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新年愿望时，我们试图与命运谈判 | 土逗事

我小时候我妈就让人给我算过，我逢7就会转运，真的。

作者 | 琪哥

编辑 |小蛮妖

长白山。刚入十月，气温已经降到只有几度。杨鸿扛着摄像机，越往山里走风越冷，身上却微微出了汗。他已经习惯了带着这大家伙一起行动，乱石和腐叶都没有影响他的速度。白水黑石青松，东北深林的苍茫景色，三脚架一支就开始拍摄。休息的时候，他踏着横倒在溪流上方的一根布满青苔的树干，深吸一口凛冽清新的空气，长手长脚伸开，姿势像一只桀骜的鸟。

千年白积雪，万里黑森林的长白山，这是他第一次进，美景确实令人心旷神怡。这么久没出来了，在国庆假期出来拍摄，正好当旅游，他对这次接到的活儿很满意。

10月3号晚上7点半，他接到了哥哥让他赶回郑州的电话。

千分之一

杨鸿的父亲是建筑工人。10月3号傍晚，他从正在施工的二楼摔下。摔到地面的时候，钢筋刺穿了他的腹部。同乡的工友把钢筋锯断，连人带钢筋往医院送。离工地最近的医院见伤势过重而不予收治，他们又立刻转往郑州最好的一家医院，把父亲送进了手术室。

这些，是杨鸿赶到医院时才知道的。在头天晚上的电话里，所有家人都告诉他没事，然而杨鸿还是觉得心慌。4号凌晨，他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山区赶往机场，坐最早的飞机回郑州。飞机上他如坐针毡，无法合眼休息，拿着书报快速地翻阅，感觉自己什么都看完了，却不知道看了什么。

终于飞机落地，父亲的手术已经做完，家人让他直接到重症监护室。一进住院部门口，他看到所有亲戚都在，心就猛地一沉：若父亲伤得不重，怎么可能所有亲戚在一天之间全部从村里和镇上赶到了郑州？舅舅看到他，立刻把他和哥哥叫到一边，对他们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主治医生说，伤得太重，内脏全烂了……能够存活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

每个人在千分之一面前是平等的吗？我们无从知晓。然而杨鸿可以知道的是，一个家庭在社会之中落入悲剧的概率绝不相等。一旦哪个家庭中有人做建筑工人的时候，它承受悲剧的可能性就骤增几倍。

建筑工人

杨鸿至今无法描述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那一瞬间，他痛苦得想流泪，但又哭不出来；他完全无法思考，而无数的考虑又会在同时冒出来：自己现在能做什么？母亲也生着病，怎么跟她解释父亲的情况？如果父亲真的救不过来，怎么办？

下午3点，家属得到了探视的许可，但只可以进去一个人。“哥，你去，你是老大”，杨鸿对哥哥说：“没什么好哭的，事情发生了就去面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俩人是必须有信心的。千分之一，那不是还有机率吗？人不能永远看着那个大的机率，大的机率也有不成立的时候。我们心态要乐观，一会儿探视的时候，要把积极乐观的心态传递给我爸。如果我们都没有信心，他在病床上怎么会有信心，怎么会有顽强的生命力呢！”

哥哥说：“还是你去吧，我怕我控制不好情绪。”

当杨鸿换好无菌的衣服和鞋子，站在监护室门口的时候，眼眶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他硬是不让泪水流出来，努力把情绪压下去，而看到父亲的第一眼，他心里还是说不出来的滋味。父亲没有醒过来，面容虚弱，整个人身上插满了管子。

杨鸿忍着泪水在父亲身边坐下来，一只手握住父亲的手，另一只手放在父亲的额头上，对父亲说：“你不要担心，都是小伤！你要有信心……你平常都教育我们，让我们有信心，现在你也要告诉自己有信心……这些都不是事儿！”

重症监护病房

父亲没有反应。可是他相信父亲能听到，所以他一定要讲，一定要喊父亲回来：“你放心，有我们在呢……我们这个大家庭需要你的臂膀。”

