4月25日

采访地点：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全文约6900字，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浙大迈出了培育社会创业家的第一步”

马广志：5年前，你就出版了一本关于社会企业的专著《社会企业：链接商业与公益》，当时知道社会企业的人士还很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苗青：2012年，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做访问学者，学习创新创业知识。回国后，又去了新加坡科技大学任教一个学期。

在麻省理工学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除了他们的创新创业外，还有一个“社会创业”的概念，而且，年轻人对社会创业的认同感非常高，他们任何一个项目的创新竞赛里都有一个赛道，叫“公益创业”。

第二个感受，就是发现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就是劝募文化。很多学生通过募捐来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为非洲的孩子建个洗澡间等，他们或走上街头，或通过网络做个视频来感动他人来捐款，这成为一个时尚。

马广志：当时能够感受社会创业理念的人还不多，这次出国对你一定很有震动吧？

苗青：是的。很多孩子从小就有解决社会问题，甚而改变世界的梦想，他们或者募捐，或者进行公益创业，这让我很受启发。其实，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是专门开设有社会创业课程的。最早开设社会创业专业的大学是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十几年前就有了。之后，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这些世界一流高等院校也相继把社会创业课程纳入到教育体系中。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内来。

所以，我在访学期间，就收集与此相关的素材，回国后就完成了《社会企业：链接商业与公益》这本书，书中比较详细介绍了社会企业的起源和生态环境，试图反映社会企业成长全景，为社会企业实践者、教学科研工作者提供学术参考。

马广志：这本书出来后反响很不错，获得了中慈联学术成果一等奖，还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公益硕士班、社会企业家研修班等推荐教材。

苗青：今天看，那本书好像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本学术专著，有些知识还不成熟。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出了也就出了。如果是在现在，可能就比较谨慎了，不敢写了。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价值的。

刚从国外回来时，看这儿不顺眼，看那儿不顺眼，就想去改造。改造不了，那我想就先把这个理念倡导出去吧，就是就有了那本书。

马广志：你如何定义社会创业？

苗青：社会创业有别于慈善和商业创业。社会创业的典型模式有很多，不仅仅是雇佣残疾人。只要符合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以商业手段为形式这两个基本要素，就可以视为社会创业。

马广志：回国后，你在著述的同时，还在班上开设了社会创业家的“实践课”。效果怎么样？

苗青：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行动学习教学法训练时，就设想回国后进行社会创业家的培养。当时我正任浙大2011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的班主任，有这个条件做“实验”。

“实践课”学期很短，只有两周。就是在这两个星期里，我想让学生们尝试成为一名“社会创业家”。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只给每个学生10天300元的生存基金。让他们学会省吃俭用，用结余的钱去创业，不允许动用家长给的钱。二是，这次的社会创业只限于浙大生态圈，从身边细小做起。

就是在这10天里，这些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们学会了为省几块钱做公交车挤一身臭汗到批发市场去进货，去讨价还价；为了一块钱在正午时分去送盒饭，知道了赚钱的不易。41位同学创造了6425.10元的利润，通过支付宝E公益平台全部捐献给了社会。我也算是迈出了在中国尝试培育社会创业家的第一步。

“社会企业的关键看商业模式”

马广志：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学者都在致力于给出一个相对较为贴切的定义。你如何定义社会企业？

苗青：在《社会企业：链接商业与公益》这本书里，我是这样定义的：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它有别于传统的输血式的公益组织，更强调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可以“追求有限的利润”，兼具商业的高效、专业、灵活等特征，同时以承担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

进一步说，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社会企业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它们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它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

当然，这是我5年前的理解了。现在我更觉得社会企业是一个导向，一种姿态，一种价值观，它也许并没有精确定义。

马广志：我在采访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时，她也提到，社会企业是一种思维模式，更强调一种打破传统，用商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法。

苗青：这个我赞同。很多人纠结在对社会企业的概念理解上，其实是一种自扰。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博士生跟我争论什么是社会企业，what is social enterprise？我就反问他，什么不是社会企业？what's not？后来我发现，越是经受严格训练的学者越是要纠结。我和法学和政治学的老师讨论，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任何学术概念必须要有精确定义，不然就不可能做第二件事情研究它。我就告诉他，我已经研究完了，但还没定义呢。实际上，很多概念是无法给出精确定义的。比如什么是学者？什么是球星？什么是创业者？没有必要嘛。