短短几分钟，护士就要求探视人员离开。杨鸿走出监护室，所有家人的目光都看向他。他提高声音对大家说：“挺好的！我说话他都知道！他能动！”他的喉咙哽得发痛，却努力做出放松的表情。焦急的母亲在一旁等着他，等他带来父亲的消息。看着母亲的白发与布满泪痕的苍老脸庞，他的眼泪默默往心里流。

山重水复

10月8日，医生尝试给父亲拿掉呼吸机，但父亲无法自主呼吸。9日，呼吸机拿掉了，然而父亲仍未醒来。杨鸿觉得自己的心都感觉不到痛苦了，只是绝望地期待父亲睁开眼睛。10日早上9点多，在闯过了伤口感染的鬼门关、经历了拿掉呼吸机的挑战之后，父亲奇迹般地醒过来了，然而身体还远未恢复。他的腰椎受损，将不得不在接下来三个月中平躺在床，事事依赖家人的照顾，无法坐起。

13日，巨大的痛苦使父亲想要放弃治疗，杨鸿费劲口舌安慰和开导他。在这漫长的日日夜夜中，每一次危险来临，全家人的心就猛地揪紧，陷入巨大的煎熬。伤者和家人，都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

直到18日，父亲终于可以转入普通病房，家人24小时守护在他的旁边。杨鸿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当父亲的病情稳定之后，工伤赔偿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劳务公司的人已经来了几次，打交道的过程中让他感觉到都不是善茬。万般苦闷之中，他给哥们打电话：“为什么我总是这么不顺啊！”

工地

2006年，杨鸿高考失利，按照平时的成绩怎么也能读个大学，最终却只去了一个大专。父母觉得读大专没什么前途，想让他学一门技术。两年之后，他们托杨鸿的舅舅带他到北京学摄像。2009年，舅舅的公司有了变故，离开了北京，剩下他一个人举目无亲。

那段最苦的时光，他提起时总轻描淡写。最后身上只剩下两百块钱，吃了一个月的泡面，如此这般，听他讲来居然会有很多笑点。那段岁月似乎给了他一些证明，让他在之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了未来值得期待的依凭：那时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去的呢。

一年后，杨鸿已经成为了一名可以独立承接拍摄任务的摄像。并非专业的他，很多时候要靠自己摸索技术甚至偷师学艺。同住的年轻摄像们常在窝出租屋里打游戏，他从来不。有了空闲，他就读书，看视频分析拍摄技巧，或者找摄像老师聊天。出去拍摄的时候，他就尽可能看其他摄像怎么拍，琢磨别人的镜头语言。

很多人评价他“小伙子靠谱、踏实”，一些小型的文化传媒公司也会找他做摄像，他天南海北地出差，今天在新疆，明天就去了海南。他觉得能学到东西，可是对自己的经济现状并不满意。一方面，他始终没有非常固定的雇佣关系。

摄像师 来源：Joycexu

影视传媒行业就像建筑行业，项目层层分包。电视台把拍摄权放给栏目组，栏目组雇佣文化传媒公司执行拍摄，大公司下面再找小公司，小公司最后找到摄像个人。如果不是科班出身的摄像师，很难与固定栏目组签约，进电视台更是难上加难。

像杨鸿这样的小摄像，只能依靠与小公司甚至一些老摄像个人的人际关系来获取拍摄任务，所以难免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闲死。另一方面，在北京生活的花销着实不小。去掉房租大头，有源源不断的人情开销——他毕竟要凭借这个获取工作机会，还有对自己日常打理的花销——他需要把自己拾掇得有个上档次的样子，毕竟，这是一个人靠衣装的圈子。

这样一年到头，杨鸿积蓄无多，还要补贴家用，他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一个夏日午后，他到朋友的学校去玩儿，说想换一个手机号码，“换个号码也许就转运了”。他在卖手机的小店里看了半天，最终选了一个号码，里面有好几个6和8。

杨鸿的运气确实变得更好了一些。他的拍摄技术越来越熟练，接一些片子日益游刃有余，整体工资水平在提高，也有了一群很要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然而，工作机会的不稳定性始终困扰着他。而且，依照他现在的收入，在北京真正落脚——也就是买下一套房子——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之后在哪里发展，成为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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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而来

2013年，经朋友介绍，杨鸿认识了在郑州做护士的女孩张萍。张萍的父母在郑州做生意，也希望她在郑州发展。经过一年的异地恋和对两地行业发展形势的再三权衡，2014年，杨鸿决定离开北京。他的老师和同事们都为他可惜，以他的拍摄能力，不在北京发展就有点屈才了。杨鸿也知道，在哪里工作都不会容易。但回郑州，至少可以和女朋友在一起，否则感情就难免无疾而终。可以说，他是为了张萍而做出这个决定。

回郑州的一年里，杨鸿换了两家传媒公司。工资水平大不如在北京的时候，加之行业整体水平的落后和同事们井底之蛙式的自负，他心中十分苦闷。与此同时，他和张萍的关系因为同在一个城市而稳定下来了，但未来会如何仍是个未知数：张萍的父母多少对他抱有质疑。

他们希望张萍找到一个比她家条件好的男朋友，能为她在郑州买房买车的那种，然后再谈结婚的事情。这对家底贫瘠的杨鸿来说，无疑是一记闭门羹。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龄，他就像大多数年轻男生一样，很难仅仅凭借自己的努力攒够在一二线城市的一套房子的首付款。

工作之余，他们见面，吃饭，逛街，看电影，像任何恋爱中的年轻情侣一样甜蜜恩爱，但能不能在郑州买房子，始终是两人关系中的一根刺。2015年，杨鸿决定自己创业，开一家传媒公司。

图片来源：红动中国

“在别人的公司里干，不是长久之计，只是短期内的平稳而已”，他说：“创业呢，也许一年就什么都有了，也许过了几年还是这样，靠运气吧。”注册公司需要启动资金，他手头没有积蓄，一个个找朋友借钱：“我的公司会好的，说不定一年就把钱还清了。”

杨鸿一向讲义气，朋友去北京的时候，他管吃管住，带着一起出去玩儿。到借钱的时候，听到那些推托之词，他觉得格外心寒。给公司起名字，托朋友设计logo，找中介办手续，着手运营和宣传，他忙得团团转，人更加清瘦了几分。

“给别人拍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开公司还是心理上承受的东西多。”张萍最初很是支持他，过段时间也就慢慢淡了。生活通过千篇一律的乏味，日复一日的无望，琐琐碎碎的堆叠，消磨志气，也消磨爱情。

他的公司开得磕磕绊绊，固定的员工只有自己，谈下来一个生意，就临时找人搭伙拍摄和制作。到了年底，无盈有亏，他给朋友打电话：“再坚持一年，明年年底还不行再说。”这是歉疚的解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鼓励。

2016年，公司略有起色，开始有一些固定的客户。客户再介绍新的客户，这是生意做大的开始。从2015年9月到2016年9月，公司收支平衡，没有再亏钱。在郑州拍片子的同时，杨鸿也接北京的拍摄任务，“哪边有活儿都拍”。正当他觉得看到一线生机，准备过了十一趁旺季大干一场的时候，父亲出事了。他跑前跑后，办手续、照顾、跟施工方谈赔偿，家里的事情全靠他处理，公司自然是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

图片来源：腾讯

让他更加难过的，是张萍的态度。“我爸住院快三个月了，她只在住院的第一天主动来看了一下，后面两次都是我叫她来她才来。”他每天发微信过去，张萍也表现得比较冷淡，不太愿意聊天。“自己都能感觉到，感情好像到头了。”他觉得一定是公司的不景气，加上父亲出事，让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才不愿意理睬他。

“我会尽力挽留。可是，如果她非要跟房子过一辈子，不是跟人过一辈子，我也没办法。我为她回来，用两年时间看清一个人，也值了吧。”在那个抱怨“不顺”的电话里，杨鸿叹着气对哥们说：“我真想哭。”哥们未及回应，就听到了他的干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 

下星期五

父亲的工伤赔偿十分复杂，进程缓慢。就像所有工伤的建筑工人一样，复杂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人事关系。杨鸿说：“我能给你画出一个人物关系图。”直接管理父亲所在的施工队的是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而工程是一家大型国企建筑公司的项目。出了工伤该谁负责，医药费谁出，赔偿谁给，两方推来推去，两方的不同部门之间转来转去。