马广志：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放宽社会企业的边界，没必要在“是”或“否”上纠结。

苗青：让大家都进来，这个生态才会丰富完善。社会企业不是用来“套的”，而是重在“用的”。公益组织发展需要自我造血，就要走社会企业之路；传统企业家转型，觉知到社会价值比经济价值更重要，也会向社会企业靠拢。社会企业用起来，千万别框框起来。

马广志：但是，从法律意义来说，认证社会企业，明确它们的利益边界，包括要不要分红等问题，应该还是必要的。

苗青：是牌照重要？还是发展重要？如果过早的话，可能是画地为牢。社会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活下去！因为现在社会企业的生存环境并不是那么如意，一是公众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有偏差，认为社会企业是有情怀有责任的无瑕疵组织。这个不切实际的光环拉高了公众对社会企业的期望，社会企业犯不得错误，被道德绑架了。二是社会企业的死亡率比普通企业还要高，创业初期更难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资源支持。

所以，社会企业不要自带光环，社会企业只是别人贴给你的标签而已。自身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在此基础上要解放思想，甩掉包袱大胆创新。再优秀的社会企业，如果发展不下去，就是失败。就是违背了初衷，等于空谈使命。

马广志：这也正是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的观点，“社会企业发展的关键看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敌人是路径依赖。”怎么理解？

苗青：我的研究发现，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特别重要，是社会企业的生存之道，是命根子。理顺以后，组织发展就上台阶。否则，形成路径依赖，就会发展不下去。

举个例子，也是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不久前，我赴杭州郊区走访困境儿童，引路人是一位当地的优秀社会组织，他一年为多家企业牵线搭桥结对子，帮助数百名优秀企业员工完成“公益小时”考核。这样的组织居然只有两个人全职。仅靠政府公益创投勉强维持。我建议他们一定要走社会企业之路，要少量收取中介费，把公益结对升级为公益旅游。让受助人更好的得到帮扶，让公益实践有更加完美的体验。

我的建议尽管得到认同，但我是知道的，他不会做的。这是因为公益人的路径依赖太严重了。我每次为他们讲座，总是得到热烈掌声，却依然看到他们原地踏步。商业模式不落地，就是因为路径依赖。

相比之下，老爸评测的魏文峰就开创了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即“毒品检测+无毒商销售”。开始，魏文峰是用众筹的方式来支撑检测的，很烧钱，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种公益的路径不可持续，就考虑引入商业机制，选择向消费者出售安全产品来实现自我造血，还从根本上解决了有毒有害产品这一问题。

所以，商业模式一定要摆脱路径依赖，怎么摆脱？就是有条件就要换脑，没条件就经常洗洗脑，千万别死脑。

“社会企业价值实现要‘分步走’”

马广志：作为一种新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社会企业在欧美国家迅速普及，并在推动社会创新和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看来，国内社会企业发挥的的作用显然还很弱小，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苗青：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社会企业雏形，发展势头也不错，而且通过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认证的企业数量也逐年增多，但遗憾的是，像“老爸评测”（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结合移动互联网、自媒体、众筹检测、合格产品团购电商等多方资源的跨界的创新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解决有毒有害产品问题的社会企业）这样的典型案例在实践中仍然十分缺乏。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社会企业“形似而神不似”，它们只是仅仅把握住了解决社会问题这一使命，却未能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脱身出来，只输出公益，不能持续造血，最终面临财务可持续方面的严重挑战。也就是说，大部分社会企业通过第一阶段的社会价值创造虽然获得了公众支持，但第二阶段的经济价值创造能力不足，获取利润的能力有限，影响了组织社会目标的实现。

因此，社会企业要实现“义利并举”，应当建立具有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更好地培育有效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协同共赢的良好局面。

马广志：如何理解“社会企业可以培育有效市场”？

苗青：还是以“老爸评测”为例，它通过良币驱逐劣币的战略，制定了相关产品检测标准，建立了质量控制系统，为上游供货方确立生产优质、合格产品的规则并提供动力，成为相关行业的劣品监督者。对供货方而言，如果产品不合格被曝光会带来信任危机，如果产品合格可加入产品白名单并提升销量，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这种通过信息共享倒逼供货方自愿生产安全产品的模式成效明显。