从父亲住进医院需要医药费开始，杨鸿就陷入了他们毫无诚信和无可预期的推诿和拖延之中，还要忍受他们的种种高傲与冷漠。他愤怒不已，却无可奈何。他们耗得起，他耗不起，却必须陪着耗在其中。

11月21日，劳务公司要求私了。这个想法他们已经提出了好几次，这次说可以选个时间正式谈判。过了一个星期，劳务公司仍然并无诚意真的安排负责人出面谈判。杨鸿的耐心在一点点消失。按照一个处理过工伤赔偿的朋友的建议，他回到村子里把爷爷接过来，和爷爷一起到工地上向公司施加压力。

12月1日，劳务公司终于派人到医院确定谈判日期。从讲明可以谈判到终于可以商量谈判日期，十天时间已经过去——这是工伤纠纷中事情推进的惯常节奏。

12月2日，星期五。三方坐下来谈判，责任在劳务公司，而劳务公司的人赌咒发誓哭穷，上演苦情与无赖的戏码，把赔偿压低到20万元。杨鸿和家人已经心力交瘁，觉得只要父亲好了，能赔多少都无所谓了。对方承诺说，在下个星期五之前，一定会把钱打给他们。

下个星期二、三、四，每天他们都打电话给劳务公司，对方都说在安排。等到星期五，12月9日，他们去了公司问情况。对方说：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再等下个星期五，一定把钱打到。于是，又是一周漫长的询问，等待，询问，等待。

当我们回溯这件事情，这些日期、星期，对我们来说只是平淡的数字，但对杨鸿和家人来说，这些数字无休无止，滴答作响，分分秒秒具体得像压在胸口的混凝土一样。

14日，杨鸿打电话询问，对方说钱很快就没问题了，老板明天就去办款。15日，杨鸿再次打电话，对方说老板在借钱，其后杨鸿又打了四个电话，对方称老板一直在借钱。

12月16日，也就是他们许诺的又一个星期五，杨鸿和家人上午就赶到劳务公司，对方再次以没有钱相搪塞。当天中午，忍无可忍的杨鸿和家人到了工地，用链锁锁住工地大门，使吃午饭的工人们无法回到工地，以逼迫项目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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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公司的经理找到杨鸿，指责他说“你们这样做不对”。杨鸿说：“你不要跟我谈对不对，你要是跟我谈对与错，你们永远是错的一方！”与此同时，杨鸿的叔叔与门卫发生了冲突，杨鸿赶忙冲过去把两人分开，而杨鸿的母亲在激愤之下血压骤升，无法言语，站立不稳。

心痛、无奈与愤怒纠缠交织，杨鸿跑到母亲身边，对着现场所有的人大喊：“我爸在这个地方出事了，没有人管，就让他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妈妈又弄成这样！你们工地上的所有人，都不要给我跑，你们跑不了！我告诉你们，我有的是招治你们！现在只赔偿20万，你们都不解决，我让你们翻倍都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他大声地说着说着，说了很多话，仿佛不需要思考，那些话已经在他脑子里储存了很久。父亲的伤痛，母亲的愁苦，漫长的拖延与消耗，他这么多天都没有流出来的眼泪，似乎都变成了要说的话，从胸中喷涌而出。现场一片安静。

过了一会儿，建筑公司的经理走出来，对杨鸿说：“你再给我一个星期时间，到下一个星期三给，最迟星期五。”

12月20日，杨鸿打电话询问，对方称没问题。21日，星期三，上午，杨鸿和亲属来到办公室等待，对方承诺下午；到了下午三点，说在转账；又等到四点，对方说钱到不了账了。杨鸿对对方的忍耐和仅存的希望彻底破裂，他已经意识到，用温良恭俭让的方法不可能顺利地拿到赔偿，在正义的程序走不通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胡搅蛮缠。

他们拆掉了办公室的纱窗，砸碎垃圾桶扔到楼下——放在几个月前，杨鸿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像痞子一样做出这些事情。终于，生产经理出来央求他们回去，说明天会有领导来检查，让他们安心在医院等，会把钱送到医院。然而杨鸿已经完全不相信他们的托辞。第二天早上5点，杨鸿到工地锁住大门，后在对方“应对上级检查”的央求下打开。