在“老爸评测”的倒逼下，目前市场上多家生产包书皮的企业已经改进了生产工艺，在外包装上标明了检验检测报告，产品合格率明显提升。所以，社会会企业可以通过营造良币驱逐劣币的良好氛围，改善行业生态，对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效应对，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培育有效市场。

马广志：包括“老爸评测”在内的的一些社会企业案例表示，“义利并举”在中国情景下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如何实现，却是需要一定策略的。

苗青：是的。所以，我提出社会企业的价值实现需要采取“分步走”发展战略。首先，在建立初期的第一阶段，社会企业应强调使命的中心地位，通过社会价值创造突出组织的公益属性。其次，在成长壮大的第二阶段，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及资源引入商业手段，完成经济价值创造。最后，在第三阶段，社会企业的重心则是有效平衡社会目标与商业利润，并最大化地发挥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这种使命优先、商业次之的 “分步走”的发展战略，有助于社会企业更好地体现公益本质，最大化地发挥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协同作用。

马广志：社会企业具有社会使命和经济利润双重底线，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

苗青：对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而言，使命与利润这两个支柱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所以，社会企业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必须兼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两条路径，不能只注重利润获取而忽略社会影响；同样，也不能只注重社会目标而忽略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企业应把社会目标放到首位，但在企业日益壮大和进行公益输出的过程中，社会企业对利润和社会价值的权衡经常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使企业目标从创造社会价值偏离到一味创收。这也是现实。

而社会企业要实现双重价值创造，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分别建立道德合法性与交易合法性。其中，最关键的是优先次序问题。考虑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是社会企业发展的根基，而且对利润获取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社会企业应首先获得公众接纳，实现社会价值创造，进而在此基础上引入商业模式，获得交易合法性，实现经济价值创造，并最终通过双重价值的协同共赢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政策支持是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基石”

马广志：你如何看待社会企业目前在中国具有现实需要及发展空间？

苗青：当今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成功的商业企业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环境污染、老龄化以及教育医疗等各类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如何打通商业与公益之间的关系，将企业方法运用于社会问题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很好的回应了这一需求，能够很好地解决上面提到的很多社会问题。

“老爸评测”的案例充分说明该模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 “老爸评测”为例,一般企业的逐利倾向使得有毒有害产品在市场上流通，而政府在监督和管理方面又鞭长莫及，共同催生了“老爸评测”的生命力。所以，只要现实中存在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社会企业这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形式便有生存及发展的空间。

马广志：这种发展空间显然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事实上，现在一些地方的社会企业已经告别了野蛮成长，比如深圳、北京、成都等地就都相继出台了支持政策。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苗青：在我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后，社会企业现在等于是正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是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基石，这也意味着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将开启全新篇章。

马广志：成都这次是走在了前面，首批认定了12家社会企业，出台的政策在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受好评。你的观点是什么？

苗青：这是一个历史性创举。我对武侯区的社会企业政策特别作了独立研究，有两个最大的亮点：最大亮点不是补贴力度大，而是鼓励登记注册，实行“一址多照” “一照多址”，没有用高标准严要求遴选社会企业。这个政策很有水平，它是开放平台政策，而非金元政策。根据我的测算，真正可以获得补贴的组织个数有限，金额也有限（最多抵掉半年的开销）。但因为门槛的降低，假以时日，武侯区的大街上社会企业名头多起来了，名气就做出来了，武侯就有了气候。

二是认证社会企业的补贴措施。这个政策的精神提振比物质激励更重要。目前真正被认证的社会企业是有限的，辖区内的更是屈指可数。所以政府并不是“做了亏本生意”，而是摆明了一种姿态，一种导向。外地的社会企业如果要来获得这笔奖励，是要搬迁总部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政府精明。

马广志：那从国家层面而言，是否对社会企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呢？

苗青：我以为先要进行各地探索，寻求好的经验样本。国家有必要对社会企业进行规范和引导，但是需要防止出现“一刀切”和过于简化的情况。武侯区的探索，说明社会企业政策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应该是要做平台、做生态，而不要做遴选、做盆景。

社会企业可以不依赖政府资源自我造血，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补充。当前，政府一方面可通过宣传、引导、鼓励等方式加强公众认知，肯定社会企业的价值，引导一批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此外，还可以通过政策及资金支持，为社会企业萌芽阶段提供能力建设与政府采购服务等方面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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