到了中午，对方依然不拿钱来，杨鸿再次锁住大门，并拉下了工地的电闸，影响了项目的生产。下午4点，建筑公司的经理被迫接手此事，开始和杨鸿一起向劳务公司施压。

12月23日，又一个星期五。劳务公司仍然声称没有钱，建筑公司的经理同意代替劳务公司进行赔偿。接下来的平安夜与圣诞节，对多少人来说是放松身心的幸福时刻，对于杨鸿来说，只是又一个伤神的周末。12月26日，杨鸿与建筑公司签下协议，提交了身份证、银行卡号码等各种信息。建筑公司承诺在周五之前把赔偿款付清。

逢7转运

因为工作的缘故，杨鸿跑的地方很多，换了别人肯定一天发好几条朋友圈地显摆，但他一年只发几条，内容大都是鼓励自己。拍摄别人奋斗的故事，他会感动，说：“大家都在努力拼搏，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未来靠自己去改变！”生日那天，他换了个性签名：“一年一成长，也希望自己可以一岁一成功。”

父亲伤情好转之后，杨鸿就开始考虑，明年公司该怎么办。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杨鸿在郑州认识的两个好朋友来找他。他们一个擅长导演，一个擅长后期，希望来年杨鸿能跟他们一起创业。杨鸿也有这样的意思， “实践检验出的真理，一个人是不成的”。他们业务能力互补，设备拼起来也是一套完整的设备，彼此性格很像，谈得十分愉快，让杨鸿觉得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希望。

12月28日，杨鸿的母亲过生日。张萍提着蛋糕、水果、核桃来看望他们，让杨鸿觉得十分意外。“你咋知道的？”杨鸿问她。张萍说：“你之前说过一次啊。”杨鸿说：“你还记得啊。”张萍说：“我当然记得。”

后来张萍说，前段时间医院里搞院庆，又赶上全国三甲医院的评审，每天六点多就起来，晚上到家就十点了，确实很累。同时杨鸿也很忙。俩人互相顾不上对方，又都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那段时间过了，俩人心情都好了一些，说开了之后，发现其实也没什么，过了就好了。

12月30日，杨鸿的父亲拿到了工伤赔偿。

12月31日，杨鸿的父亲出院。距离那个在长白山中听闻噩耗的夜晚，三个月的时光已悄然而逝。

2016年结束了。

苟延残喘最终难以续命的公司，劫后余生的父亲，远了又近的爱情。这是杨鸿的2016。他承受了本不需要承受的东西，经见了太多人情冷暖，重新审视了很多事情，也变得更加清醒和成熟。不平坦的一年，随着新年的到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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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劝慰妈妈说：“16年的事情就在16年完结，17年大家都是好运气，说不定就发财了！”他也开心地对朋友说：“我小时候我妈就让人给我算过，我逢7就会转运，真的。从我23岁开始，每次算命人家都说，‘哎呀运气不好’，‘哎呀还是赚不到钱’。只有到了今年，算命的说，‘这孩子17年的运气会不错’。”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这愿望承载的，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重量。一个个悲欢交杂的年末岁尾，我们劝慰自己，不顺利会留在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本命年，或者有自己不喜欢的数字，又或者是算命的人说过会不太顺，不管怎么说，终于，它已经过完了。那么，新的一年，一定会变得更好。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我们在试图与命运谈判。我们知道这愿望要有行动的支撑，于是，我们说明年要更拼命，努力赚钱，和自己爱的人一起攒钱买房子，给她一个家，让宝宝有更好的环境。我们说明年会更孝顺，不再惹父母生气，不再让他们的鬓发多一丝雪意，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幸福能够更加放心。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我们才发现健康、快乐、顺利，这些我们曾经觉得平庸而不屑于在祝福语中使用的词，是多么美好而无限珍贵的祈愿和祝福。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我们在谈论这苍苍茫茫中的一丝小确幸，在谈论这美好又痛苦，已知又未知，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红尘人生。

谨以此文献给杨鸿，以及无数像杨鸿一样年轻的朋友。愿你们都能逢7转运，逢凶化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新的一年之中，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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